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斯加土著面具 夏加尔《我和我的村庄》 潘棱作品

超现实主义代表作《记忆的永恒》

    □文/ 许珍

　　近日，“我的梦境之颜色：艺术界超现实主义革命”展览在温哥华开幕。据悉，这场被誉为史上最全面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展共展出80多位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350件顶级作品，全方位、多角度呈现20世纪最主要的艺术流派之一——超现实主义的历史流变和深远影响。

　　同时，展览还展出了艺术家们收集的来自原始部落的原住民的面具和图腾，这些神秘图像，曾给予过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无穷的艺术灵感和启发。

　　原始面具

　　比超现实主义更超现实

　　此次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展，囊括了包括超现实主义创始人安德列·布勒东、超现实主义雕塑家阿尔贝托·贾科梅蒂、刚刚去世的被称为“最后一名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莉奥诺拉·卡林顿以及超现实主义摄影先驱曼·雷等众多领军人物的代表佳作。

　　尤为可贵的是，展览还展示了超现实主义和土著艺术千丝万缕的联系，亦呈现了土著艺术的超现实魅力。据说，当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奠基人安德烈·布勒东第一次看到来自太平洋西北部土著人的面具时，不由得感叹：“比超现实主义还要超现实。”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布勒东和很多其他超现实主义同伴被这些土著艺术所激发，成为这种艺术作品狂热的收集者。土著艺术的不羁形式和灿烂的视觉冲击力所迸发出的创造力吸引着他们，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他们的创作。一些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作品和他们收藏的土著艺术家的作品一起展示。其中，来自阿勒特贝夸夸嘉夸族的头饰最为引人注目。如今这件面具被加拿大阿勒特贝Umista文化中心永久收藏。

　　聚焦超现实主义

　　20世纪的一场“精神革命”

　　超现实主义的诞生和人类进入20世纪后的荒诞关系紧密，超现实主义者自称他们进行的是一场“精神革命”。

　　20世纪，欧洲先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火将西方文明与理性的大厦烧得面目全非。超现实主义接踵而来，1924年，布勒东发表了《超现实主义宣言》，标志着超现实主义的诞生。他鼓励艺术家从以往的“合理性”的艺术桎梏中解放出来，充分利用、开发人类头脑中的无意识领域和梦境。西班牙画家米罗1924年创作的作品《哈里昆的狂欢》被视为超现实主义的第一张代表作品。

　　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主要有马克·夏加尔、卢梭、米罗、达利等，他们的作品充满幻想色彩和奇特风格，对20世纪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画家夏加尔的著名画作《我和我的村庄》，绿色的牛、马在天上飞，充满了梦幻色彩，看他的画就像在回放一个色彩瑰丽的梦境，“超现实派”一词就是为了形容他的作品而创造出来的。而另一位超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达利，着力表现荒凉或令人不安的梦幻世界，1931年创作的《记忆的永恒》是超现实主义代表作，画面中预示时间尽头的瘫软的钟表，面目模糊的猛兽和荒芜抑郁的景色，带给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震撼。

　　土著艺术VS超现实主义

　　均强调人的无意识活动

　　超现实主义者的宗旨是离开现实，返回原始，否认理性的作用，强调人们的下意识或无意识活动。这种有意为之的“精神革命”和土著艺术中对直觉的尊重有着同样的精神内核。

　　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对太平洋西北地区原住民艺术的热情发端于纽约，对所谓“真实”的艺术厌倦的艺术家们，转而对原住民的艺术非常欣赏。对于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沃尔夫冈·潘棱和科特·塞利格曼而言，对土著文化的迷恋已经从精神上的兴趣推广至现实中的探寻。1938年，塞利格曼和他的妻子花了4个月时间周游了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北部地区，获得了很多充满仪式感的物件，以及一个16米长的图腾柱，在纽约首次展览时引起轰动。

　　潘棱在一封信中向布勒东描述这次旅程，称自己被“长途跋涉穿越一个与世隔绝的地带的感觉”所征服了，壮阔的风景启发着他，将奇绝的想象力投射在画布上。

　　布勒东表示，超现实主义艺术和土著艺术有很多共同的倾向，两者为了占据充满启示性的情感王国，都意欲推翻意识和日常生活的霸权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