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清代版本图录》一书，略有所感，姑且言之。

　　一、

　　《清代版本图录》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版)，共收内府本二十三种，顺康雍三朝十四种，乾隆朝七种，嘉庆朝二种；编者以清中期“以后殿本渐趋衰微”为由，道、咸诸朝就没有收。书院刻书，计收道咸朝三种、同光宣三朝一种；寺观刻书，计收康熙朝二种。在中国出版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太平天国、金陵刻经处刻书；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武汉自强学堂等政府译书机构，上海格致书院、强学书局等民间译书机构，以及墨海书馆、广学会等外国传教士设立的译书机构的各类出版物；清代别具一格的满文、藏文、蒙古文刻本，晚清带有英文的刻本，一种也没有。

　　清代刻书家非常多。《图录》所收有：卢见曾雅雨堂、黄丕烈士礼居、刘喜海来凤堂、王鹏运四印斋等，以上各四种；项絪群玉书堂、秦恩复石研斋、阮元文选楼、江标灵鹣阁等，以上各三种；鲍廷博知不足斋、汪士钟艺芸精舍等十数家各二种；顾氏秀野草堂、卢氏抱经堂、许氏古均阁、瞿氏铁琴铜剑楼、杨氏海源阁、丁氏八千卷楼、陆氏皕宋楼等二十余家各一种。

　　雅雨堂本诚然佳刻，但有必要收版式、字体无甚差别的四种之多吗？《国语》、《战国策》，皆杂史，皆仿宋刻本，皆收入《士礼居丛书》，有必要舍《丛书》而收此两部“初印单行本”吗？《苍玉洞题名石刻》，不过来凤堂刻《金石苑》的“最先刊刻单行者”，兼收并蓄，岂不重复？四印斋刻《梦窗甲乙丙丁稿》，收光绪二十五年本、三十年重刻本各一，纵是孤本，也不应如此！况且王氏以词人而兼刻词集，在晚清刻书家中，并非佼佼者。徐乃昌、刘世珩、叶德辉只能各选一种，缪荃孙也只二种，四印斋之特立独出，着实令人费解。古均阁多刻实用书，若《产宝》、《外科正宗》，若《洗冤录详义》、《刑部比照加减》，岂是一本《六朝文絜》，一句“此其代表作”就能概括的？主要的刻书活动和成就都在民国的董康，有两部宣统刻本入选，而一些著名的刻书家却渺无踪影，如湖北之汉阳叶名澧、武昌柯逢时、宜都杨守敬者是也。

　　《图录》收著名刻工刘文奎兄弟及子侄辈刻书约十种，陶子麟刻书四种。陶氏黄冈人，清末民初先后设刻字局于汉口、武昌，以影刻宋元旧本见长，如《图录》介绍者然。但陶氏还有一件本事，就是用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仿宋刻字”翻刻旧籍、雕造新典。前者如光绪年间由陶氏用杨守敬藏日本翻宋本和朝鲜古活字本，以仿宋字整齐一律后刻的《山谷集注》，后者如宣统二年(1910)刻本《濓亭遗文》，皆精妙绝伦。民国四年(1915)，商务印书馆还请陶氏用宋本《玉篇》的字体刻了二副“古体活字”。在清代版刻史上，这样的“创格”，有时应该比纯粹的影刻本更有意义些，尤其是影仿之本的数量在《图录》中已达三十余种的时候。

　　二、

　　有目可考的清代活字印本，除去木活字本家谱和晚清铅印本，约有四百种(丛书以一种计)。其中顺康雍三朝和乾隆一朝各二、三十种，嘉庆朝约五十种，道咸二朝近一百种，同光宣三朝约二百多种。很明显，活字技术的应用是越来越广泛。而《清代版本图录》中，同期活字本的数量分别是：二种、二种、二种、四种、一种；乾隆朝的二种且均为武英殿聚珍本。其不能反映三百年间活字应用的客观趋势也是很明显的。

　　按四部分类，经部的清代活字本约有五十种；史部近二百种，其中以方志为主的地理类百余种；子部约八十种，其中小说等俗文学作品二、三十种；集部近百种，其中清人别集六、七十种。《图录》所收十一种活字本，经部一种、史部三种(地理类一种)、子部四种(丛书一种)、集部三种(清别集一种)，看来也不是在刻意遵循某种规律。

