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青浦区崧泽遗址59号墓出土崧泽文化带盖竹编纹陶罐 2009年松江区广富林遗址1127号灰坑出土广富林文化袋足陶鬹 1985年青浦区金山坟遗址出土崧泽文化凿形足陶甗

1994年闵行区马桥遗址出土马桥文化云雷纹鸭形陶壶

1966年青浦区寺前村遗址出土双层镂孔花瓣足陶壶

2010年青浦区福泉山遗址吴家场墓地207号墓出土神人兽面纹象牙权杖

　　“考古”作为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体系，为发现和研究上海地区的史前文明提供了重要的手段，同时，也改变了我们对于上海过去历史的认识。上海地区已经发现了30余处古代文化遗址。古代遗存证明，先民们已在上海这片土地上创造了6000年的历史。这些文化遗址是上海史前文明形成、变化和演进的轨迹和印痕，也是上海城市文化传统生生不息的象征。

　　陈杰

　　说起过去的上海，风格各异的外滩建筑、红墙青瓦的石库门已经固定为大多数人的历史记忆。对于他们而言，上海文明史似乎已经定格于100多年前。在那之前，上海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渔村。即使是古代文献，关于上海的记载也大都集中于宋元之后，而对于更早的历史，仅仅是只言片语，语焉不详。因此，对于上海史前文明的解读，仅仅依靠历史记忆或者古代文献已经力不从心。我们需要寻找另一条解读历史的途径。“考古”作为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体系，为发现和研究上海地区的史前文明提供了重要的手段，同时，也改变了我们对于上海过去历史的认识。

　　目前，上海地区已经发现了30余处古代文化遗址。古代遗存证明，先民们已在上海这片土地上创造了6000年的历史。这些文化遗址是上海史前文明形成、变化和演进的轨迹和印痕，也是上海城市文化传统生生不息的象征。

　　探索之路

　　回顾上海史前考古60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上海考古的基本任务就是发现新的遗址、研究考古学文化、建立本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第二阶段从1990年代发展至今，上海史前考古的重点在继续完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的同时，采用多学科合作的方式，深入研究各个时期的人地关系、先民生活和社会结构等。

　　起步阶段的上海考古工作首要任务就是需要发现古代遗址。1950年代初期的上海，除了1935年发现的戚家墩遗址外，几乎没有什么古代遗址，历史文献中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线索。直到1958年，为了打捞淀山湖中的“狗屎铁”，意外地从湖底打捞上来的“狗屎铁”中，发现了很多各种形状的石器、陶片及动物化石等。根据这批文物的特征，上海确认了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存在。

　　淀山湖考古发现以后，伴随着基本建设工作的开展，更多的遗址被发现。在随后的数年，发现了今闵行区的马桥遗址，今松江区广富林遗址、机山遗址、北干山遗址、钟贾山遗址、南阳港遗址，青浦区崧泽遗址、金山坟遗址、乐泉村遗址、福泉山遗址。其后，又相继发现了松江区汤庙村遗址，青浦区千步村遗址、寺前村遗址、刘夏遗址，金山区亭林遗址等。1970年代发现的遗址有青浦区福泉山遗址、果园村遗址、凌家角遗址，松江姚家圈遗址，金山区招贤浜遗址、张堰口遗址、查山遗址，奉贤区柘林遗址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考古先驱者基本摸清了上海古文化遗址的分布情况，改变了人们关于上海无古可考的错误认识，把上海的历史向前追溯至距今6000年前。

　　考古不仅仅是发现古代文化遗址，它也需要通过细致的田野发掘工作，对遗址进行重点发掘，根据地层学的原理，了解遗址的堆积过程，遗址的延续时间和文化内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考古的重点就是马桥遗址和崧泽遗址的发掘。

　　马桥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0、1966年进行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当时，发掘者把遗址的文化层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上层为春秋战国时代遗存，下层为良渚文化遗存，中层为一类新的遗存，它以夹砂和泥质红褐陶为主，器物表面一般拍印各类纹饰，具有鲜明的特色。1978年，发掘材料发表之后，以马桥中层为代表的文化内涵的特殊性受到了考古学界的关注。经过细致的讨论，学者们把这批遗存命名为“马桥文化”。

　　崧泽遗址发现于1957年，1961年和1974-1976年，进行过两次发掘。当时的发掘表明，崧泽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早期的遗址，按地层可分为上、中、下三大层。下层是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古代居住遗址。上层应属于青铜时代文化遗存，年代大约为西周晚期至战国早期。中层以假山墩上的墓地为代表，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公共墓地。崧泽遗址中层墓葬所代表的这类遗存，既不同于马家浜文化，也与良渚文化有较大差别，文化面貌独特，自身特点鲜明，它广泛地分布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因为崧泽遗址的发现具有典型性，所以考古学界把这一类的文化遗存命名为“崧泽文化”。

