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逝世·追思】

　　自述：前几年一次开会遇见林放(即著名报人赵超构，1910—1992，《新民晚报》前社长)，他指着我笑说，“肚子越来越大，文章越来越少。”意思是说人越来越老，也越来越懒了。这话说得好，我一直记着，作为对自己的鞭策。

　　黄宗江(著名剧作家，1921—2010)：念及世人每爱书爱文化乃更爱国，或爱国乃更爱文化爱书；黄裳这样一位劫存的写书家并藏书家，当为今人、后人、爱书人、爱国人所不忘。

　　华君武(著名漫画家，1915－2010)：“文革”后才认识他，他是学者、作家，我喜欢看他的文章，他的脸如重枣，又懂京剧，他演红生不必化装。我曾为他的剧论作封面，画了他穿着戏装状若关羽，题曰：黄裳夜读。

　　摘自《我画你写——文化人肖像集》(丁聪著，外文出版社)

　　郑重(《文汇报》高级记者)

　　黄裳是《文汇报》最有名的记者，也是最老的记者，那个时代留下来的老文汇人不多了。

　　前几天我一直想写关于黄裳的文章，文章名字也取好了《他的斗性和他的平静》，这几年，他一天到晚跟人打笔仗，跟人斗，他是一个火药味很重的人。解放前他就是好斗的人，像斗士一样，另外一方面，你从他写的题跋里有看到，他是一个非常平静的人。文革的时候，他写，要背着行囊，小住数日。他后来去干校改造，我看到这样的话，就非常感动。在那个年代，一天到晚写检查、被批斗，在那样的环境里，这怎么可能？但这里就看到了他的平静，用这种平静面对狂风暴雨，用旅行的心态去写批斗。他不动声色地去表现内心的痛苦。

　　我一进文汇报，他就在那里了，当时的文汇报是藏龙卧虎之处，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右派，所以大家跟他说话也不多，只是知道这个人很厉害。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只是看他的书，看他的文章，他是记者，但他用另外一种眼光看世界。尽管很长一段时间交往不多，但我知道我们是惺惺相惜的。有一年，我对他说，题跋最能反映你的内心世界。他笑了笑。他有战斗性，但他能化干戈为玉帛，化痛苦为平静。所以，他是一个斗性的人，一个平静的人。

　　陈子善(微博)(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

　　我跟黄裳老先生交往了有近30年，第一次去他家大概是1982年或者83年，最初为什么去他家，我也记不清楚了。在19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去他家最多，每个周日我都会去文庙淘旧书，然后会在9点半左右离开文庙。因为文庙离开他家也不是太远，就到他家坐一会儿，然后回家吃饭。每次去他那里，他总是问：又淘到什么书？我给他看，他就会说：这些破烂货，买了干嘛？

　　这些年，去的少了一些，但也每个月去看望他一次。他晚年交往最多的应该是我和陆灏，最初是我去他那里多，后来陆灏编《文汇读书周报》以后，他去黄裳那里更多了。我每次去他那里，就是看看能做些什么事情，能帮他办点什么事情，帮他找点他要的书，他最后让我帮忙找的书是施蛰存的《北山散文集》4卷本，他很喜欢施蛰存先生的散文。我最后一次送他书那天，老先生正好不舒服，当晚就送了医院。

　　黄裳晚年耳朵不好，以笔谈为主。不过老先生很狡猾，以此为借口，向那些不愿意回答的问题装聋，但要是遇到他感兴趣的话题，他就会滔滔不绝。不过，一般不了解他的人，就以为他话不多。比如我到他那里去，他看到我有不懂的事情，就会很开心去取书出来说：“你这个不知道？我教你！”

　　黄裳88岁那年，我们为他祝米寿，给他开了一个研讨会，这应该是黄裳生前惟一的个人作品研讨会，他那天特别高兴，不过他开玩笑说：那天没吃饱。那时候，王元化先生也还在世。

　　像黄裳这样的散文家，有大量读者，但是评论界似乎一直不太推崇他，这是一个问题。他在1940年代就开始出名，但评论界一直不提他在散文史上的地位。

　　这十多年，黄裳的创作依然十分旺盛，写文章是力气活，他真的是活到老写到老。他在晚年依然思想敏捷，反应很快，他人老了，但文字不老。

　　王安忆(上海市作协主席)

　　上海的文化老人又少了一位，但也只能无可奈何。问题是现在的作家、学者们能接上来吗？

　　我很喜欢看他的散文，我觉得没有人能写他那样的散文，这样的文字还能去哪里找？而且就算这样，他晚年还被人诽谤，真是没教养。从前在巴老家，经常看到他坐在巴老边上，对这个印象非常深刻，是一个很宽厚、可爱的人。