　　《图录》收铜活字与泥活字印本各一种：雍正内府印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道光翟金生印泥活字本《泥版试印初编》(李瑶印泥活字本《校补金石例四种》，旧时书目作木活字，非。《图录》作木活字，未加说明)，也未能概括出清代活字技术的整体情况。

　　先说铜活字。清代民间用铜活字印书虽远不及明代有名，印本传世也极少，但并非完全没有。如北京图书馆等处就藏有康熙二十五年(1686)江苏吹藜阁铜活字印本《文苑英华律赋选》四卷、道光福州林春祺铜活字印本《音学五书》、《军中医方备要》、咸丰二年(1852)吴钟骏杭州铜活字印本《妙香阁文稿》三卷《诗稿》一卷等；日本东洋文库藏有清咸丰八年(1858)常州铜活字印本《毗陵徐氏宗谱》。据记载，嘉庆年间，台湾总兵武隆阿用自刻铜活字印过《圣谕广训》等书。另外，清代还有锡活字；在欧法传入之前，铅活字的应用也不绝于缕。

　　再说泥活字。自毕昇创造了泥活字，历代都有人试制实践。清代除道光时李、翟两家用泥活字印书广为人知外，其实早在乾隆元年(1736)，新昌人吕抚就用自制泥活字印过自著《精订纲鉴二十一史通俗衍义》二十六卷，今天津图书馆尚有藏本。与此相关的，还有康熙末年泰安徐志定的磁板印本《周易说略》和《蒿庵闲话》(上海图书馆等藏)。

　　清代活字印刷术高度发达，不仅品类繁富，印本流传较多，甚至出现了如铜活字朱墨套印本《御制数理精蕴》，木活字朱墨套印本《硃批谕旨》、四色套印本《陶渊明集》、五色套印本《唐宋文醇》这样的杰作，而且各个刻书系统，几乎都有参与。内府、书坊以及私家，一般是了解得比较多的。此外，诸如官署、书院，乃至晚清各省的官书局，皆用木活字印过不少书。在《清代版本图录》中，这一点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三、

　　《清代版本图录》计收书三百五十种，其中经部五十二种，史部七十一种，子部四十六种，集部一百四十二种，丛书三十九种。

　　清代学术研究极为发达，清儒校勘之书久负盛名。在选编清代的版本图录时，与“学术”有着血脉联系的“版本书”，能毫不顾及“学术价值”这根准绳吗？《图录》经部《书》、《诗》两类本就各只一种：《禹贡谱》、《诗经通论》，但又都非中坚之作；《小学》类二十种，《说文》之属七种，字书之属如《隶辨》、《隶韵》、《隶篇》、《古籀拾遗》、《缪篆分韵》之类者竟至有八种之多；梁启超许焦循为“清儒最善言《易》者”，《图录》竟付阙如；梁又指“乐律一门，亦几蔚为大国”，而《图录》经部无乐类。史部遍寻不见黄宗羲、王夫之、万斯同、全祖望等史学大师之名；诸史之考证、表志之撰述、《学案》体之创立，《图录》悉无反映。六、七十年前洋人曾大肆劫掠的中国地方志、家族谱，《图录》已视若篾如矣。

　　清代“郦学”为一大绝学，而《图录》仅收赵一清《水经注释》一种，成就至少不在赵氏之下的戴震、孔继涵、全祖望、张匡学、杨守敬等皆不与焉。历算亦然，《图录》仅于乾隆朝有彙萃旧籍的《算经十书》一种，而王锡阐、梅文鼎、江永、圣祖玄烨、张作楠、李善兰、华蘅芳等皆不与焉；本国自然科学著作，《图录》尚未遑虑及，更无论西洋论述矣。子部无“兵书”、“医家”、“术数”、“谱录”等类；佛、道二教勉强各算有一种。农家类收《御制耕织图》、《钦定授时通考》、《钦定授衣广训》三种，重在其为殿本、为版画，与“农”何干！——殿本版画中借鉴西洋技法者，在外国雕刻者，却又入不得《图录》法眼。艺术类中无琴谱、印谱，小说类中无通俗小说(可入此类之《红楼梦图咏》，大概还不能直接算是“小说”吧)。集部清词别集仅二种，而宋词刻本却有四种，吴文英《梦窗甲乙丙丁稿》就有三种本子。“曲”类则是一片空白。

