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行纪3邮票的历史背景

　　读了2012年5月《集邮》杂志《对“纪3无齿邮票”的再探讨》一文(以下简称“李文”)，感慨颇深。纪3无齿邮票的历史痕迹虽然可查，但年代久远，史料遗失，当事人仙去，挖掘历史的真相，笔者感到有紧迫性和责任感。

　　1949年1月31日，受斯大林派遣，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A。米高杨访问中共。A。米高杨在西柏坡逗留了一周，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人会谈了三个整天(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中国共产党大事记》第61页)。

　　因为当时的战争局势，斯大林不主张毛泽东去苏联，而派出代表到中国来听取意见和沟通。A. 米高杨在会晤中，谈到了世界各大洲的局势，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了分析和估计，介绍了斯大林建议将远东劳动大会(“世界工联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下同)定在中国举行。

　　毛泽东、刘少奇等接受了这一建议。会议内容的文件很快发至军、部长级。毛泽东说：“我想，朋友们走进我们的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如果他们又肯伸手援助我们，那岂不是更好吗！”(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中国共产党大事记》第62页)

　　4月21日，华北邮电总局局长苏幼农向华北人民政府董必武主席呈交书面报告，要为远东劳动大会发行纪念邮票。

　　访问到最后，A。米高杨与周恩来单独交谈(2月5日)。A。米高杨送给周恩来的一句话就是：“总的说来，新政府一成立，无非是要先抓好内政与外交两方面的工作。”(四川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第149页)

　　与40多个非共产党国家来宾接触，是中国共产党首次重大外交活动。远东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由此铺开，纪3邮票图稿的征稿工作也见诸报端。刘少奇指派刘宁一负责会议的全面筹备工作。

　　1948年7月1日，刘少奇就在曾为纪念七一而举行的干部会议上讲话时说：“我们初到莫斯科时，看到卢布票子上有个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建党纪事》第138页)

　　这与后来面世的纪3邮票上飘曳的标语口号一字不差。这是此次大会的基调。

　　报纸上刊出征求邮票图稿的广告后，应征图稿有100多幅，应征者中有专业设计人员、画家、专家等。一百多幅图案竟无一被选中，不是100幅图稿不好，是刘少奇主席心目中已经有了邮票图案。邮票图稿中有十个醒目的文字是刘少奇主席在党的七一干部会议讲话中所推崇的政治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笔者认为，刘宁一奉命筹办会议，对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导向心领神会，创意“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十字入图并由曹必慧、王润丰设计成邮票图案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毛泽东作了报告。会议确定了党在这一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新编中共党史简明教程》第162页)

　　全会奠定了远东劳动大会政治任务和外交宗旨，首先是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但同样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多往来、多交流。毛泽东的讲话为召开远东劳动大会指明了方向。这也是纪3无齿邮票分送世界各国的指导思路。

　　远东劳动大会期间，向各国代表赠送纪3邮票是一项重要任务。是赠送了有齿纪3邮票，还是无齿纪3邮票，至今尚无证据定论。

　　当时，我国邮政部门发行的纪1邮票的发行量为388万枚，纪2邮票的发行量为260万枚，纪4邮票的发行量为400万枚。而纪3邮票的正式发行量仅为300万枚。

　　假如向每个与会国家代表赠送20版纪3无齿邮票，45个国家加上20多个兄弟及友好国家就须拿出1500版邮票做赠品。拿出15万套纪3邮票用于馈赠，会影响国内正常通邮的需用量。因此，在大会上用于馈赠和发往东欧各国纪3邮票的，应是由香港永发印务公司印刷的纪3无齿邮票。这批会议赠票与从香港发运到东欧及其他国家配合宣传的邮票一道，流入世界各地。

　　毛泽东十分注意利用邮政做党的宣传工具。他说：“邮寄宣传品、从邮件中夹带宣传品或在邮件上印宣传口号，政治工作机关应该去做，且要做得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印《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100页)

　　面对数十个国家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月就来访与会，我们给客人什么？是把政治口号放进邮票画面送给他们，送到全世界，宣传新中国成立了！

　　二、从时间、人物的交叉重叠中找出证据

　　“李文”认为，纪3无齿邮票是由香港永发印刷厂印刷的主要依据是理化分析和物证鉴定。

　　笔者认同“李文”的观点，同时提出如下证例作为补充。

　　笔者认为，在档案证据尚不完备的状态下，任何历史事件的发掘都离不开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客观的科学分析，才能作出公正的判断。