　　周立民(微博)(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

　　黄裳与巴金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一直是一段佳话。黄裳最早在南开中学的时候，是巴老三哥李尧林的学生，后来“三哥”到了上海，黄裳正好也到了上海，但这个时候巴金在重庆。黄裳后来带着李尧林的信到了四川，见到了巴老。《锦帆集》是黄裳的第一本书，巴老对这本书做了推荐，黄裳还看到巴老在他稿子上做的一些改动，黄裳很感动。后来那些没有收入在《锦帆集》中的文字，收在了另外一本书《锦帆集外》。所以可以看到，黄裳进入文坛，巴老的作用很大。不过那个时候，他们两人的交往不多。

　　1946年，他们都回到了上海，他们交往就开始密切起来。那个时期，黄裳、汪曾祺、黄永玉、穆旦经常固定一个时间在他们家。可以说，在1957年以前，黄裳是巴老最好的朋友，后来黄裳成了右派，两人交往就少了。1962年，黄裳给巴老写信说，可以见老朋友了。那个时候才又恢复了交往。文革以后，巴老《随想录》的发表和出版，黄裳其实是中间人，也是这些作品最早的读者。

　　黄裳写了很多巴老的文章，在巴老去世之后，黄裳写了《伤逝》一文，在我看来，这是纪念巴老最好的一篇文章。

　　孙郁(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

　　以前编副刊的时候，开始与黄先生交往，一直通过文章来往交往。

　　黄裳是非常优秀的文章家，也可能是现在最后的文章大家了。他是藏书家，也是记者，他读书也读人，又有很高的艺术修养。他深厚的学养和艺术感觉，都在他的文章中显现出来，而他对文章总是追求精善秀雅。这是现在作家们很难企及的。

　　他刚刚踏入文坛的时候，只有20多岁，一出手就很惊人，而且这一水准一直保持到晚年。这在写作者那里是非常难得的。到了1990年代，他还宝刀不老。他做过记者，与周作人、钱锺书他们都有交往，在他身上，你可以看到文人与学者、传统与西洋的结合。他英文非常好，但他从不在他的文章中卖弄这些，他对传统很痴迷。

　　吴彬(三联书店资深编辑，《读书》前执行主编)

　　太突然了，脑子里头乱乱的。说老实话，我跟黄裳先生见面的时间并不多、也不长。但他从《读书》一创刊就给《读书》写文章，是《读书》仅有的从创刊一直写到他生命终止前不久的33年的老作者。可能再没有一个像他这样贯穿始终的作者。

　　最早见他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他来北京，那时我们都还是小孩，范用先生和几位老先生在人民出版社(微博)的食堂里一起请他吃饭。我们就像小孩听大人聊天呀，听他们几位老前辈在那讲过去的事情。黄裳先生基本上不怎么说话，都是别人讲得多。他比较端重地坐在那，埋头吃埋头喝。后来我们去上海到他家里做客，他给我们拿这个东西看拿那个东西看，但也不怎么说话，所以我们和他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交谈，倒是我们有时候喋喋不休地说这说那。

　　我想他说得最多的还是跟陆灏，因为同在一个地方，而且陆灏跟老先生的交情非比寻常。所以，我对他的印象都是从他写的文章里头来的，从他最早写《锦帆集》我都看过。当时我就吃惊，黄裳先生的文章从一开始就写得那么好。而且他一以贯之，一辈子都元气充沛，那么好的文章一直写到底，一生都保持了最高的水准。黄裳先生文革以后出版的第一本书《珠还记幸》就是我做的责任编辑。那是1985年，那本书也是我作为编辑编的平生第一本书。我编了他这么多年的文章，黄裳先生的字很难认，我练到看他的字一点都不困难，完全熟悉了他的笔体和字迹。这么寡言的一位老先生，又这么才气焕发，而且一生有这么多朋友，有时候我也很费解。

　　陈麦青(复旦大学出版社人文学科学术总监)

　　黄裳是非常喜欢书的作家，每次看到一本书都要谈谈装帧和内容。很早以前我就知道黄裳先生，但不认识，后来调到复旦大学出版社才认识黄裳先生，给他做了一本《清代版刻一隅》，开始时他比较谨慎，做好了给他看，他很开心，在赠我书的题词里也多有褒扬之词，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写，他说最主要是因为这本书没有错别字，他说修订版有一个手稿，字迹比较难辨认，认为编辑居然都辨认了出来挺不错。我之所以跟他共同话题比较多，是因为我的专业跟他喜欢的东西比较相近，我原来学的是古典文献学，就是所谓版本、目录之类。黄裳先生虽然年纪很大，却对新知识和新事物很敏锐。