　　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图录》似乎也没有想去特意反映这一点。尤其这个“新”字，更是完全没有顾及到。若舆图之编绘，边疆地理之研究；若魏源撰《海国图志》，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若严复译《天演论》、《原富》、《群学肆言》，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译欧美科学书籍，林纾译《黑奴吁天录》、《巴黎茶花女遗事》；若湖南时务学堂所刻诸宣扬变法之书报，叶德辉、苏舆等所刻《翼教丛编》之类卫道之作。凡此等等，也不乏罕传之本，《图录》率皆摈弃不收。国运之衍替，时代之变迁，文化之嬗变，遂朦昧无闻矣！

　　四、

　　一书可能有的版本形式包括：稿本、抄本、刻本、活字本、套印本、石印本、铅印本等。一般用与“写本”(稿本、抄本)相对应的“印本”一词来涵盖以刻本为主的版本类型。

　　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在《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中，才会出现“《小方壶斋丛书》三十七帙七十一卷，清王锡祺编，清光绪铅印本”的著录。这种观念在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也得到了认同。当时拟定的《〈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范围》即著名的“九条”中，第七条是：“辛亥革命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这里用的便是“印本”一词。随后出台的《关于〈收录范围〉的补充说明》对第七条的解释是：“此条规定的收书重点则是依据批校、题跋的价值，而不是单纯的版本形式。”就差没有直接点明，一部分特殊的版本，如石印本或铅印本，也有列名善本的可能。因此，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就有了如下条目：

　　《周礼》十二卷《札记》一卷，清光绪十六年上海蜚英馆石印《士礼居丛书》本，清孙诒让校并跋(经部礼类)

　　《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校勘记》二卷《补遗》一卷，清光绪四年铅印本，章钰校并跋(史部编年类)

　　《劳氏碎金》三卷，清宣统元年吴氏双照楼铅印本，吴昌绶、章钰订补(史部目录类)

　　在中国印刷史、出版史上承前启后的清代，既有传统手工雕版、活字技术的继承与发展，又有新颖的铅印、石印技术的引进与推广，它们共同构筑了完整的清代印刷史。《点石斋画报》、《吴友如画宝》，不仅印制精良，当时就为之洛阳纸贵，今天并已成为研究晚清社会的重要史料。正是由于有了这近代化的先进技术，才使阿英先生得以超越固步自封的传统版画研究，撰著了《清末石印精图小说戏曲目》。连在日本由日本刻工操刀，用日本美浓纸印制的《古逸丛书》，都可以著录于《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并被视作晚清雕版艺术的代表，对此书赏赉有逾常格的《清代版本图录》，怎么就不能给“本土化”了的石印本、铅印本一席之地呢？

　　不收石印本和铅印本，当然也就没有了对代表新的、革命的生产方式的如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文明书局等近代私营出版机构的反映。缺少了这一页，又如何去反映有清一代的出版史全貌呢？没有石印本、铅印本的中国印刷史和古书版本学，是不完整的。

　　“版本图录”也是目录。在乔好勤先生的《中国目录学史》中，“图录”被冠以“书影目录”的学名，并有专节论述。那么，毫无疑问，它也应该遵循目录学的基本准则。当然，突出“历史文物性”或“艺术代表性”的“善本图录”，是要另当别论的。但是，如果是以“书影目录”的形式来总结一代之版刻成就，就不能降格以求了，尤其是在传统的版本学、目录学日趋理论的科学和系统的今天。既非公藏或私藏目录，更不是善本图录，试问，一代数百年何止千万的版刻实物，究竟那些才应选为时代的代表呢？

　　“版本图录”的编纂并没有公认的一定之规。如何编一代数百年版本的图录，留给编者的回旋空间，更是巨大。以上不过是个人的一点想法，拉杂琐碎，不成样子。也许，《清代版本图录》真正的缺憾只是在于图版的质量。尤其是《红楼梦图咏》，竟然印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