主持人语：
中国画史上的经典作品与画论著述大多出自画家之手，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非常紧密，这是中国绘画的特点，也是中国画艺术高度的稳定支撑点。随着现代美术教育的发展，研究与创作分科逐步细化，专于研究与专于创作的人成为理论家与画家。但历史上学问与技艺并重、艺舟双楫的艺术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但凡是在当代卓有成就的理论家都坚持艺术实践，且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大多有贡献的画家，也都注重素养的提高，且不乏专业的学术著述问世。［时代人物］陈醉在学术领域的影响广泛，他的创作也同样精彩纷呈。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艺术之路，了解理论与实践的兼容与共通；也可以从他个性鲜明的作品中找到他艺术的创作源泉与动力，参照并反思当代的美术创作。
——阴澍雨
陈醉（右）接受王红媛采访陈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部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画学会理事。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美术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理论研究室主任。
写艺术之裸体 竞时代之风流
——陈醉的艺术人生
王红媛
王红媛（本刊栏目主持）：陈老师好，大家都知道您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美术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艺术家。我知道早年您是先学习绘画，后来又在美术理论上取得很大成果，再后来又在艺术创作领域取得显著成绩。请您简单回顾一下这段曲折而辉煌的历程。
陈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我想首先应是得益于家庭教育。我的父亲是军人，黄埔六期的。他书法写得很好，偶有书画收藏。他很重视孩子的教育，并让我练习书法，这就从小奠定了我的书画基础。我母亲是在中山大学读了文科和化学两个专业的毕业生，这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妇女是极为少有的。母亲更喜欢文学，那时我家藏书就有巴尔扎克、大仲马等名著的译本，小时候就听过《三个火枪手》等故事。接受这些熏陶，因此启蒙很早。更深刻的还有母亲教我背诗词，她自己则常常吟诗，尤喜一些边塞诗，如“君问归期未有期”之类。长大后才明白，因为父亲是军人，今天出发明天能不能回家都不知道，借此排遣思念。我背会了很多唐诗宋词，这种“童子功”是日后难以重获的。
20世纪40年代，陈醉（左一）与母亲、哥哥在广州中华中路云台里寓所天棚。幼时“志向”高远，大人问长大了想做什么，答：“当总统。”其实那时并不谙总统为何物，只是常听大人以崇敬口吻谈论孙中山而拾其牙慧而已。后来真正的总统都逃离大陆，我这个“志向”当然实现不了了。小时候一老和尚给我算命，说此子相貌非凡，日后定能成大器，并要收为门徒。父母当然不依，并传作笑谈。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在童年的心田种下了“狂妄”的种子。可惜，“钟山风雨起苍黄”，我们家从南京回到了广州，后又回到了故乡阳江。家道一落千丈，尤其背上了一个“官僚”的家庭出身。幸亏读书还行，那是唯一的出路了。阳江一中至今都是省重点，那里有一批优秀的艺术和文学老师。我活跃在课余的美术组、文学组，还办油印的刊物。母亲见我取了笔名，说：“坏诡先生多别号，不要取那么多名字，将来竞选总统会分散你的票数。”其实就是提醒我不要骄傲自满。这时，我真正定下了志向：要当画家，也要当作家。1960年毕业，高考时，由于想“鱼和熊掌兼得”，报考了上海戏剧学院的舞台美术系。在这里要学美术，又能学文学——接触剧本，符合志向。恰逢当年高考放宽了一点点“家庭出身”的“门缝”，我才有幸挤进了梦寐以求的高等学校。这一步也就定下了我终身事业的方向。
