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将书名定为《奇石》，他坚持认为“奇石”富有某种寓意，他说：“中国就像块奇石，每个人都能看出不同的样子。”

　　文｜《小康》记者 谈乐炎

　　何伟走进那家贩卖奇石和玉雕的小店时，一座玉雕帆船在他们身边倒地摔碎。店员说这是因为他朋友的“衣服把它扫下来了”，但何伟“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一个事先下好的套”。

　　何伟本名彼得•海斯勒，是《纽约客》第一任驻华记者，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他先后写出了《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三本书，在很多人看来，他是近年来报道中国故事最独到也最成功之人。

　　他早就听说过类似碰瓷的故事，“有的古董商店自己把花瓶砸碎，然后怪罪于顾客。”但事到临头，他也只能赔钱了事，掏出50元塞给店员，便和朋友匆匆离去，他们一口气开出去很远，才在一处路边茶铺停下，大口喝着茶，“平复自己的神经”。而事后何伟想来，破碎的玉雕应该是山寨货，否则50岂能打发？

　　2011年他离开中国，远赴阿拉伯世界，直到今年前不久，他在过去若干年里为《纽约客》撰写的24篇文章(其中16篇关于中国)，在做了部分删节后，才得以集结在中国内地出版。

　　何伟将书名定为《奇石》，这也是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正是从那次令他记忆犹新的碰瓷事件写起。他坚持认为“奇石”富有某种寓意，他说：“中国就像块奇石，每个人都能看出不同的样子。”

　　“我们自以为熟悉这个国家，被他一写，才意识到并非如此，我们自以为熟悉，却漠视了很多。”著名文化学者止庵说。

　　“了解这个国度的每一个表情”

　　何伟的中国缘，始于1996年。

　　那一年，他这个美国密苏里州青年刚刚从牛津大学拿到英国文学硕士学位，一心要当一个作家。这一年美国“和平工作团”(Peace Corps)招募志愿者，派往中国等地支教，何伟立即报名参加。

　　多年后，在《奇石》一书里，他坦言，自己加入这个组织，并非真的想成为一名心怀理想改造世界的志愿者，而是“我需要时间用于写作。”

　　然后他被派往中国川江边的一座小城涪陵，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支教生活。在他看来，和平队的手册里没什么好玩意儿，“美国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看法相当古板——有的国家需要拯救，有的国家需要害怕。”同时他也感慨“中国政府同样如此，他们的宣传丝毫没有幽默感。”

　　涪陵这样的中部小城市，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是何伟眼中的“偏僻地区”。和他一起来华的和平队队员，大多在类似的地方，很快陷入局部琐碎的“偏僻”生活里，很少与和平队联系，只是偶尔从其官网上下载一些课程方面的要求，比如“绿色英语运动”。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项目：和平队希望从事教育工作的志愿者将环保主题融入教学活动中。这样的主题在当下看来很寻常，但在当年，则显得突兀。那是一个刚刚在市场经济加速飞奔的年份，人们更热衷谈论致富的技巧等实用话题，而环保，没人真的在乎。

　　当何伟的一个同伴“审慎”地组织了一场题为“乱丢垃圾是好还是坏”的辩论时，一下子全班分成两派，一部分学生群情激奋地说，很多中国人从事的职业就是捡拾垃圾，如果没有了垃圾，他们肯定会失业。

　　多年后，何伟依旧很感慨，他觉得这样的经历会改变一个人，“只是改变的结果不一定符合你的预期”。对死硬的理想主义者而言，这样的工作真是糟糕透顶，他们大多干到最后便沮丧不已。实用主义者可以坚持到最后，明智的人还给自己的每一天都确定了细小的目标：“学一个中文词组，或者教会求知若渴的学生一首诗歌。”长远的目标统统被抛到了一边。而何伟似乎不属于这两者。

　　在涪陵，“何伟”真正诞生了。当地人帮他取了这个中文名，“何”是涪陵大姓，而“伟”则被他们视为“是个不错的汉字”。何伟很乐意这样能更拉近与当地人的关系，他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入乡随俗”。在涪陵两年，何伟完成了《江城》。

　　资深媒体人陆晖受邀参加了前不久有关《奇石》的一场新书研讨会，他说，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何伟在最开始写《江城》的时候，文本很粗糙，因为他当时作为和平队的队员在涪陵做英文老师，还没有成为职业作家。后来成为《纽约客》驻北京的记者，他明显有一个磨砺的过程，写作越来越纯熟、越来越精致。

　　2003年何伟以《纽约客》记者的身份，重返涪陵，之后写下《永沉江底》一文，文中恰到好处地呈现出陆晖所言的那份“纯熟”和“精致”。这篇文章看起来像是他久别重逢的私人游记，其实他试图在漫不经心的笔调之后，呈现他对三峡工程与沿岸居民生活关系的思考和观察。这一年6月1日，长江三峡大坝已经合龙，以西400公里以内、海拔135米以下的数千城镇消失在水面以下，数百万人口迁移。

