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生铁，潘飞    

　　龙是不是扬子鳄的化身？阿房宫是否根本就没建成过？4000 年前地震将至，父子残骸身边的碗里留下的又是什么食物？这些疑问或许能在“考古中华”展中得到一个(起码在目前是)肯定的答复。7 月30 日-10 月10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首都博物馆共同主办的“考古中华”大型展览在首都博物馆举行。它是整个中国考古学界研究成果首次最系统、全面、立体的一个展示。许多国宝级文物，通过这次展览首次与国内观众见面，其中包括汉代的错金镶红宝石的铜金钱豹、北朝人面瓦、5000 年之久的安徽尉迟寺立鸟神器、钱塘江流域距今9000 年前后的稻米等。观众可以从展览中直观地了解到一个个中国考古“之最”。

　　看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的“考古中华”展，最大的感受是与以往的文物展览有很大不同。它并不是一个历代文物精品的大荟萃，丝毫没有炫耀的色彩。它更像是一本立体的、活动的新中国考古“专刊”。

　　一步入展厅的大门，黑色的展台上陈列着一件件极其珍贵的物件儿，气氛庄重沉郁，又瞬时像走进一条由珍贵文物和图片资料构成的时光隧道中，几乎让人恍惚间顿生错觉，以为穿越至某个远古的朝代。侧耳用心倾听时，各种青铜器、玉器、瓷器、陶俑、金银器这些无言的珍贵器物似乎在向人们吟诵一首恢弘的文化演进史诗，演唱一曲磅礴的文明发展颂歌。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首都博物馆在共同策划本次展览时，更加突出其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而不是展品的观赏性。与中国各省属、市属或专题博物馆里陈列的精美绝伦的各种器物不同，本次展出的430 多件展品大部分并不精致悦目，甚至呈现出一种特有的“拙”，凝重而厚实，并不追求视觉上的冲击力。它们经历岁月的洗礼和沉淀，蕴藏无数信息，将语言承载不了的历史浓缩其间。

　　本次文物展品均配以大量的文字展板说明，并且按照时代的发展以及考古科学的发展为坐标，试图给参观者以密集的信息量，并为公众更正了很多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习以为常的“史实”。

　　最全面的展示

　　留下较深刻印象的，是摆在一个玻璃柜子里的几个人头骨。它们的主人分别属于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朝代、不同民族。通过这些头骨，展览试图说明考古学是如何通过人骨来了解古代人群的种族、生活方式、食物构成、疾病状况、生存压力、经济模式、行为特点、社会组织结构等多方面信息的。这样的展示是首次在国内的考古展览中看到。

　　展厅中专门还有一个“科技之力”的展示部分，试图向观众传递科学技术对考古学的重要意义。从中我们可以知道，从1928 年河南安阳小屯村第一次开始对殷墟的科学发掘，到1965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立起第一个碳十四年代学实验室，科技手段就是解决考古学问题最有利的工具之一。1995年考古研究所成立了“科技考古中心”，涉及到科技考古的各个方面。“考古空间信息技术”包括使用测量型全球定位系统(GPS)和电子全站仪进行发掘现场的遗迹测绘，运用遥感影像处理技术、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对多重信息进行集成处理，实时掌握考古遗址及其周边环境的变化特征。考古物理勘探方法，是运用各种探测手段发现地下物理异常现象，从而探测古代遗迹。而环境考古则是通过遗址及其周边环境的考察和采样分析，研究当时的水文、植被、地形地貌、气候、土壤、动物等自然环境，研究自然资源、自然灾害对区域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了解古代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认知和利用。而我们碳十四测年技术、土壤分析和古DNA 分析，则从不同的时空范畴使我们能还原古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除去“科技之力”，展览还包括了很多非常有趣的部分。例如在“沧桑巨变—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部分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华南和华北在新旧石器时代交替时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在“谷豕是飨—史前农业和家畜饲养的起源和发展”部分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先民开始畜养鸡、犬、马、羊、牛等家畜的时间和地点，而如果某种家畜的饲养不是起源于中国境内，又是什么时候从什么地区所引进的。在“文明曙光—文明化进程和多元一体格局”部分，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从公元前2300 年起的陶寺文化遗址出土的彩绘龙纹陶盘开始，“龙”的形象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区的演变发展。而在“王朝崛起”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二里头文化作为夏王朝国家的遗存，它是如何强势地向四周辐射，其影响北达燕山、南至长江流域、东及豫鲁交界、西到甘青高原。在整个展览中，许多我们熟悉的有关中华文明延续的说法、观点都得到了验证。龙是不是扬子鳄的化身？阿房宫是否根本就没建成过？4000 年前地震将至，母子残骸身边的碗里留下的又是什么食物？这些疑问或许能在这个展览中得到一个(起码在目前是)肯定的答复。