　　纪3无齿邮票出世于香港，目前虽未找到直接的档案证据，但据近年来不断涌现出来的间接证据和理化鉴定已经佐证了纪3无齿邮票儿在母胎的轮廓。

　　(一)从时间上可以认定香港是纪3邮票的首选印刷地

　　1949年4月21日，华北邮政总局苏幼农局长、成安玉副局长向华北人民政府董必武主席呈文印发远东工人代表大会纪念邮票时，就决定要发行这套邮票必须要考虑该套邮票的设计及印刷问题。

　　当时的上海不是首选之地。因为1949年4月、5月上海尚未解放，绝不可能把纪3邮票放到国民党统治区去印刷，风险巨大。北京也不是可选之地，当时的北京印刷业相对落后，没有相应的印刷设备及邮票纸，同时还面临着帝国主义经济封锁。所以“华北邮政总局致函华东邮政管理总局，委托其‘在沪招商’，用平凹版或胶版印刷”(《中国邮票史》第七卷第19页)。“在沪招商”并非指在沪印刷。香港与上海近在咫尺，在上海招商的意图明显，意含向香港和上海同时招手。

　　当时香港的社会局面较我国其他城市相对稳定，印刷设备和铺料方面亦独树一帜。

　　因此，判断香港为纪3邮票印刷的首选之地符合历史事实。

　　(二)印刷纪3无齿邮票的是一支政治和技术都过硬的团队

　　1949年在香港有一支从内地派遣的预先打入香港印刷界为中国共产党服务的地下党组织。该组织能控制局面，能调动员工，实践已证明能完成中国共产党高层交办的各项任务，从目前掌握的档案材料看，1948年至1949年香港印刷的所有涉共、亲共印刷品均出自永发印刷公司(厂)，先期已有印出毛、朱宣传画等业绩，这个地下党的负责人名叫柳溥庆。

　　(三)中国共产党高层是印制“广州解放”、纪3无齿邮票的总指挥

　　张执一是指挥香港印刷界地下党工作的高级领导。1945年8月12日，中共中央华中局电告党中央，决定成立行动委员会，以张执一为书记(见《中共上海市组织史资料》第287页)。张执一曾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局负责人和中共中央华中局负责人，解放后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派往香港永发印刷厂的总工程师柳溥庆就是张执一同意打入香港印刷界的共产党人士，先后印刷了“广州解放纪念”邮票和“南方人民银行钞票”等。柳溥庆在中国共产党香港地下党负责人许涤新、万健之指示下运作了红色印刷品(中国金融出版社《柳溥庆自述》第14-15页)。

　　笔者今年4月撰写《探究纪3原版无齿邮票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探究”)一文时，写到孙传哲设计了98枚版式。一些邮友提出，人在上海的孙传哲设计出了7×14=98枚版式，他怎么知道远在香港印刷厂的纸张大小尺寸，怎么了解香港方面的英式印刷机的性能？

　　笔者一时无语。当时，张执一、柳溥庆等人都还没出现在笔者视野。笔者虽然知道98枚版式有道理，但并无证据证明其事。

　　通过两上北京、三赴香港调查，笔者终于弄清楚了孙传哲7×14=98枚版式是与柳溥庆合作的产物。

　　(四)遥控指挥香港开机印刷纪3无齿邮票

　　广州于1949年10月14日解放，随之发行的“广州解放纪念”邮票是在香港印刷的。

　　各种文献和博物馆认定该套邮票的印刷决策指挥人是柳溥庆。但柳于1949年5月28日接到张执一的命令后已返回上海工作。这两个相互抵触的日期让笔者纠结，一个是1949年5月28日柳溥庆由香港返沪，一个是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纪念”邮票发行。柳溥庆人不在香港，怎么运作和指挥数百万套“广州解放纪念”邮票出世？

　　笔者反复阅读当年的各种资料，细心考证“广州解放纪念”邮票历史遗留的痕迹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当年在永发印刷厂建立了相当稳定可靠的地下党组织，依据地下党组织原则，柳溥庆完全有能力领导和遥控指挥“广州解放纪念”邮票在香港的印制工作。