　　6月8日大雨，傍晚7点零8分，何伟看到一处江边民居的砖头已经被淹没了一半，大人们忙着往上搬家，最小的女孩坐在南瓜地里的桌子边静静抄写着课文：“春雨绵绵下，出门看桃花。”12分钟后，一个年轻人逮了几只从上涨的江水里逃出来的黑蝎子，“平时很难抓到。”年轻人说，这东西有毒，但可以入药。一百元一斤。

　　何伟试图寻找潜伏在日常生活里的关于三峡蓄水的某种情绪，他没有简单用判断句说哪一种是支持，哪一种是反对，而是在琐碎的叙事里呈现，给人以开放式的联想。在江边遇到渔民黄宗明，便问：“江水估计什么时候淹到他新做的渔船？”黄宗明漫不经心：“也许明天中午。”次日上午，黄宗明喝完一大杯白酒，江水已经上涨到渔船木支架的一个角。下午1点34分，一艘轮船驶过，尾浪晃动了渔船，渔船咔嚓作响，终于脱离了支架，浮在了水面。

　　曾以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而闻名的学者梁鸿说：“我觉得何伟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来到这个国度旅游的非虚构类作家，实际上对我们生活的内部，甚至是文化的结构，他也试图去了解、去思考，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从来都没留意这件事，他留意了”

　　何伟此前写过一本书名为《甲骨文》，因为某些原因，一直没能在中国内地出版，曾有出版社找到他，期望他同意做较多删改，以便出版，他拒绝了。他认为那样会影响叙事，给读者某种潜在的误导。但在《奇石》一书的出版过程中，他做了让步。多年的中国生活，让他越发意识到，在有限的尺度里寻找突围，更考验智慧，也更具有传播的意义。

　　当然，这个倔强的美国人，还是忍不住在新书的扉页特别写上一行“作者说明”：“海滩峰会、桥上风景、突袭美国和全力冲刺四章内容略有删节。”同时他还留下自己个人主页的网址，期望有心的读者去完成剩下的阅读。

　　《海滩峰会》一文，何伟将目光投向北戴河这座海滨城市。在中国的政治地理版图，它具有特别的意义。每年夏天，政府的高级官员相聚这里，共同决定国家的未来走向。何伟在此地与各种普通人闲聊，他看起来并非真的要去解密这座小城背后巨大的政治密码，而是将此地作为一个记录中国普通老百姓政治心态的别样舞台。而他间或记录采访中与当地警卫人员的周旋，也呈现出这座城市的别样紧张和政治生态的神秘感。

　　何伟特别写道一位跟踪他的便衣警察，小平头，发胖，四十多岁，穿着肮脏的棕黄色T恤，他的同伴穿得稍好，仿冒的Izod衬衫，黑色皮鞋上印着花花公子的标识。后来何伟和当地一位朋友喝酒，席间说起这两位便衣，不料当地朋友平静地说：“我知道。”这让何伟怔了一下才继续开口：“我不想给你们惹麻烦。”当地朋友说：“不是什么麻烦，我们一点都不担心，再说了，你也没办法。”他最后补充了一句：“别管它。”

　　止庵在提及此书时说：“我最喜欢的是这本书里面作者的态度，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就是关心而不迷茫，冷眼旁观而不高高在上。”

　　在《桥上风景》中，何伟将这种特质发挥到极致，他要写的依旧是个大命题——中朝关系。一如既往以看似闲散的笔调从小事说起。他来到与朝鲜一江之隔的丹东。在这里的第三天凌晨两点，他被闯进宾馆房间的小偷惊醒。当时那名身形瘦小的小偷，正在乱翻何伟放在梳妆台上的行李。见何伟醒来，小偷夺门而逃，何伟则“只穿了一条短裤”紧追不舍，在楼道拐角，他将小偷按倒在地，一顿老拳。小偷丢下刚刚偷来的相机、钱包等，趁何伟走神之际，翻窗逃脱。

　　打斗中，何伟扭伤了手指。事后他猜想，那个又黑又瘦且那么容易被他按倒在地暴打一顿却没有还手的小偷，很可能是对岸而来的朝鲜难民，但警方一个劲儿保证，这一段边境线很少有难民，因为鸭绿江那一侧的朝鲜城市新义州，相对比较富裕。不过何伟并未因此打消猜疑，他知道：“再往东走便是严重的饥荒区，每年估计有七万朝鲜难民进入中国。”

　　“一想到自己曾经对一个饿着肚子的人施以老拳，我就感到十分不安。”何伟说。

　　止庵更看重何伟的那篇《全力冲刺》，这是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文章。

　　何伟在北京二环看到两旁飘扬着迎接考察团的彩旗，彩旗上的中文是：“新北京、新奥运”，对应的英文却是“New Bing，Great Olympies”。他很好奇，怎么单单就一个形容词进行了改译？