　　整个展览看下来，似乎觉得不是很过瘾，文物也以夏、商、周早期文物为主，其他时代文物为辅。但这次展览给人的信息量却很经得起人们反刍。除去文字资料外，还有考古现场的发掘模型，以及首次公开播放的《陶寺观测台观测缝的解剖》、《殷墟54 号大墓的发掘》、《龙泉窑遗址的发掘》等考古纪录片。唯一使人略感遗憾的是诸多精彩的文字介绍资料均只有中文。

　　值得一提的是，在最后一间展厅，展出了一张中国全图，上面贴满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就职过的和已故前辈的照片。他们象征着自考古研究所成立60 年来，以夏鼐为代表的新中国前后四代数百位考古学家为中国的考古所做出的贡献。考古学家们来自全国各地，为着一个相同的目标奋斗，这些照片使整个展览充满了人情味。

　　中国乃至世界考古之最

　　许多国宝级的文物，通过这次展览首次与国内观众见面，观众可以从中直观地了解到一个个中国考古“之最”。

　　据考古所现任所长王巍介绍，这些“之最”主要包括：华南地区最早的陶器(距今约12000 年)；内蒙古赤峰兴隆沟遗址出土、世界上已发表的最早的黍(距今约7600 年)；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最早的家猪(距今约9000 年前)；内蒙古赤峰大甸子出土的迄今最早的家鸡(距今约3600 年)；陕西临潼白家遗址出土的最早的彩陶(距今约7000 年)；

　　陶寺遗址出土的最早的都邑、最早的玉圭和玉钺等仪仗用具、最早的铜铃和容器残片、最早的朱书文字、最早的陶板瓦、最早的可能与观测时令节气有关的特殊遗迹——“观象台”、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距今4300 年-4100 年前后)；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中国最早宫城、最早带中轴线理念的宫殿群、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最早的青铜容器群和青铜武器、最早的仪仗用玉石器群、最早的用车痕迹—车辙、最早的镶嵌绿松石龙形器；最早的商代都城—偃师商城和最早的左右两两对称的宫殿群及最早的建于宫城中的后花园、迄今所见规模最大的商代单体宫殿建筑—洹北商城一号宫殿；

　　殷墟迄今所见唯一一座未被盗掘的商代王室墓葬、出土遗物之多质量之精美堪称商代考古之最的妇好墓；殷墟发现的中国迄今最早的马车；沣西张家坡墓地出土的牺尊是迄今所见最为精美的西周青铜器；前掌大墓地出土的嵌蚌片漆饰是迄今形体最大的螺钿漆器；琉璃河燕国墓地1043 号墓出土漆是形体最大、制作最为精美的西周螺钿漆容器；汉长安城和洛阳城发现的南郊礼制建筑是迄今最早的皇家祭祀建筑群；汉长安城发现的武库是迄今最早的皇家武库；汉长安城未央宫发现的迄今所见数量最多的汉代货签；唐长安城与隋唐洛阳城发现的圜丘和天堂是迄今年代最早的皇家祭天天坛。

　　此次430 多件展品均为考古发掘所得，没有征集品、传世品、收藏品，有很多是迄今发现的考古资料中属于中国乃至世界之最。7 成以上的珍贵文物第一次从密闭的暗室走入公众的视野，连缀、串接起中华文明的链条。其中，“华北距今15000 年前的刃部磨制的石铲与弓箭箭头”、“钱塘江流域距今9000年前后的稻米”、“接近5000 年的安徽尉迟寺立鸟神器”、“4000 年前陶寺的毛笔朱书文字与瓦、黑彩蛇形龙盘”、“汉代最为精致的错金镶红宝石的铜金钱豹”、“北朝人面瓦件”等均为首次公开展出。