　　“崧泽文化”、“马桥文化”的考古命名，不仅完善了上海地区史前文化谱系，也为长江三角洲地区史前文化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1980年代，中国文明起源成为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上海考古学者敏锐地把握了研究的动向，1982-1987年，三次发掘了青浦区福泉山遗址，第一次从考古地层学上明确人工堆筑的高台墓地是良渚文化贵族墓地的主要埋藏方式。福泉山遗址的重要发现为日后许多的发现提供了经验和线索——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山”命名的土墩很可能就是良渚贵族墓地所在地。在这种思路下启发，1980年代后期，浙江杭州的良渚遗址群内陆续发现了反山、瑶山、汇观山等著名遗址。良渚文化一系列重大考古新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使得良渚文化成为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大热点。

　　1990年代以后，中国考古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考古学理论和研究方法逐渐多样化，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日益广泛地应用于考古学研究之中。上海考古学者紧紧跟随考古学发展趋势，以课题意识带动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这一阶段的主要成就主要体现在马桥遗址、广富林遗址的抢救性发掘和福泉山遗址新的考古发现中。

　　1993-1997年，马桥遗址再次发掘时，发掘主持者把考古学研究的范围从单纯对出土文物进行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研究，扩展到研究地理环境、自然遗存等方向，与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合作。通过综合研究，使人们更全面地了解了马桥遗址的形成过程、人与环境的关系和各个时期人类活动的特点。

　　进入新的世纪后，松江区广富林遗址成为上海考古工作的重点。根据广富林遗址发现而命名的“广富林文化”，填补了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的空白。发掘过程中，考古学者与地理学者紧密合作，把环境考古研究纳入项目计划之中，指出了古地貌变化与人类居址选择之间的可能关系，并发现了良渚文化向广富林文化转变过程中环境的耦合关系。同时，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体质人类学等的合作研究也正在开展中，为我们全面认识遗址的人地关系、先民的生活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2007年，以良渚古城发现为契机，上海考古学者再次对福泉山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发掘。调查显示福泉山遗址在北距“福泉山”土墩的吴家场存在另一处良渚文化晚期权贵墓地。吴家场墓地已经发现了两座良渚文化权贵大墓，出土文物精美，充分说明福泉山遗址是上海地区良渚文化时期最重要的遗址，代表了当时上海地区政治中心。福泉山遗址所体现出阶层分化的现象对研究中华文化起源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考古发现构建了上海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文化发展的基础材料，它反映了上海史前文明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进程。根据现有的发现，我们大致可以把上海最早近3000年的历史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从马家浜文化开始到良渚文化，它反映了长江三角洲原始土著文化从形成发展到史前文明高峰的过程。第二阶段从钱山漾阶段遗存开始，经广富林文化至马桥文化，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末期以后，上海地区与周边地区文化不断碰撞和融合的过程。

　　史前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上海有人类居住的历史可以上溯到马家浜文化晚期。那时，长江三角洲正处于发育的初期，海水不断东退，一些高墩或低丘逐渐摆脱海侵影响，从而成为适于人类居住的地点。上海地区地处长江三角洲东缘，海水东退，陆地淡水沼泽化的时间相对较晚，所以直至距今6000年左右第一批先民迁居于此，人类对上海地区的开发从此拉开了序幕。

　　2004年崧泽遗址再次发掘时，曾经发现了一个人头骨残骸，他是一名25至30岁的青年男子。由于这个头骨是上海地区迄今保存较好的马家浜文化时期人类骨骸，所以它代表了迄今发现最早的上海先民，上海最老的先祖，也被称之为“上海第一人”。为了满足生活的需求，刚刚踏入上海土地的“上海第一人”们开始利用简单的生产工具伐树开荒，种植水稻，驯养家畜。早在1961年，第一次发掘崧泽遗址时，考古学者就在马家浜文化地层中发现过炭化稻谷。

　　以崧泽遗址发现而命名的崧泽文化，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中，是联结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重要环节。这一时期，长江三角洲地貌发生了重要变化。当时，随着长期的稳定堆积，在海岸线上由大量泥沙和介壳残骸堆积起贝壳砂堤。由于地势高爽，这些砂堤又被称为“冈身”。冈身形成后，将西部平原与海隔绝，使原来的一些低洼地区演变为淡水沼泽沉积环境，从而为人类提供了更多可供选择的居住点。目前上海地区发现有崧泽文化遗存的遗址有青浦区的福泉山遗址、崧泽遗址、金山坟遗址、寺前村遗址、汤庙村遗址，松江区的姚家圈遗址和广富林遗址等，先民的定居点明显增多。