　　几星期后，他采访北京市时任副市长刘敬民时提出了这个疑问。对方回答说，中文的“新”含义更丰富，不太好翻译。不过，当何伟和另一位体育官员说起这事儿时，他的解释似乎更为直接：“如果翻译成New Olympies，那会让人觉得中国人想改变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可不喜欢这一点。”

　　止庵说：“我看这一段的时候非常感动，我在北京也经历奥运，我从来都没留意这件事，他留意了。有些事司空见惯了，我们自己会把它漏过去，这就是一个外国人真正爱我们的地方。”

　　“日常生活背后的光辉”

　　“何伟作为外国人，他非常乐意学习很普通的东西，然后把这些东西写到自己的作品中来表达出去。”负责该书出版的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图书编辑杨铭宇说，何伟不仅仅能发现那些因为“司空见惯”而被忽视的细节，更能在大家都看到的细节里，阐释更多的意味。“你可以在《奇石》里面看到何伟作为一个记者他是怎么写这些非常细微的东西，又是怎么样把这些细微东西背后的时代背景、人的生活变化都表现出来，这是大家在《寻路中国》或者《江城》里面可能看不到的，而《奇石》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这一方面得益于何伟更花心思的观察，比如在《离乡回乡》一文，他讲述中国最著名的篮球明星姚明的故事，长时间追随姚明采访，从美国的赛场，到中国姚明参与的每一次社会活动。这看起来完全是最简单最笨拙的随访方式，但却是最用心最有效的方式，所以何伟能写出别人无法获取的细节。比如在北京电影制品厂的一次广告拍摄中，有一个镜头是2米26的姚明举着体重五十二斤的四岁小胖子孙浩轩去扣篮，一连拍了四条，都没能成功，在第四次，姚明一个趔趄，不经意地让小胖子的鼻子撞上了篮筐。小胖子嚎啕大哭，随后又拍了第五条，终于灌篮成功。姚明踱步来到站在场边的何伟身边，用英语说道：“举重训练。”

　　何伟在书中特别说道自己的童年，父亲总是对陌生人充满好奇，只要在什么地方坐下来无所事事，他就会随机选中某人，问小何伟观察到什么？比如“他的穿着有趣吗？走路姿势如何？你觉得他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父亲是一名社会学家，这样的训练，让后来成为记者的何伟获益良多。多年后，何伟发现中国人常常过于谦逊，不愿意成为关注的焦点，“当上记者后，我逐渐学会了耐着性子，因为一般要等上数月乃至数年时间，我才能让一个人无话不谈。我记住了父亲的方法，如果想对某个人真正有所了解，我们就不能没有耐心。”

　　为了完成关于姚明的报道，何伟还采访了数位与姚明有过交集的人，甚至找到长期为姚明理发的一位身在休斯顿中国城的理发师。

　　梁鸿说：“何伟就是那样睁大一双眼睛看每个普通人，所以他看到了。”

　　在《突袭美国》一文中，何伟试图呈现中国人面对美国“9•11事件”后的群体心理。他来到温州。在他看来，这座城市商业发达，“人们不光有务实而国际化的眼光，还带着诸多美国文化的影子，他们会对“9•11事件”有什么样的反应？”随后他从当地随处贩卖的反映美国霸权主义的纪录片里，从与当地不同阶层市民的交谈里，读出复杂而混沌的群体心理。

　　而在《中国巴比松》中，何伟讲述了中国浙江小城镇仿制世界名画的画师的故事。那些年轻的画师，拥有娴熟的画技，可以模仿出各种风格的大师之作，但他们只能像影子一样，将自己埋藏在画作背后。何伟用了这样一句话：“镜子里面的倒影让他专注于细节(‘他’指那些画师)，但是在更大的风景面前他从来没有觉得无所适从。”

　　杨铭宇说：“我觉得何伟的写作跟这句话非常相称，他写很多细节，也看到很多细节，但是没有迷失在当中，而是归纳更多的东西放在文章里面，最后引起读者对这些小事情的关注，再反过来思考为什么有这样的人存在，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纽约客》杂志有一期很出名的封面画，世界分为纽约和纽约之外的地方，而“纽约之外”则是无尽的“荒原和戈壁”。这个封面直观地展现了当时美国人的心态。这也是何伟少年时代的心态。对他来说，中国就是“荒原和戈壁”的一个角落，直到上大学，何伟都对中国不感兴趣。但当他成为《纽约客》的记者，他一直在用细节，化解中国这个“荒原和戈壁”的刻板印象。

　　陆晖特别在意何伟在书中写到的各种类似“奇石”那样的假货，他觉得：“‘奇石’背后还有一层含义，我们现在所说的山寨、假货的含义。”何伟取这个名字，似乎在暗示中国的某些问题，表面看着像一枚值钱的奇石，但实际充斥着谎言和虚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