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荆州市“十大藏书家”之一的刘作忠。 刘作忠藏书。

　　刘作忠(1954年—)。湖北省荆州人。仅有五年小学学历，自学成才的文史专家。全国“联坛十秀”之一，湖北省优秀文史工作者，荆州市“十大藏书家”之一，全国百名“优秀读书家庭”之一。现为湖北省荆州市政协文史办公室主任、副研究员。

　　1981年始，先从事地方史志工作，后致力于文史研究，30年来除编辑30多种地方史志外，还独力完成湖北省小氮肥行业第一本厂史《江陵县化肥厂发展简史》，这是他迈入史志领域的第一步；“访对觅联第一人”。1983—1986年的四年间，刘作忠自费三进三峡，十渡汉水，东进大别山、西攀神农架、南登幕阜山、北陟大洪山，行程四万里，走遍湖北各地，访问各界人士3000余人，查阅3000余卷地方史志，抢救和发掘了一大批濒于失传的湖北楹联及风情史料。当时的《人民日报》、《台湾日报》等海峡两岸近百家媒体相继报道过。被誉为“楹联痴士”、“访对觅联第一人”；尔后又走遍全国27省市自治区采风，行程几十万公里，搜集各地地方史志两万多册，在1988年，出版中国文学史第一本湖北地方楹联辑——《湖北名胜楹联》(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全省第一部两院院士传记专辑——《从荆州走出的十大院士》(湖北教育出版社)。

　　这是怎样的一个传奇人物，让我们一起走近。

　　中国文物网：刘老师，您的成功是一个传奇，小学五年级的学历，通过自学成才，铸就了今天的成功，您是怎样做到的？期间经历了哪些难忘的事情？

　　刘作忠：我1954年出生在荆州西北30公里的万城，因为父亲解放前轮流当过3个月保长，那时我虽然学习成绩不错，但是评“三好学生”却没有份，连少年先锋队也不要我。不过有一年冰天雪地，学校喂养的几只羊没有草吃，饿得直叫，我就和另外一个“出身不好”的同学，从一尺来厚的冰雪地里拔回青草，救活了小羊，学校领导很感动，“破格”吸收我成为少先队员。8岁那年，“阶级斗争”的狂风终于吹到我们那所偏僻的小学。我不堪“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歧视，多次吵着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首先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刘闯”、“刘捍东”。自家大门也被我书写的“万炮齐轰×××(父名)、熊熊革命烈火烧死×××(母亲名)、滚滚革命洪流淹死×××(祖父名)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幅标语遮掩的不能开门。我还故意将他们的名字写成东倒西歪，并加上红叉叉，以示“革命”之坚决。那年我才12岁。

　　在汹涌的“革命风暴”面前，家人奈我无何，只得随我自便。我也由此永远离开了学校。放牛，喂猪，割马草，当泥瓦匠、油漆匠、铁匠，榨油，轧花，烧窑，挖白蚂蚁，守水闸，修铁路，炸石头，种地，饱尝人间冷暖。庆幸的是，十年的流离颠沛，我没有消极、堕落，而是在与三教九流的交往中，自废纸堆里“偷来”、捡来的一张张残缺的纸片上，一本本残缺的书刊里认识社会、探索人生。

　　这十年里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和一位其父曾是黄埔学校13期学员的“知青”，同住在一所废窑里，我俩有个共同爱好，就是从废品收购站拣回一本本残破不全的书刊，共同阅读、共同讨论，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莎士比亚、高尔基等人的许多作品就是此时读的。身处逆境的父亲，时时刻刻关怀着我，不时给我启迪，帮助我从幼稚走向成熟。