　　良渚文化时期，上海地区先民聚落进一步增加，主要遗址有青浦区的寺前村、金山坟、淀山湖底、果园村、千步村，松江区的机山、广富林、汤村庙、姚家圈，金山区的亭林、招贤浜，闵行区的马桥，奉贤区的柘林、江海等18处遗址。由于地貌的转变，有些遗址的分布已经逐步扩展到以往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古潟湖地区。此外，随着海水的东退，上海良渚先民还把村落迁移至古代的海岸线上。马桥遗址、柘林遗址和江海遗址都坐落在古海岸线上。

　　遗址的增加和新的居住村落的出现，都是为了满足人口不断增长和扩大农业生产的需要。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收获，强化劳动也是重要的手段。强化劳动主要方式就是技术革新。良渚文化的技术革新主要体现在生产工具的制作上。首先，生产工具的种类增加了，一些新的器型得到广泛应用，如石犁、石镰、耘田器、斜柄石刀等。其次，工具的制作更加精致和科学。以福泉山良渚墓葬出土的石锛和石凿为例，制作工艺考究，整体打磨抛光精致，器物的转角线条笔直，这是高度专业化生产的代表。此外，良渚文化的农业工具不但品种多样，而且基本可以配套使用于稻作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石犁是耕种时翻土的工具，石镰等是收割时的工具。

　　技术革新解放了许多劳动力，使他们能够从以获取生活资料为目的的劳动状态下摆脱出来，产生了一批技艺娴熟的手工业者。良渚文化的陶器制作已经熟练地运用轮制成型再加整修的方法。器形规整，一般器壁较薄，胎壁厚薄均匀。少量薄胎黑陶，其胎壁厚度仅1.3-2毫米，显示了高超的制陶技巧。一些重要的器物表面，都装饰有繁复的细刻纹，纹饰主要由蛇纹、云雷纹、变形的鸟纹等为主，体现了良渚文化特殊的意识观念。良渚文化的玉器集中了当时最高水平的工艺，是良渚文明的智慧结晶。良渚文化制作的玉器造型独特、雕刻花纹图案精细、数量众多、品种丰富，是良渚文化重要内涵之一。

　　经济的发展，手工业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为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财富。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加，原始社会内部贫富不均的现象逐渐加剧。就考古发现而言，社会分化的现象明显地体现于墓葬的差异上。

　　上海地区等级最高的墓葬无疑就是福泉山遗址福泉山墓地和吴家场墓地上埋葬的良渚文化权贵墓葬。这些墓葬埋葬于专为显贵者堆筑的墓地中，墓葬之间有着严格的布局。墓葬以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为主，一般都有木棺。权贵墓葬的随葬器物数量多，质量也高，且以玉器为大宗，同时还有少量珍贵的象牙器、石器和陶器等。与之相对应的，是马桥遗址、广富林遗址所发现的一些小型墓葬。墓葬一般随葬品很少，随葬品的种类以陶器数量最多。

　　以福泉山遗址权贵墓葬为代表，它们随葬有玉琮、玉璧、玉钺、象牙权杖等象征身份的礼仪用器。虽然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无法复原这些器物的具体使用，可是象牙权杖、琮、璧所带来的神秘气息，正是宗教神权的恰当体现。从实用的工具或武器演化而来的玉钺，通过特殊化处理，成为震慑社会大多数人的权杖，象征着世俗的王权。这些身份显赫的统治阶层，可能是原来的部落首领、宗教祭司利用职权，将公共剩余产品逐渐据为己有，成为社会上层贵族。这种分配的不公平性，最终导致了社会分化和阶层对立，当时作为统治阶层控制社会的国家机器可能已经出现，因此有的学者把这段时间的上海称之为“福泉山古国”。

　　从文化碰撞到文化融合

　　距今4500年前，良渚文化达到了史前文明的高峰。但是，发达的良渚文明未能继续发展、延续，而是衰落并消失了。关于良渚文化衰落的原因迄今依然没有定论，有人认为是社会结构的崩溃造成的，也有人认为是自然环境的变化导致了文明的消亡。近年来，上海地区的考古发现为探索长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明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根据上海的考古发现，良渚文化的衰亡除了受到社会内部和自然环境的巨大影响外，外来文化的冲击也是重要的导火索。从1999年开始的考古发掘，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发现了一类以鱼鳍足的鼎和细长颈鬶为代表的遗存，这类遗存1950年代首先在浙江钱山漾遗址发现。随着广富林遗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可以确认这类遗存的年代晚于典型良渚文化，早于广富林文化。虽然现在关于这类遗存的性质无法确定，但是它代表了一个特殊的时间阶段，我们暂时将之称为“钱山漾阶段”遗存。