1967年，陈醉为革命历史画创作画模特儿。
1976年，陈醉在江西写生。上苍继续送我幸运，入学后带我的导师是因中苏关系破裂刚从苏联列宾美术学院提前回国的周本义老师。他功夫非常扎实，手法和面貌都非常新颖。作品色调非常统一，大块面色彩，略带装饰性的造型。他很擅长用各种漂亮的灰色调子，很微妙。作画时直接用群青色起稿，调子的重颜色打底。先薄薄地画最暗的部分，再逐渐丰富画面色彩，厚堆亮部。在造型方面，他经常提醒我们，要重视形式感，注意外轮廓的美。所以画面有相当的主观性，略有构成意味。周老师给学院带来了一股新风。我常去老师家请教，他总是细心指点。看到好处，会来一句“有想法”，这就够我兴奋一段日子。学院为他举办留苏习作展览，那些油画太精彩了。尤其那些银灰调子的人物甚至人体，色彩太微妙了。暑期我有幸负责管理展厅，借此机会认真观摩临摹了一番，非常得意。老师的言传身教使我终身受益，我不但在绘画创作方面获得根本性的进步，而且直到读研究生时毕业论文写的就是形式感。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研究选题就是人体美——裸体艺术，这些跟老师的教诲和熏陶有着直接关系。
1978年，陈醉（右）考取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师从导师王朝闻先生攻读美术理论。
1980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张庚先生（前排右三）与同学们亲切交谈，前排右二为陈醉。1964年，我毕业分配到江西省工作。1965年下农村搞“社教”运动。1966年“文革”开始，全国大乱。当过报纸的编辑、记者，兼搞摄影、插图。为美术界做了一件大事——参与筹办和领导“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四十周年美术作品展览”，因当时是“最最革命”的活动，这个展览很受重视，从全国各地调艺术家来参加创作和工作。因为当年全国只有这一个展览，所以影响很大。展览保护了一批老艺术家，培养了一批青年美术人才，应该载入地方的美术史册。1968年我被下放到井冈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户口也得随迁下去。因为业务水平小有影响，很多单位想抽调我，但都因“家庭出身”被“政审”卡住。于是，决心最大的江西人民出版社采取“借用”的方式将我先调回来，从事编辑和创作工作。1974年国家开始重视教育，恢复“文革”初期被“砸烂”了的江西省文艺学校，我才正式调动回来当教师。历时六年的下放生活终于结束，落在边远山区的户口也回到了省城。
1988年，陈醉在北京国际书展上为《裸体艺术论》签名售书。
2001年，陈醉在“第十届印度国际艺术三年展”的国际绘画营活动中代表所有外国画家讲话。1978年，我与幸运再次招手——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这是千载难逢的自己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唯一一次机会，我当即卖掉了家里唯一可以变现的不动产——凭票新买的名牌缝纫机，用作去上海、北京的初试和复试旅费，终于考上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成为王朝闻先生的研究生。这是我命运的第二次重大转折。研究生的三年理论深造，我没有放弃绘画。周日坚持作画，外出写生。毕业后我专注裸体艺术选题研究，1987年11月专著《裸体艺术论》出版，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国家级有关媒体都予以报道。专家称，专著的出版“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乃至文化史上都具有特殊意义”。多年后，凤凰卫视称“这是一本改变了整整一代人艺术观念的书”。专著体现了我学术研究领域的阶段性成果，而绘画创作实践探索也开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2006年，文化部副部长兼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右二）与博士生导师陈醉（右三）在毕业典礼上与学生合影。
