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京津沪的上层人士把当时四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豪门子弟，统称为四大王孙公子。张伯驹、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并称为“民国四公子”。

　　四大公子中的溥侗(爱新觉罗·溥侗)自幼在上书房按部就班地读经史，学做诗文。钻研琴、棋、书、画，又兼常接触一些当时的京昆著名艺人，因此对于昆、京艺术，生、旦、净、末、丑兼工，并对戏剧音乐如笛、二胡、弦子、琵琶等无所不通。因排行老五，世人尊称为“侗五爷”。侗五爷与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曾共组 “言乐会”，极一时之盛，经常组织演出。

　　1927年，主政山东的土匪将军张宗昌想要风风光光地过个生日。

　　当时，劝袁世凯登基的著名复辟派大员杨度，正在张宗昌手下谋生，他投张宗昌所好，提议请“大腕儿”来济南，在张宗昌大帅府唱堂会。

　　这提议正中张宗昌下怀，于是备足光洋，广请名家，终于请到梅兰芳、余叔岩、李万春、程砚秋等莅临济南。在为“大腕儿”接风的宴会上，张宗昌一时兴起，向梅兰芳询问，民国四公子中袁二、侗五的戏如何？

　　梅兰芳回答说，那两位是行家中的行家，梨园界向来敬重。原本是饭桌上的闲谈，问者未必有心，殊不知杨度闻言又献忠心：不就袁二、侗五吗？拍封电报请二人前来就是。

　　袁克文接到电报与侗五爷商议。两人交情不浅，同台唱戏是寻常之事。可侗五爷断然拒绝，还痛骂了张宗昌一番：“你个土匪将军，反复无常的小人，有多少姨太太都弄不清，如今过个贱辰竟要爷去捧场，爷乃正人君子，天潢贵胄，岂能与你为伍！爷不去！爷不赏你这个脸！”

　　随后，又劝袁克文也别去捧这个臭脚。可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此时的袁克文手头拮据，羞对人言，碰到这能大把挣光洋的机会，不愿放弃，于是一人南下抵达济南。至于此行挣到多少光洋？肯定不少，光为张宗昌写一幅中堂，就收了光洋一千枚。

　　堂会上，袁克文与程砚秋唱了出《琴挑》，看客大饱眼福，张宗昌更是得意：袁世凯的公子为我登台唱戏贺春秋，我张宗昌太有面子啦。然而，风光过后是劫难。几个月后北伐军攻克济南，张宗昌成了丧家之犬。北伐军追究起堂会之事，梅兰芳、余叔岩、李万春、程砚秋等原本伶人，以唱戏为生，无可厚非。民国第一罪人袁世凯的公子袁克文成了众矢之的，一时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袁二与土匪将军勾搭连环，表明袁二绝非善类”的议论盛传。

　　民国政府借此颁发通缉令，称袁克文为军阀余孽，连他所著之《洹上私乘》也严禁发行。袁克文只身逃往上海租界，他想起侗五爷那段痛斥张宗昌誓不与之为伍的“道白”，后悔不迭：“侗五爷高明！早知如此，这光洋不挣也罢！”

　　事后，有人为侗五爷叫好，说侗五爷有先见之明。侗五爷实话实说：“届边的事做梦也没想到，我就是瞧不上张宗昌的德行，烦他那号人，不愿搭理他。”

　　据《最后的皇族》龙翔泉

　　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农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