　　钱山漾阶段遗存的陶器主要器形有鼎、罐、鬶、豆、缸等。鼎身以折沿、垂腹为主要特征，部分鼎的上腹部有凸弦纹作为装饰。鼎足有鱼鳍足、鸭嘴状凿形足、顺装舌形足、圆锥足等。其中，鱼鳍足数量最多，形态上有大小变化，具有代表性。罐的常见形制为厚唇、折沿、深腹，腹部常装饰有弦断或抹断的篮纹。鬶，以泥质红陶为主，基本形态为细长的鬶颈和大袋足。

　　钱山漾阶段遗存与典型良渚文化之间既有差异也有继承。在钱山漾阶段遗存的陶器中出现了新的文化因素，在本地传统中找不到来源，应是在外来文化影响下的产物，这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末期长江三角洲地区动荡的文化格局。

　　外来文化的因素增多，就像聚沙一样有个由少到多、慢慢累积的过程。到了广富林文化时期，来自北方的文化传统已经成为上海乃至长江三角洲的文化主流力量。

　　广富林文化是以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发现而命名的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广富林文化的陶器按照质地可以主要分夹砂和泥质两大类，陶器的装饰技法主要有压印、刻划、堆贴和拍印，压印纹饰有绳纹、篮纹和方格纹等，刻划纹饰种类比较多。广富林文化的陶器主要有鼎、瓮、罐、甗、豆、钵、盆、杯和圈足盘等。广富林文化陶器从胎土选择、制作工艺、造型特征到纹饰装饰手法都完全不同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现已认识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通过比较研究，广富林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来自黄河流域以王油坊类型为主的中原龙山文化的影响，它构成了广富林文化的主体。

　　此外，广富林文化还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征。首先是本地传统的影响，如生产工具石犁。三角形石犁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特有的生产工具，广富林文化依然使用，它除了反映在器型上有传承关系外，也从侧面说明这一时期仍延续了良渚文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其次，是来源于浙南闽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影响，主要以印纹陶为特色。最后，广富林文化陶器中还有一些器物是广富林文化所特有的。这些特有的器型，是广富林文化形成过程中，外来的文化因素与自身的土著文化因素杂糅、结合而创造出来。

　　因此，广富林文化的来源非常丰富，以王油坊类型为主的中原龙山文化因素对其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主导作用，本地传统文化和浙西南闽北印纹陶文化因素也对其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在吸收外来文化影响的同时，广富林文化时期的先民还有许多具有自身特点的创造发明，这多方面的文化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内涵异彩纷呈的崭新的地方性文化。

　　到了马桥文化时期，南北方文化势力的影响发生了倒置，来自南方的印纹陶传统成为主流。根据马桥遗址的统计，泥质红褐陶占全部陶器总量的50%以上，其他陶系组合分别由夹砂陶、泥质灰陶和泥质黑陶组成。红褐陶系的常见器类是不同规格的罐、小盆和鸭形壶，陶器制作采用泥条盘筑，再辅以慢轮修整的方法，器表多经拍打成型，器内有垫痕，器表拍印各种纹饰，主要是条格纹和叶脉纹。马桥文化的红褐陶在当地找不到承继的文化传统，发掘者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它们与浙南闽北地区的肩头弄文化遗存存在很多相似之处。

　　马桥文化与广富林文化一样，也是包含多元因素的文化综合体。马桥文化中的陶觚等器物很可能是来自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的影响，而陶簋、蘑菇形捉手器盖等陶器的风格又与山东半岛的岳石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与来自南方印纹陶传统的文化因素结合，反映了夏商时期上海地区多元文化的特色。

　　马桥文化正处于中国历史时期的关键阶段，许多发现和成就是承前启后的重要环节。马桥文化陶工以陶文记事，它们主要被刻划在陶罐口沿的沿面上，小部分刻在鼎类炊器的口沿面上。虽然陶器并非文字书写的主要载体，但是，马桥文化的陶文正是汉字产生过程中处于萌生阶段的早期文字代表，它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马桥文化另一项重要成就是原始瓷器的烧造，硬陶生产更加普及。软陶与硬陶的分化，是窑业技术的巨大进步，为原始瓷的发明做好了技术的准备。窑工通过精选瓷石、控制窑温和人工施釉等工艺的改进，成功完成了从陶到瓷质的飞跃。马桥文化的原始瓷是目前确认的最早的样品，考古发现显示，良渚文化之后，上海地区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北方和南方势力在此不断地发生碰撞，产生融合，正是在这种文化态势下。上海地区以一种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态度，创造出了富有区域特色新的文化，最终发展成古吴越文化的重要基因之一，并影响至今。■

　　(作者系上海博物馆考古部副主任，本文发表有删节，标题系编者所拟。本专题文章原文将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上海博物馆编《上海市民考古手册20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