2009年，陈醉与文艺界政协委员交流。王红媛：陈老师，您的油画和水粉等西画作品散见于很多出版物，您的油画创作多吗？在不同时期有什么变化吗？不同时期的油画作品也寄予您对艺术的多方面思考吧？
陈醉：我的油画作品不多，主要是多了就没有地方放了。中国画我很重视那种空灵的感觉，书写的意味。油画则更重视那种厚重、强烈的感觉。很多人看了我的画作很惊奇，头一次看到那么漂亮的色彩效果。对色彩敏感，对形式感重视，且运用自如。这都是老师教导的功劳，当然，认真研究过印象派、点彩派也很有帮助。上世纪80年代，我对现代主义的也做过一些尝试，还参加过中国当代油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及日本巡展过。
2012年，陈醉（站立者）在“中华文化传承与两岸文化产业合作”座谈会上发言。
2017年，陈醉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王朝闻学术讲坛”作《百年风雨读人体》的学术讲演。王红媛：您的书法水平非常高，书法作品非常多，还能现场书写丈二尺幅大型草书作品。喜欢您书法的人很多，常议论说您其实是个一流的书法家，但是您并没有加入书协。想请您谈谈您的书法艺术风格是怎么炼就的。
陈醉：谢谢大家的厚爱。前面说过，我从小就练习书法，这个童子功很重要。“文革”时，都要我来抄大字报。那年代每个单位大厅里都有一幅语录，后来陆续发表了一些毛主席诗词的手稿，很多单位又请我临摹放大，用诗词置换那些语录。我一时成了名人。那时每天规定有“学毛著”的时间，称“雷打不动”，但我可以堂而皇之临摹主席诗词手稿。后来干脆就临怀素《自叙帖》。很快有人揭发我在雷打不动时间抄“封资修”，我解释说主席也是学怀素的。正好没两天毛主席接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并送给他一本怀素《自叙帖》，这则新闻救了我。后来米芾、黄庭坚也临，别人也搞不清楚了。那段时间的临摹、实践对我书法水平的提高至关重要。书法能写出个性的确不容易，那既是功夫的积累，也是人格的下意识流露，不可刻意追求。行家认可，观众喜欢，足矣。协会并不重要。我只参加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招牌挂多了，就越发业余了。
陈醉 金色的薄雾 水粉 29×22厘米 1963王红媛：您中国画创作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吧？我印象很深的是，您有一个中国画组画，表现80年代精神，人们开始追求服饰美，把那个时代女性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传神地表达出来。您选择用中国画创作裸体题材是在《裸体艺术论》出版之后，您的中国画创作有哪些特点呢？您的裸体人物画常常画年轻的女性，很健康活泼，表现了一种率意自由的精神，也反映了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
陈醉：是的，应是《都市经变图》吧。作品就是表达20世纪80年代新旧观念碰撞、人们奋发向上的变革时代精神。美女画得很摩登，都是着衣人物。今天我们侧重谈的是裸体人物。裸体艺术研究，对象主要还是西方的。中国画主流没有裸体题材类型。对裸体艺术创作实践，我选择从中国画切入。中国画由于历史上的空白，所以留给我们探索的空间许多。评论家给我定位，有说是“文人画”，有说是“学院画”。其实两个都对，就是具有文人画精神的学院画。所谓文人画精神，首先是心灵的自由和文化意蕴的体现，然后是制作过程中的主体随意性与材料物质性的统一，样式上的诗书画印融为一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用狂草在“写”人体。笔走龙蛇，在淋漓酣畅中捕捉那意趣天成的效果。将草书与女性人体形象融在画面中，再加上特殊的表情、体态的塑造，也许这种对立统一本身就会激起人们某种特有的审美心理，形成一种难以名状的意味。但另一面，正因为如此我又不能完全靠“天成”。在创作过程中，我都非常着意于造型、构图甚至构成，这在文人画中是没有的，又用上了我的西画基础甚至西方现代艺术的创作观念。我融进去的是另一个体系的基因，所以显得清新、匠意，独特、异趣。所以，你的感觉是非常准确的。
陈醉 水乡清晨 水粉 40×25厘米 1963王红媛：您的裸体题材中国画和传统文人画的关系是怎样的？文人画重诗书画印俱佳，您的书画不必说，配合这些裸体绘画是否还有一些诗词？
