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1898—1982)，河南项城人，生于官宦世家，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等共称为“民国四公子”。张伯驹是我国老一辈文化名人中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大家。

　　张伯驹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

　　民国初年，人称大收藏家张伯驹、少帅张学良、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溥仪的族弟溥侗(红豆馆主)为北平城里的“四大公子”。张伯驹曾不惜倾家荡产，置生死于度外，同形形色色的魑魅魍魉做过惊心动魄的争斗，展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威武不屈的宝贵品格。解放以后，依然有人惦记着他，惦记着他手里的古董。

　　有一天，康生来到张伯驹家中，一番客套后，康生走到了大书架前，拿起一函线装的清版《宋元学案》，随意翻了翻说：“听人讲，你收藏了不少古画，可以看一看么？”

　　张伯驹谦谦地说：“多少有一点，不过大都不在这里。”

　　张伯驹让妻子慧素从里间小书房中取了七八幅字画来。这都是北平解放前夕买的，基本上是明清两朝画家的作品。

　　张伯驹把画全挂了起来。

　　康生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又戴上，凑近一幅明代画家戴进(字文进，号静庵)的山水画卷，眯着眼睛看了起来。

　　“这……是真迹么？”

　　“是的。”

　　康生点点头，又看第二幅。这一幅是明代画家吴伟(字士英、次翁，号鲁夫)的《江夏秋居图》。吴伟于明弘治年间被皇帝赐“画状元”之印，名动一时，笔触恣肆，山水画的意境很独到。康生看了，不住点头。

　　再下一幅是清代画家黎简(字简民，号二樵，广东顺德人)的山水画，画面苍润而淡远，康生看得如醉如痴。

　　接下来是一幅任伯年的人物和一幅虚谷的山水画，康生看得更入神了，竟情不自禁地连声赞了起来。张伯驹站在一边，心下甚是怀疑。他不明白，这康生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几件东西，能不能借给我看一看。内人伴竹(曹轶欧的笔名)也喜欢写写画画的，让她也欣赏欣赏。”张伯驹自无不允，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慧素去找了个布兜，张伯驹则把画一一取下来，卷好，放进布袋里。

　　一晃几个月，康生那儿再没了一点儿消息。

　　几件明清的古画，虽说算不了什么，可张伯驹总觉不那么对滋味。若是康生痛痛快快地开口说：“我喜欢，想要。”他不会皱一下眉头。这般以借代取，未免缺了一点儿君子的风度。

　　陈毅从上海调到北京来了。由于与张伯驹住得近了，两人之间走动较多。一天，无意之中，张伯驹把这件事说了出来。陈毅秉性耿直，当下十分生气，回去后，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恩来。

　　周恩来是西安事变时才听说张伯驹这个人的。当时，他在张学良的官邸见到了一幅字体很怪的条幅，上面写了这样一段话：“举人不望其报，恶人不顾其怨；官非其任不处，禄非其功不受；见人不正，虽贵不敬；得不为喜，去不为恨；非其罪，虽累辱而不愧也。”

　　周恩来很欣赏这段话，于是，张学良便把张伯驹的为人细细向周恩来讲了，并把这幅字转赠给了周恩来。此番听陈毅这么一说，周恩来想了想说：“事情虽然不大，可影响不好。康生同志也许忘了，不记得有这回事了，我们想个办法提醒他一下。”

　　邓颖超找到了曹轶欧，谈话是十分委婉的：“小曹，听说康生同志借了几幅不错的明清山水画，不知还了没有？恩来说，想借来看看呢。他那个人，别看忙，也喜欢看画。真的，看一幅好画，也是一种不错的享受呢！”

　　曹轶欧一怔，马上说：“哦，那几幅画，刚刚还了。总理喜欢，我想办法再借来。”

　　邓颖超摇摇手：“既然还了，就不麻烦了。以后若借到什么好的字画，告诉我一下。”当晚，康生便让人把那几幅画送到了张伯驹家。见了画，张伯驹好生惭愧，以为是错怪了人。对陈毅一说，陈毅听说画已经送回，心中暗觉好笑。见到总理时，便把这件事说了。大家都知道康生一向的为人，也便没再说什么，这件事就算放下了。

　　然而，就连周恩来、陈毅也没想到的是，康生对这件事竟一直耿耿于怀。曹轶欧把邓颖超的话对康生一说，康生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表面上，他让人把画送了回去，心底里，却牢牢地记下了这笔账。这件事，改变了张伯驹今后的命运，使他的人生之路增加了更多的坎坷和不幸。

　　来源：《人民政协报》2012年11月1日第B3版

　　作者：黄英，原题：《张伯驹与康生因“借画”而结怨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