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建邦

　　此次浙江美术馆《敦煌艺术大展》，最吸引我的是一批敦煌临摹画。我前后看了两次。

　　一进大厅左侧，就是敦煌研究院新老艺术家临摹的壁画作品。入口第一幅是段文杰的《供养菩萨》，高175厘米，宽215厘米，临摹自莫高窟第329号窟，四位菩萨形象静穆端庄，雍容华贵，一派盛唐气象。右手则是摹自榆林窟第2窟的两幅《水月观音》像，分别由李承仙和史苇湘临摹，再现西夏时期秀美细腻的壁画特色。

　　进入里面，一幅幅壁画巨制更是应接不暇。李其琼、高尔泰合作临摹的《说法图》，呈梯形构造，高316厘米，宽752厘米，摹自莫高窟第465窟，展现了元代时期独有的藏密风情，恢弘沉郁。李振甫、万庚育的《五台山图局部》，高240厘米，宽374厘米，淡青绿设色，是一幅全景式的中古风情图。建筑学家梁思成就是根据莫高窟这幅珍贵的风俗地理画，于1937年在五台山附近重新发现唐代建筑大佛光寺。

　　常书鸿与女儿常莎娜一起临摹的两幅北魏第257窟壁画，《九色鹿本生故事像》和《沙弥守戒自杀品因缘图》，史苇湘、关友惠、冯仲年等人合作临摹的莫高窟第156窟，《宋国夫人出行图》和《张仪潮出行图》，都是绵延宏大的长卷。诸多丰富多彩的作品，生动反映了当时人的生活细节，为今人传达出多样的历史信息。

　　琳琅满目的作品中，还有新一代画家高山的《千手千眼观音经变》，高鹏、吴荣鉴的《西方净土变》，赵俊荣的《普贤菩萨变》和李月伯的《文殊变》，高头大轴，繁密宏大，完美再现了著名的榆林第3窟，可谓气势撼人。

　　段文杰是敦煌研究院已故老院长，当年的临摹队伍就是他负责组建起来。段老一生临摹壁画数百幅，造诣深厚。他说那时他们上洞窟临摹要全副“武装”，“背着纸墨笔砚、颜色和水瓶水缸，提着画板、凳子，没有凳子抱几个土块一堆就成，……在无法反光的洞窟里，只有秉烛(或煤油)作画，高处看不清，则架起人字梯，爬上去看看，再下来画画。临摹不仅用脑力，还要用体力。”读了他的有关临摹的文字，方知壁画临摹的繁难辛苦，一件成功作品来之不易。展厅里那件绚丽优雅的《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供养人像》，就是段老花费心血，根据残破剥落难以辨认的壁画，潜心复原出来的。

　　此次大展，同样精彩的还有四川博物院提供的一批张大千敦煌临摹作品。大千先生的“敦煌礼佛”，是其艺术生涯的壮举，更是其名声真正大噪的开始。这次展出六十多件敦煌临摹，设色和白描各居一半。虽然不少是未完成的作品，倒也看出不少“大千手段”。比如，他的设色作品，颜色大概是矿物料的缘故，异常艳丽悦目，尤其是那红色朱砂，鲜艳到有点突兀。作品人物大片大片地用红色渲染，辅以石青石绿点缀，再加上流畅秀美的线条，清新明快。但仔细玩味，令人感觉这位天才出手迅捷，大有多快好省的意思。有人说大千的画即使媚俗，那也是高大上的媚俗。是的，我承认，但不管如何高大上，看多了还是有些视觉疲劳，特别那血样的红，让人晃眼。而且，大千临摹重在为我所用，一味轻灵妩媚，有些自说自话，沉不下去。

　　他的白描草稿，有的上面还标注了以后的颜色。这些白描以及他在洞窟临摹的现场照片，明白地告诉我们，原来他的临摹是直接将纸紧贴在壁画上面勾描，这无可避免对壁画造成损害。美其名曰“血战古人”，真正“受伤出血”的却是那些千年壁画，是无知，还是自私？撇开那些盗取壁画的传闻不谈，难怪当时甘肃省主席特意打电报给敦煌县长，特别要他“转告张君大千，对于壁画，勿稍污损，免滋误会”。

　　不妨多说几句，大千的天才远远不止画上。敦煌回来，他就在兰州、成都、重庆三地相继举办展览，引起轰动。门票法币五十元一张，一般人买不起。对此大千解释说，“这批画之能画成并展出，前后耗资十几万大洋，希诸君见谅。”成都的展览，还发生场地方多次派人找大千催缴租金及税款的冲突。一向慷慨大方的大千怎么一下子计较起来？另外，成都展览结束月余，大千就火速举办了一场藏画展，为期六天，展出所藏古画170多件。说是敦煌之行让他债台高筑，欠下五千两黄金巨债。展览上，老友冯若飞以“富可敌国，贫无立锥”二语赠先生。大千则以“一身是债，满架皆宝”作转语。一唱一和之间好优雅，但潜台词，你懂的。展后，大千“忍痛”出售了部分私藏。还有一种说法是先后变卖了两百多件古画。

　　总之，敦煌礼佛，让大千先生名利双收，又一次华丽转身。这脑子，真是好使！■

　　(作者系资深艺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