陈醉：我这个是学院画，也可以说是文人画观念主导的学院画。我有很深的对笔墨的认识。书法修养在发挥作用，我的中国画真正融进书法的笔法。用书法的感觉和观念来书写女性人体。懂书法的人说我的画是狂草写出来的。有专家评说：书法和造型本来是非常矛盾的东西，但是我把它融合好了，就能产生一种很强烈的张力感觉。我画的东西不是纯粹从中国画入手的，人物形象是从写生而来，创作里有油画思维。有西洋画的结构、色彩、构图意识。传统的中国画对这些都不太重视，从临摹入手的中国画家不会像我这样构图。我很重视余补颜色的对比运用，颜色虽少，也可以用得恰到好处。中西绘画两边的精髓我都掌握了，把他用在一个地方，效果就妙不可言了。
陈醉 少女头像 布面油彩 26×37厘米 1979感谢父母，幸亏从小要我练书法、背诗词，有了这个底蕴，今天也派上了大用场。画作的题款，书法的题词题诗，我都是自己创作。或整首诗词，或其中的诗句。当然，这种方式是挺考验人的。最精彩的故事是，一次在某大学题词留念。一位校领导说自己是学数学的，虽然因工作需要安排到了领导岗位，但心里常常在怀恋着数学，所以希望诗句里面最好有“数学”两个字。在场的人当即笑议开了。沉吟片刻，我挥笔写下“天行有数，学业在勤”八个大字，既有诗意，又含哲理。书法不用标点，“数学”两字连在一起。原本凝固了的气氛，被一阵突然爆发的掌声打破……
陈醉 未逝的颤音 布面油彩 48×88厘米 1987总之，文人画，还有许多学问等待我们去研究。如在题诗用什么字体、大小、如何排放，以及用什么印、钤什么位置等，都是需要精心琢磨的。只有这样既感性又理性，才有可能给人以匠心独运的感受。
陈醉 早安，艾斯梅拉尔达 纸本设色 2009王红媛：您有没有比较大型的代表性绘画作品，您的创作里哪一类自己最满意呢？
陈醉：我的代表作有油画《火祭》、中国画《长恨歌》、书法《微雨田桑》等。就画幅而论，油画不超过两平米，中国画不超过过六尺，都够不上“大型”。书法有大的，收藏的不算，陈列出来的最大的长度就有八米，够“大型”了吧？就场面而言，十几二十个美女算大么？《桃花江》二十个美女，还真有观众来电话问作品有多大。我说四尺整张，他很吃惊，他以为很大。这说明画得好。相反，有的作品尺寸很大，但在画册上看却像连环画。在中国，裸体人物画不大好做大型的和“重大”题材的创作，借题发挥，我也就是找到了杨玉环和女娲了，所以只有《长恨歌》和《女娲传》。不过，她们所经历的历史事件也够得上“重大”了吧？
陈醉 桃花江 纸本设色 138×68厘米 2013中国画我比较喜欢和擅长的是画面简练的那一类，这类画难度更大，除了具备熟练的技巧、新颖的构思，还需有发现和驾驭偶发因素以创造意境的敏感和匠心。
陈醉 春色斓斑俏枝头 纸本设色 68×68厘米 2013王红媛：美术研究对艺术创作最主要的帮助有哪些？您是怎么平衡理论研究和艺术创作，能够在两个方面都取得成功的？
陈醉：搞研究，必然看得多，思考得多，眼界就会宽、境界就会高。如对欧洲各种流派的作品，我都会看、会对比。除了对它们做史学、社会学的分析，还多一双眼睛，即琢磨他的画法，选择可以吸收的东西。各种艺术理论研究多了，会影响自己艺术方向的选择。也许更宽容，也有可能越来越偏执。这与各人的个性有关，不存在好坏。前者可能更乐意多方尝试，予以否定、产生飞跃。后者可能因找到精神支柱，反倒更执着，可能达到炉火纯青。严格地说，没有文化的艺术家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文化不一定是学历，真正的艺术家一定是终生在努力学习的。
陈醉 薄雾幽香 纸本设色 110×68厘米 2014研究与创作的平衡，贵在坚持、切忌放弃。也许一段时间一方面很偏重，但另一方面绝不能放弃，一放弃就难以回收了。研究生期间，绝大部分时间是学习、是研究，但我还是坚持星期天画画。正是保留了这一天，十年后“重点转移”时我拿起画笔就可上阵了。现在就更自由了，我的生活是“三三制”，研究、创作、社会活动各花三分之一的时间。我的志向是“鱼和熊掌”都想吃，我应该说都吃到了。有记者问我“何谓幸福”，我答“愉快地劳动”。人人都要劳动，有人八小时不愉快，到第九小时才愉快，但收入很高；有人八小时愉快，到第九小时也愉快，但收入不很高。我选择后者！（本文由访谈录音整理，经陈醉审阅）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18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