　　1975年，我遇到了改变命运的第一次机遇。那一年我被招工到本县正在筹建的一家工厂。接到招工通知那一刻非常高兴，收到好简单的行李，我一根竹棍一头挑着装满书籍的木箱，一头是被子衣物，沿着泥泞小路就奔向县城。进工厂的时候，正是“突出政治”的年代。由于我的《决心书》写得好，朗诵诗歌有感情，于是我的8小时以外全部有了派场，后来又从车间调到厂党办专门写写画画。不过当时并不受当权者重视，我的《入团申请书》直到27岁才批准，11个月团龄是我半生中唯一的荣誉！这位当权者还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手下的人文化水平不能超过他，他本人仅读4年小学就去当了店员。后来我利用夜晚和节假日到离厂区10多公里的工人文化宫补习文化，这位当权者却反感地说：“工人吗，应该老老实实做工，学习文化是学生的事，如果继续下去按旷工处理！”为了保住饭碗，也只能屈服了。

　　中国文物网：您是知名的文史专家，也是藏书家，您从什么时候开始藏书的？主要收藏哪些类目的书籍？

　　刘作忠：藏书只是我的一个爱好，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我并非纯收藏，几十年如一日，收藏的目的，是为了使用，有的人凭一句话可以写一本书，而我是读好多书才能写一句话。有次，我一万多字的文章，就查了一百多种资料，就是因为怕出现差错误导读者，所以所藏之书也都是我的工具书。

　　我的书有2万多册，以地方史志、近代史料和家谱为主，包括港台在内全国30多个省市，明清至今的地方史志。2000年，我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联合颁发的“优秀读书家庭”匾额，我深感荣幸。

　　中国文物网：藏书给您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

　　刘作忠：以书会友，因为这些书结识了海内外的许多学人。

　　韩国釜山大学和日本京都大学的教授，多次到我家查找中国地方史志，他们回国后给还给我寄来日文、韩文书籍以示感谢。

　　我的书斋的来访者，还有研究生、本科生他们持各自的论文到这里解惑释难；更多的还是由老师、家长陪同的中小学生，来这里体验人文氛围。山东研究《文心雕龙》的学者，在我这里找到了有关刘勰的资料；河北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学者，找到了辛亥滦州起义领袖的资料；成都研究北伐史的，找到了滇军和川军在鄂活动的史料。陕西研究地方志的，在我处查到清代湘籍知府的生平资料。凡来访者，我尽量提供方便。遇到真正爱书的读者，我会赠书给他们。这些年，我捐赠给各图书馆，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和日本国会图书馆以及个人的书，在5000本以上。赠书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主要有两点：一是为了以书会友，二是为了查阅资料方便，因为接受捐赠的图书馆，我去查阅资料是免费的。

　　中国文物网：现在有个现象是“文物热，古籍冷”，古籍保护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地解决， 作为藏书家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刘作忠：古籍保护一直得不到解决主要是认识问题、队伍问题和经费问题，俗话说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难上加难。古往今来，多少藏书楼犹如过眼云烟，幸存者屈指可数。我曾经专门访问过包括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搂在内的许多著名的私家藏书楼，其中浙江湖州嘉业堂藏书楼，给我的印象极深。嘉业堂鼎盛时期藏书多达60万卷，其中宋、元刻本155种，《永乐大典》孤本42巨册，《四库全书提要》原稿150册，明清诗文抄本9000余种，地方志书1200余种、33380卷，多为世所罕见，其雕版书更是蜚名海内外。

　　嘉业堂虽建于近代，但它具有中国古藏书楼的特点，如楼之四周绕水，便于防火；所有楼下建筑都用专窑烧制的青砖铺地，青砖之下又有专烧的瓦钵铺垫。瓦钵下面再铺细沙，共离地一尺多高，以防地下潮湿气上升，即使在江南梅雨季节，室内干燥如冬，楼上楼板离屋面有四五米高，再加一个高达五六米的大屋顶，既能透气，又能隔热、隔漏。书楼珍藏的各种善本书都用木匣，匣内复衬夹板，既可防潮防损，又美观大方。这些经验都值得藏书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