　　还有一个黄裳先生比较认可我的原因就是我是蒋天枢(中国古代文学专家，1903-1988)的学生。黄先生有一篇比较重要的文章是关于柳如是的。在蒋天枢先生还没把陈寅恪写的《柳如是别传》整理出版前，黄先生也为柳如是写了传记。有一次一位学者写了篇关于马一浮的文章，复旦历史系刚去世的朱维铮教授觉得该文对马一浮的理解有问题，就写了一篇批驳的文章，收在论文集《走出中世纪》里。这书寄给黄裳先生看后，他连续给我写了两封信，说朱先生写得好，说某人是“不学有术”，可见黄先生对思想、学术和文化事件都比较敏锐。

　　黄先生爱憎分明，锐气很足，是一个很痛快的人，没有文人的酸腐气。有时候我兴冲冲地给他送书，他手一摆说这个不好，不要。黄先生也喜欢在书信中臧否时事和时人。我把这些信件给朱维铮先生看，朱先生说黄裳这么大的年纪还不糊涂。

　　黄裳先生收藏古书也有独到眼光，在他们这一代的收藏家那里，一般来说是重视宋元时期的刻本，不重视明清刻本。从郑振铎这一代人开始，才重视起明刻本，比如一些传奇之类，但清代刻本仍旧没有人重视。黄裳先生可谓是第一个重视清代刻本并发掘其中学术和史料内涵的收藏家，因此他最重要的著作就是《清代版刻一隅》。此外，黄裳先生购书不介意残本，他收藏的很多残本其实也是孤本。黄裳先生发掘了很多工艺精美的清代版刻，并就其中学术内涵写成了很多文章。对于那些真懂刻本的文化人和收藏家，黄裳先生从不吝啬，他会很慷慨地把他珍藏的刻本拿出来共赏。

　　秦颖(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部总监，《随笔》前主编)

　　我和黄裳先生直接交往的时间并不长。知道黄裳先生是1980年代初我在上海华东师大历史系读书的时候，我读了他的《榆下说书》，从此非常喜欢他的作品，非常崇拜他。2004年我到《随笔》后，因黄裳先生是《随笔》的老作者，要跟他约稿，我就有了可能接近他。大概在2005年，第一次登门拜访他。后面还登门拜访过两次，更多的是书信的交往。

　　给我总的感觉，黄裳先生不善言谈，但非常机智。最开始也许是不熟悉，到他那里去，感觉他话不多，总是静静地听你讲，然后在你谈的过程中他会等待，等待你有能够打动他的兴奋点、激起他兴趣的一些话题，但他接过话题话也不多，也就几句话，然后继续听你讲。

　　话虽不多，但他人很亲切，他一旦回应你的话，让人感觉既幽默有趣，又非常敏锐。比如我第一次去拜访他，谈到接手《随笔》后压力很大，希望他能多给我们写稿。他突然说，我的压力也很大呀，要稿的压力。他说实际上问他要稿的很多，但他最大的困难不是来自写文章，而是找不到题目，他是有题目就写起来很快。他思维敏捷，虽然不上网，但对外面的事情了如指掌。有一次到上海开会，是朱大可他们组织的第一届“当代大众文化批评研讨会”。会后我去看黄裳先生，聊起会上的一些话题，比如白烨与韩寒的口水仗，他一下插进来说，还有更新的呢，说写《退步集》的陈丹青跟《三联生活周刊》的朱伟(微博)对上了。我一下惊住了，这么新的消息，网虫都没说起，他怎么就跟我谈起了呢。他虽然不上网，但对传统媒体的新闻很关注，对现实很关注，非常敏锐。去拜访他，我感觉压力很大，要找话题，但一旦击中了他的兴奋点，他马上会回应，马上会跟你聊起来。

　　我第一次去黄裳先生家，给他拍照片，反差太大，从技术层面来说拍得很失败，但中间有一张效果很好，将黄裳先生独特的气质拍了出来。第二次登门拜访时，提出再给他拍照，他说不用拍了，我就跟他谈一些过去的事情，比如他解放前在《中央日报》做记者时爱看京戏，曾经写过一本《旧戏新谈》。我记得自己当时问他这一生最愉快的时候是哪个时期。他说是在南京做记者的时候，晚上看京戏写专栏，出了一本集子。谈得愉快，我又提出给他拍照，他爽快答应了。可第二次拍的照片虽然清晰，但却没有第一次的效果好，没能把他的神采拍出来。我在《随笔》做主编的四年，黄裳先生基本上每一年都会给我一篇稿子。我记得第一篇是《雨西湖》，他给编辑部写来信纠正文中的几处错误，并说是因为他自己字迹潦草造成，并说他以前做过校对，习惯“挑错”，请我们不要介意等等。这次通信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黄先生非常严肃认真，对我们这些年轻一辈非常爱护关心。

　　(早报记者 石剑锋 田波澜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