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以降，紫砂陶器的人文色彩便远远超过其他文物。别的不说，单是从大部分古壶上的作者款识，便可感受到制作者的气韵所在。然而，在收藏古壶时，却也不能太拘泥于“名人情结”上，因为明清两朝的陶人虽众，但留名史籍者仍相对稀少，其可信的传世遗器更是有限，有些史料记载的陶人如时朋、董翰、赵梁、袁锡等，甚至名满天下的惠孟臣、惠逸公。事实上迄今为止没有一把是经科学鉴定确认无疑的标准器，因此奉劝喜爱紫砂壶的朋友，千万不要“按图索骥”、“对号入席”以免吃亏。

　　除了少数的无款茶壶外，大部分紫砂器上都有款识，《通雅》：“款，阴字凹入；识，阳字凸起。”紫砂款识以内容分，有纪年款、堂名款、吉语款、诗词款和陶人款等。部位有底款、墙款、肩款、腹款和盖款等。所用书体正、草、隶、篆均有。这些刻、印、划在砂壶表面起装饰作用的文字，都可用以表明此器的年代、制作者、装饰者和订制者等信息，自然是断代认识上应当借鉴的依据之一。

　　印章是千年来，中国人借以征信的主要凭借，即使在科技发达的今日，印鉴仍被广泛运用与信赖。在紫砂壶的鉴伪上，印款虽不能全然判定器物的真伪，但却是最重要的参考之一。在基础工作上，当然要先从可靠的标准器上着手，先熟悉每个作者常用章款的形式，这个工作可借助较可信的紫砂图册上的书面资料。遇有砂壶要鉴识前，可先查一下，大凡看到不曾在各书册上出现过的章便应先提高警戒，这虽有可能是遗珠之憾的真品(尤其是许多明清古壶均尚未被收入著录)，但更多时候是仿伪者不愿费心仿刻原章而作的“创新之举”。至于那些“似是而非”的章更要小心，例如篆文的曲线大同小异、印面布局疏密有细微变异等，几乎都是仿刻者居多，因为鲜有陶人会使用两枚极为相似的印章，尤其是壶底大章与盖款小章两者均“似是而非”时，更违常理。甚至那些看来似乎完全一样的印章，仍有可能是以翻模法翻制的，对此，如果手边有真品，可用标尺精确测量每颗印款的尺寸。凡是相同的印文，尺寸却比别人小10%以上者，肯定为翻制印。这是因为钤印手续需于坯体尚含水分的“半硬状态”下执行，而自此时的工作湿度到烧成出窑，坯身会有12%～14%的收缩(视坯身掺砂量的多少成反比)，若是朱泥坯收缩率更达16%～17%。在这不可抗拒的物理特性下，仿伪者若要顾及尺寸而把印面刻大，则不易形似；反之，顾了形似，则失了尺寸。总之，以印款鉴别的角度来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

　　至于壶身的书法题刻，据有些书上所载，“明代书体都为楷书，到了清代早期楷书、篆书并用，而后期则以篆书为主。”但这仍仅供参考，尤其是明末清初常见的书法署款风格，在鉴别上的参考意义并不大，因为昔时陶人未必都能自制、自署又自刻，名陶人如时大彬也是成名后才能“运刀成书”自署款识，而名家李茂林更只是“殊书号记而已”(见《阳羡茗壶系》)。而且此类题刻的字样可以被反复拓刻、组合、补题，最重要的是，大多数的史书均载明，此时期的款识多有“晋唐风格”，鉴赏家知道，仿古者也同样知道，此点反而是真伪砂器皆备的共同特征了。蒋蓉在回忆昔时在上海仿古所说的“隔壁是一个刻图章的艺人，也是上海老板请来专门刻时大彬、陈鸣远等的图章。”依个人推测，此人应不只是刻刻图章而已，否则全套仿古印章十天、半个月也就刻完了，无须多雇一个人，徒增口杂泄密之机。较有可能的是，此人除了精通金石篆法还应善书“晋唐风格”的蝇头小楷，并且擅长以钢刀刻出秀挺俊雅的款识，当隔壁的陶人制好生坯，“上海老板”便会授意此人在坯上落以“晋唐风格”的款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