　　10000 年前的“中国人”

　　本次展览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板块性”和“专题性”，围绕考古学研究的一些重大课题展开，从农业的起源、文明的发展到中国古代城市的出现，再到中外文化交流。展览分为18 个部分，包括“沧桑巨变”、“谷豕是飨”、“家园变迁”、“文明曙光”、“王朝崛起”、“辉煌殷商”、“礼乐大成”、“巍巍帝都”、“幽冥陵寝”、“窑冶之术”、“佛教繁盛”、“西域风情”、“科技之力”、“范金合土”、“化腐朽为神奇”、“走出象牙塔”和“继往开来”等。以文物、历史和考古课题为主线，全面勾勒出中国古代历史的轮廓，而不是简单、粗糙地以朝代更迭的演变为脉络展开。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展览中对距今10000 年前后文化变化的特点、农业与家畜起源的状况、中国文明曙光的展现与王朝的崛起等学界重大课题的展示。而史前地震灾难遗迹、如何将尸体解肢后埋葬、夏王朝之前的尧舜时期都城探索、商代甲骨文如何从地下取出并释读、象征中国古代文明的青铜器是如何制作的、古代开颅术的形式、如何分析古代人的食物结构等各种热点议题，也是社会公众渴望了解的问题。

　　比如，“沧桑巨变”关注的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这是人类发展史上沧海桑田般的巨变，也一直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的重要课题之一。山西沁水县下川遗址出土的细石器和陕西宜川县龙王出土的磨制石器为代表的华北模式，以及广西临桂县大岩遗址出土的砾石和陶器为代表的华南模式均充分说明，在距今约2 万年至1 万年左右，我们的祖先已经离开寒冷的冰河时代，沐浴在全新世温暖的阳光之下，逐渐学会了烧制陶器、磨制石器、驯化动物和定居村落，开辟了人类从攫取性经济到生产性经济转变的新纪元。

　　“家园变迁”关注的是史前聚落的出现、发展和扩散。展览主要以文字和图片为主，展示在距今1 万年前后，中国的原始先民如何选择河谷丰腴之地，营建聚落，死后聚族而葬。从“定居聚落的出现”，到仰韶时代“史前聚落的发展”，再到新石器时代“聚落的扩散”，充分展示了聚落形态的嬗变。当然，这条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坎坷，青海省东部民和县喇家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了距今4000 多年前该地发生的一场地震灾难。由于地震后又发生山洪等地质灾害，整个村子被埋。考古发掘中，灾难发生瞬间的原状呈现在考古队员面前，而此间的大爱也感动了每一个人。

　　一处发掘出来的房屋中，靠近房门的地方，一名成年男子俯身趴着，身下护着两个儿童。“考古的时候，我们似乎能够看到，房屋剧烈的摇晃中，男子希望带着孩子冲出门去。但是这一瞬间，灾难发生了，无奈之下，他选择趴下保护孩子。”同时，遗址东北角有一只倒扣在地面上的陶碗，里面有4000年前小米做的面条，这一重大发现，以实物证明中国人最早发明了面条。

　　最早的文字与最精美的“龙文化”器物“文明曙光”关注的是文明化进程和多元一体格局。大致从距今5500 年左右，中国各主要史前文化区普遍启动社会复杂化进程。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异彩纷呈，各有特色，同时也发生了以庙底沟类型彩陶的扩张和玉礼器的传播等为显要标志的大规模文化整合运动。这个部分堪称整个展览中最华彩的篇章，这得益于山西陶寺遗址考古成果的展示。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中国最早的都城为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华文明起源于距今3700 年左右的夏商时期，而关于夏禹前的尧舜历史从未被考古证实过。然而，距今4200 年-4500 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可能至少将文明时代形成的起点向前推进了500 年。陶寺遗址第一次从考古学意义上证明了尧、舜、禹文明可能实际存在。本次展出的一件陶寺文化早期的彩绘龙纹陶盘就是证据之一。

