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紫砂器大致具有古拙、凝重、质朴、厚重的风格，此种遗风并不因朝代的更迭而突然终止。但是经由战乱，宜兴制陶业尤其紫砂壶业受到冲击，紫砂文化因之陷入萧条。明末清初的著名文人陈维崧想赠与朋友两把品质比较好的紫砂壶都觉困难，他在《赠高侍读澹人以宜壶二器并系以诗》中写道：“百余年来迭兵燹，万宝告竭珠犀贫。皇天动运有波及，此物亦复遭荆榛。”

　　然而，新政权渐趋稳固，经济逐步恢复，江南很快便有了繁荣景象，紫砂业也重新振起。清初一些老艺人开始重操旧业，他们大多未能摆脱前明简劲、古朴、厚重风格的影响，所制砂壶基本承袭着前朝遗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艺人则是惠孟臣。

　　关于惠孟臣的生卒年有人以为是明天启、崇祯年间，但在晚明周高起所著《阳羡茗壶系》并未收入此人，以惠孟臣的制壶技艺和在工夫茶法中的影响力，这样一位重量级艺人周高起是不该遗漏的。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惠孟臣并非晚明而是康熙、雍正年间人。因孟臣所制砂壶后来各朝仿制极多，真赝实难准确区别。但不管真伪，其风格是较一致的，都具有小巧、简约、流畅、实用之美，明代审美倾向显而易见。如此小壶极受闽南、潮汕地区茶人喜爱，所以便有“小壶必曰孟臣壶”“壶必孟臣”的说法。

　　比惠孟臣稍晚的雍正、乾隆间名家恵逸公的风格也基本未受到康雍乾时代华丽繁复风格的影响，延续着明代趣味，作品雅致脱俗、古朴可爱，与孟臣相近，故世称“二惠”。王友兰、华凤翔、邵元祥等制壶高手亦多承袭晚明紫砂壶的风格。他们虽然也善于制作粉彩、炉钧釉、蓝釉等受时风影响的砂壶，但尚未丧失其人文气息。比如《阳羡砂壶图考》之“别传”一章即有记载：“友兰，顺、康间人，康熙四年乙巳尝制‘拙政园茗壶’，恽南田为之记。”《茶燕录》整篇记录下恽南田之记，文笔堪与晚明小品媲美。据此可知王友兰制壶之风雅。《阳羡砂壶图考》更明确记载了康熙朝华凤翔的制壶风格为：“善仿古器，制工精雅而不失古朴风味，别臻绝诣……全壶巧而不纤，工而能朴，可称神品。” 据当代多处所藏其制作汉方壶的雄浑古朴、大气精雅来看，此等断语不谬。这些评价置之明代家具、书画、紫砂壶上亦绝无不可，华凤翔的传承如是。此种风习，即便是在绝顶大师陈鸣远身上也有体现，他的光素器艺术成就绝不在花货之下，历来不被人们重视则是被他花货大师的盛名所掩盖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