　　同理，纪3无齿邮票同样可以由柳溥庆遥控指挥开机印刷。

　　(五)绝世双雄玉成纪3无齿邮票

　　笔者尊重“李文”对纪3无齿邮票争议中对孙传哲的证物证言的判断。那么，纪3无齿邮票在香港印刷，而身在上海的版式设计人又怎么知道香港永发印务公司英式纸张尺寸大小及印刷设备是如何配置？

　　如果没有人给孙传哲提供纸张、设备的相关资料，孙传哲的98枚版式证言极可能会成为断链的孤证。物理检验鉴定结果牵出了香港永发印刷厂，牵出了柳溥庆、张执一，牵出了活跃在香港的地下党组织及其活动，牵出了“广州解放纪念”邮票，牵出了柳溥庆是永发印刷厂总工程师及共产党身份的秘密及1949年5月底由港返沪的情况，孙传哲与柳溥庆合作的7×14=98枚版式来源组成终成证据链条。

　　历史的事实应该是，经张执一安排，孙传哲与柳溥庆在上海进行了有效交流与合作。两人都是中国邮票和印刷专业屈指可数的一流专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孙从柳口中了解到了永发印刷厂相关技术资料及设备参数，纪3无齿邮票7×14=98枚版式由两人联手而诞生。

　　更进一步说，98枚版式或早已由柳溥庆在香港构思。孙当年积极投奔共产党，柳是1925年中共老党员，经张执一的牵线，孙、柳两人一拍即合。

　　实证已证明，孙传哲当年为纪3无齿邮票作了版图绘制，纪3无齿邮票的印刷地是香港也无疑问，而策划地是上海。

　　发行纪3邮票的呈文已递交中央，首选纪3邮票印刷地的香港已经做足准备，柳溥庆身为一流印刷专家受党委托曾潜伏香港备战，邮票设计专家孙传哲已将版图绘制方案制成并待命上海，张执一坐镇指挥香港、上海两地开印责无旁贷。

　　1949年6月后上海战事已息，依照印刷“广州解放纪念”邮票之模式，柳溥庆在上海遥控指挥了纪3无齿邮票在香港永发厂出世。

　　笔者近日为调研纪3无齿邮票，阅读了大量历史档案，读到1959年4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茶话会上，向到会的60岁以上的委员们讲的一段话：“凡有一技之长的老年人，要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给下一代，作为对社会的贡献。对过去的问题也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收集旧社会的典型事迹也很有价值，可以作为史料记载下来。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使后人知道老根子，就不会割断历史。”(详见全国政协1959年4月29日《简报》)

　　著名邮票设计家孙传哲70岁高龄时，曾经在纪3无齿邮票上签名盖印，也算是对该邮票的一种认可，让世人知道纪3无齿邮票来龙去脉的“老根子”，没让历史割断。

　　柳溥庆1900年出生，1974年辞世。柳在自述文章中对印刷“广州解放纪念”邮票等作了详细解读，给40年后研究纪3无齿邮票身世之谜的人留下了宝贵的“老根子”。

　　纪3无齿邮票的出世及发行的谜团迟迟解不开，是因为找不到相关的档案。举目四顾，何止一套小小的无齿邮票档案。中国共青团的“一大”档案失踪90年后才从俄罗斯国家政治历史档案馆“借出”，还“签订了保密协议”。而陈独秀制定的中国共青团“一大”的团章深藏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中。

　　我们不能因为没有“一大”档案就否定中国共青团“一大”的历史及存在，也不能说纪3无齿邮票因发行档案的欠缺就否认其设计与印刷的事实和历史真相。

　　《中国邮票史》第六卷在写“华南邮政邮票”后段陈述道：“华中、华南地区是全国解放较晚的地区，时间在新中国建国前后。一方面大军进军神速，短时间解放了大片地区，邮政业务相应需要迅速恢复与发展；一方面又要适应邮资的调整变化，邮票发行使用时间短暂，缺乏健全手续。更由于岁月流逝，区划变迁，史料散失，使这段邮票史的整理有不少困难。”

　　《中国邮票史》是国家权威机构聚集邮界精英历时数年完成的工程，有关部门尚感叹“史料散失”、“不少困难”，我等仅凭集邮爱好者的热情，虽穷尽措施仍感到力不从心，无法查获并解开纪3无齿邮票发行之谜的直接档案。虽然本文介绍了大量新的证据和分析，但当年有齿邮票与无齿邮票分开两地印刷是何原因？是何人印刷？如何发行？印刷数量是否仅20万套？这些问题都尚待解谜。

　　(陈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