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缪哲老友刀尔登的话来说：“放下色斯之志，断断续续，写些格物的文字，缪哲之志，固不尽此；缪哲之能，亦不尽此。但他不是个勉强之人，有一搭没一搭，载行载止，而已而已。”

　　跨过经纬，穿过机梭，缪哲似一织工，二十年间，终得《祸枣集》。近日，艺术史学者缪哲接受了新金融记者的独家采访。

　　为人谨慎，做文谦逊

　　新金融：在网上几乎看不到您的文字，也没有博客、微博(http://weibo.com)之类的，这在网络时代是很少见的。您为什么拒绝网上码字呢？

　　缪哲：我的一些朋友给我讲微博，我觉得挺好，不只这事儿好，而且很有意义。但是网络写作对我来说有很大的障碍。大家在网上会比较放松，比如匿名发帖之类的，没有那么多约束。可我从小写文章就约束特别多，纪律性特别强。所以我担心到了网上，没了约束，会失言。

　　新金融：《祸枣集》中一篇文章《着读书十年，再来开笔》，可见您对于笔下文字的态度是极谦逊的。这是您二十年煮得一书的原因吗？

　　缪哲：作为一个靠文字为生的人，二十年出这么一本集子，的确是少。有几个原因吧。其一，我觉得好多人们关心的问题我搭不上话，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所以写东西的刺激就少。其二，我比较懒，睡觉太多。其三，做学问的人总去图书馆，包括国内的、国外的。有时就会受刺激，觉得这铺天盖地的书给做学问的人、读书人或者普通人造成的负担太大了。像我这样不太高明的读书人，能给社会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少写点儿，能不写就不写，别再添乱了。再有，年轻时当然有些雄心壮志，当作家、诗人、学者啦。可是总进图书馆，虚荣心都受打击。人类从有了文明以来出现了那么多伟大的作品、伟大的思想、伟大的观念、伟大的感受、伟大的表达、伟大的创造。看我这书不是没意义吗？有谁在乎你，很快就没人在乎你了。

　　文有文风，译有译法

　　新金融：您在书中说“文字要有风格。”您的文字追求怎样的风格呢？

　　缪哲：我写东西受小时候读的书影响很大。那时没书看，除了《毛泽东选集》，我们家还有几本剩下来的古诗，以及鲁迅一些白文本的书。翻来覆去地看，甚至有时去背(看多了，自然就记下了)。初高中晨读时经常背一些古文(我父亲是语文老师，那时有了一些书)。

　　我对声音很敏感，总觉得自己应该学音乐。好多西方的古典音乐，我听两三遍之后就能记住整个过程的旋律。古文没有标点，完全靠对声音的感觉。古文是一定对声音节奏有要求的，如果节奏不符合心理潜在的那种声音模式，文章就写不好。鲁迅对声音是很敏感的，文字节奏很跳荡，比如《元好问》中“元遗山，在金末元初，为文宗，为遗献，为愿修野史，保存旧章的有心人。”声音平仄之间，照顾周全，对小细节很讲究。现在很多人都不太体会这个了。其实写文章时选哪个字、不选哪个字，用心思是很多的。我写东西，往往还不知道要写什么，大致就先有了一个基本的调子开始空转，有时写的文字不符合这个调子，就会去调整结构、字法，压缩、精确，以及挑选词汇。有点儿像先有谱子后填词。

　　新金融：书中“我曾译三流的书，如今做四流的学问。”这句话是否反映出了您对翻译的态度？您做翻译遵循怎样的原则？

　　缪哲：翻译基本是一个做仆人的活儿。里面当然也会有创造，但总体来说还是一种服侍。主要是先摸清文字的主人是个什么性情，怎样的文风，求一致，不要有太多自我的东西。

　　我翻译著作，主要是在上世纪90年代我编报纸的时候，编辑之余，缘于知识上的好奇，翻译着玩儿，虽然不是我的正经工作，但用心比较多。我喜欢翻译，不喜欢做学术，写文章。今后有可能的话还是想译书。

　　于经济，好奇而已

　　新金融：书中有两篇文章是与“经济”相关的，对这个领域您有怎样的看法？

　　缪哲：我对什么都好奇，包括经济。如果用猎狗来作比的话，我不是个好猎狗。好猎狗会去认准某种气味儿，一溜烟儿地追下去，对其他气味儿都置之不理。而我呢，是闻到哪种气味儿不错，就去追一追。

　　经济，只是人类生存的领域之一，出于学科上的方便划分而来的。人生活在社会组织里，身上会有经济成分、政治成分、艺术成分、文学成分等等。所以每个领域都与我们有关。

　　有时读一点经济类读物，其道理对错，我不大懂。单就文字而言，国内的经济文章不大好看，这跟我们的大学教育有关。大学分科太早，本科教育里没有一个普遍的人文教育，比如写作。在美国大学里，写作是很重要的。本科生无论学哪个专业，几乎都有写作训练，主要是对清晰、准确表达的训练。但要真正将经济文章写好，有时还需要点儿天分，把一些事情还原成一种经验，而不是讲些干枯的理论。语言能反映一个人的精神状况。一个写东西的人，基本的清晰准确必须做到。文字太邋遢，会让人对你的专业性产生怀疑。

　　对文字，不免失望

　　新金融：有书评人在评价《祸枣集》时说，“作者这一代书生，当年轻时，便经历了时世的几番冷暖与无常，想来多少对文字是有些失望和冷淡了。”您怎么看待这段话？

　　缪哲：上世纪80年代有过文学热。社会上的精英，都会有两个追求：一是做科学家，一是做文学家。那个时代，人们对文字所产生的能量是很有感触的。刚刚改革开放，许多意识形态需要清除、更新。新的时代来了，人们产生了很多新感受、新想法，需要通过语言传达出来，走向普及，进而对社会产生改造。所以那时语言很“powerful”，很有影响力。但90年代后，语言的作用似乎越来越工具化，更“powerful”的东西成了钱和权。以前文字能改造一种权力，让它有一个新方向。后来，权有了自己独立的生命，钱和权开始来摆布文字。其实，这也很正常。一般来说，社会遭遇变动的时候，语言的力量往往是最大的，需要用它来普及一种新思想。但当人们进入一种正常生活的时候，其作用肯定会减弱。

　　对我来说，当自己的教养、趣味养成时，恰逢文字很具力量的年代，自然会对它有很大的期望。以后文字没有力量了，尽管内心知道这很正常，可还是会觉得没有意义，不免失望。后来不爱写东西，也与这个大背景有关。文字，过去是一种变革社会的力量，现在是一些自语的东西了。

　　“缪哲的文字里有一种隐约的文气，与我们几千年的东西暗暗相通：他用母语，还原和再现出了传统思想的精髓与优美。”这是学界对其文的绝佳评价。

　　缪哲，1986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国内著名中西艺术史学者。现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中心主任。译有《瓮葬》、《钓客清话》、《塞耳彭自然史》、《美洲三书》等作。作品见于《读书》、《读库》、《随笔》、《南方周末》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