　　陶盘直径大约50 厘米，内饰盘龙，龙的口中叼一根松枝。中国社科院考古专家分析，这象征着墓主的身份和等级，说明墓主是城中的统治者，当时的等级划分已经形成。考古界推测，该龙盘可能是当时王室使用的礼仪用品。而展厅里陶寺遗址出土的一块瓦片，则“泄露”了尧舜当年的生活信息。专家说它出自宫殿区，背面有泥，周边有白灰边勾缝迹象，因此判断其为宫殿屋顶上的板瓦，陶板瓦解决了建筑屋顶外装修技术上的漏雨问题，开创了古代历史上建筑用瓦的先河。

　　另外，一件残破的陶质扁壶，虽然貌不惊人，然而“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的铭牌彰显着它卓尔不群的身份。扁壶上有两个红色字符。若仔细观察，字符有类似毛笔书写特有的笔锋，其中一个字符形态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但背面另一个红色的字符至今仍无定论，目前存在很多种解释，如“命”、“易”、“尧”、“邑”、“唐”等，争论很多，但基本上都倾向于认为这个文字早于甲骨文。人们一般认为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这两个陶寺字符的发现证明，甲骨文实际上只是较为成熟的文字系统。考古所信息中心主任朱乃诚表示，陶寺遗址年代大体相当于我国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这两个字是迄今为止最早的汉字系统的文字，如果能确定后一个字是“尧”，基本上就可以判定陶寺遗址就是传说中的“尧都平阳”。

　　“王朝崛起”关注的是洛阳盆地的二里头文化。作为初兴的夏王朝国家的遗存，二里头文化成为东亚地区最早跨入青铜时代的核心文化。这里曾出土几件绿松石铜牌饰，本次展览在展厅的显著位置挂出了这件绿松石龙形器出土时的照片，它由2000 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长64.5 厘米，造型新颖，碧绿光亮，其年代为公元前1700年前后。龙首部较大，为四边梯形：龙头略呈椭圆形、吻部略突出，两侧旁有卷曲弧线表现的龙须；以3 节半圆形青、白玉柱组成额面中脊和鼻梁，鼻端为整块的蒜头状绿松石，硕大醒目；眼为梭形，眼眶内另嵌绿松石为眼角，以弧凸面的圆饼形白玉为睛，形象而有神。龙身呈波状曲伏，中脊微凸，两侧下斜，从颈部至尾部以中脊线为中心，将绿松石片粘嵌出12 个依次排列的菱形纹，龙尾内卷，栩栩如生。专家称，中国古代“龙文化”遗存种类虽多，但以前的发现大都集中在商代至明清时期。随着良渚文化的龙首玉雕与龙纹陶器、陶寺遗址彩绘龙纹陶盘的发现，“龙文化”遗存唯独缺少了商代之前、陶寺文化之后夏时期的部分。二里头文化绿松石龙形器以及一批龙文化遗存的发现与辨识，填补了这个缺环，使得中国“龙文化”遗存从公元前4000 年前后至现今的连续发展演变线索得以揭示。

　　看完“考古中华”展，不禁有这样的感叹：考古工作看上去是如此冷清，整日与死寂无声的泥土、文物打交道；同时，它又是那么庄重，历史的真相由它来挖掘、考证与验明，每一件看似已经死去的物件，在考古工作者的手中都仿佛起死回生，重新焕发出光彩，等待更多有心的后来人，去不断地发掘和完善。据悉，“考古中华”展之后还将移师上海、广东、湖南等地进行巡展，条件成熟时还将努力推动前往中国港澳台地区展出。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 迄今还没有一例确凿的考古学家造假实例文

　　B=《外滩画报》

　　W= 王巍

　　B：“考古中华”展览分为若干专题陈列，而并没有严格按照历朝历代的时间更迭轨迹来展开，比如代表中国古代文明最高峰的唐代，就着墨不多。为什么会采用这种方式？

　　W：本次展览是为了展示我所建所60 年来的主要成果。它既不同于一般历史博物馆的通史展，也不同于文物精品展。整个展览基本上是体现我所的主要研究领域和课题的成果，如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农业的起源与发展、史前的聚落和埋葬、文明起源、各个时代的都城、丝绸之路和佛教的传播为主要内容的古代各地区的文化交流等等，还设计了新兴的科技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公共考古。在此前提下，展览基本按年代顺序展开，照顾了各个时期展品的平衡，对中国古代最为辉煌的唐代和汉代，也没有在展览面积和展品数量上给予特别地对待。另外，我所60年来在古代都城领域的工作，主要集中于都城本身的布局及其所反映的历史面貌，发掘的墓葬较少，因此出土的汉唐时期精美的文物不多，也是客观原因。

　　B：本次展览的430 多件展品中，许多都是首次公开展出的珍品，请你介绍其中最具学术价值的几件。另外，有些展品，显得很拙，比起各省份及其他专业博物馆里陈列的展品，显得不够精致，是否可以理解为考古所收藏的诸多古物更讲究其学术研究价值？

　　W：430 多件展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本身并不十分精美。因为我们考古研究与文物鉴赏不同，并不是以文物的精美程度来衡量其价值的，我们最为关注的是其学术价值。因此，有些看起来并不吸引眼球的展品学术价值却可能是很高的。比如，湖南出土的距今约1 万年前的栽培稻米，表明稻子至迟在将近1 万年前已经被栽培了，中国是世界上年代最早栽培稻子的地区，可能是栽培稻的发祥地。广西桂林地区出土的距今约1 万多年前的陶片，表明华南地区是世界上最早制作和使用陶器的地区之一。

　　当然，在注重展品的学术价值的前提下，我们也尽可能兼顾展品的欣赏价值。如内蒙古赤峰兴隆洼遗址出土的距今8000 多年的玉，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玉器，且它可能在距今7000 年左右向东传至俄罗斯的沿海州和日本列岛东北部。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精美青铜器和玉器也在展览中展出。限于展室面积等原因，对一些不太精美但学术价值很高的展品，我们没能够充分地说明其学术价值，这是个不小的遗憾。

　　B：过去的60 年间，考古所相对低调，从未举行过如此大型的展览，那么，选择这个时间点有什么讲究？为什么不是成立30 年或者50 年的时候？下一次如此重大的汇报展可能会是什么时候？

　　W：本次成果展是1990 年我所建所40 年举办成果展以来又一次举办成果展。按照中国古代的纪年习惯，60 年是一个甲子周期，比50 年要隆重。下次成果展也许会在建所80 年时搞吧。那时，考古研究所在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古代城市的发展、边疆地区考古、外国考古等方面的研究都会取得显著的进展，科学化、国际化、大众化等方面都会取得长足的进步，应当会跻身世界著名研究机构的行列，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会远远高于现在，在社会上的声望和影响也会大大高于现在。

　　B：“陶寺遗址”的成果展示可能是本次展览中最具分量、也最具话题性的一部分，堪称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考古手段的一次完美结合。相比过往相对简陋原始的考古方法，你如何评价科技在考古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及它对原有考古方法论带来的冲击？

　　W：这次展览中有很多涉及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的内容。自然科学技术手段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地应用于考古学研究，是当前学术界的一个潮流，给考古学带来了十分重大的变化。它给考古学家装上了望远镜和显微镜，使考古学家能够看到更加久远的过去，能够更加具体、详尽地了解过去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并不能取代传统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如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而是两者相辅相成，是一种成功的结合，是考古学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其中的表现之一就是“实验室考古”的兴起，即在实验室内，将从田野取得的资料进行细致的清理、测试和分析，以期最大限度地获取古代人们生活的信息。

　　B：本次展览除了具有庄重的学术价值，也是对公众一次极好的普及和宣教课程，“公共考古”是近年来被考古界极为推崇的一项新命题，考古所会有哪些更科学的方式让普通百姓接近并了解相对专业、严谨的考古工作？

　　W：这次展览中，有单独的一部分为“公共考古”。目前，公共考古，即对考古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已经日益成为考古学家的自觉行动，成为其回馈社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形式之一。2008年，我所成立了公共考古中心。几年来，中心通过举办“走进考古现场”(主要是二里头、殷墟等古代都邑性遗址)、举办玉文化论坛、开办考古与文物鉴赏研究生课程班(在北京、上海)、举办公共考古论坛等各种形式，宣传普及考古知识，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B：河南曹操高陵发掘以来，关于其真伪的争论蔓延到了整个中国舆论界。合理的学术争鸣固然在情理之中，可近来关于造假一说甚嚣尘上，你怎么看？

　　W：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听说过一例确凿的考古学家造假的实例。常常被人提到的日本的旧石器造假，实际上造假者恰恰并不是专业的考古工作者，而是从考古爱好者介入到考古发掘工作中的。此人利用专业考古工作者遵守职业道德和求真务实的传统，实施了考古学家们连做梦都不敢想的造假行为。目前，围绕着曹操墓的真伪问题，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提出考古队参与造假，这是对考古学求真务实的传统和考古工作者职业道德不了解所致。我不能苟同。可以说，考古学是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与自然科学最为接近的学科，也是最求真务实的学科之一，秉承“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的原则来行事。虽然对一些考古发现的解释上会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但造假则是和考古学家的言行准则扯不上的。任何一个考古学家都不会轻易地给其他同行安上造假的罪名。对于社会上关心曹操墓的朋友们，我们也奉劝大家要冷静，要重证据，不要人云亦云，不要上当，不要随便给考古学家安上学术造假的罪名。

　　诚然，在学术界，学风浮躁者有之，弄虚作假者有之，但他们都是少数，尤其在考古学界，绝大多数的考古学家是严谨踏实、尊重科学的。不要因为学术界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而把学术界也看成一团漆黑。更不要因为有些学科乃至社会上存在的造假行为，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考古学家们也会如此。当然，作为考古工作者，也要更加坚持严谨、务实、求真的传统，自觉抵制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不良风气的侵蚀和影响，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惜和保护考古学的纯洁性。

　　B：夏鼐先生曾说过“新的考古学不是玩古董，新的考古发掘不是刨墓挖宝”，你个人如何理解这句话？

　　W：作为一门科学的考古学，是使用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结合历史文献和其他资料，研究过去人们的生活，探讨文化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考古工作就像是在实验室做实验，有一整套严密的工作程序和方法，绝不是外界所想象的那样轻松和随意。

　　对考古学来说，出土遗物只是它研究对象的一部分，此外还有遗迹。考古发掘是为了获取实物资料，但不是为了挖宝。尽管出土精美的文物，考古学家也会很高兴，但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挖宝物，而是为了通过这些出土遗迹和遗物来研究过去人们的生活。因此，即便出土的遗物不很精美，甚至没有欣赏价值，但只要能够解决学术问题就是重要的发现，就会令考古工作者兴高采烈。

　　我们衡量一项考古发现的好坏，不是看其是否挖出了什么精美的文物，而是看该项发掘是否围绕学术目的进行，发掘的方法是否遵守了田野考古操作规程，发掘出的东西是否为解决学术课题提供了新的重要实物资料。简言之，就是不以出土文物的精美程度论英雄。“考古不是挖宝”已经成为考古工作者的共识。可以说不懂这一点，就不懂考古。

　　B：考古工作者肩负着两个重大使命：发掘与保护。但现在文物经常遭到盗掘盗卖，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从学术角度，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W：考古学不仅注意出土遗物本身，还注意这些遗物是在什么状态下出土的，例如是否装在什么盒子里？是和什么遗物放置在一起的？这些信息往往对于说明这些遗物的用途和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往往会反映当时人们的习俗和观念。但是，如果这些遗物是被盗墓贼从墓葬中盗掘出来的，那些信息就被彻底毁掉无从知晓了，从而使我们丧失了大量极珍贵的资料，这些被盗掘出来遗物就只成为了“古董”。因此，盗墓贼是考古学家最痛恨的败类，是民族的罪人，是人类的渣滓！我们强烈呼吁全民族全人类都行动起来，共同保护我们的祖先留下的珍贵的文化遗产，坚决反对盗墓，反对对墓葬被盗文物的买卖，让盗墓贼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