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学者 赵华

　　“穆宗尝问柳公权用笔之法，公权答云：‘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时穆宗荒纵，为之改容，悟其笔谏也。” 

　　考证之学，必须严格遵守学术规范与伦理，凭证据与逻辑说话，光有“心正”，其“考”也往往囿于资料、学识所限未必能正，心若不正，那么其考证能不能正就可想而知了。 

　　2013年末，上博三位研究员发起《功甫帖》论辩，引起轩然大波，继续又在2014年3月26日、4月16日分别发表《<功甫帖>辨伪新证》上、下两篇，洋洋洒洒，专业期刊、媒体、网间已见多篇学术论文一一驳议，到目前为止功甫帖证伪文章没一条证据成立。

　　先复习《新》文下篇的证伪思路。要有现存《功甫帖》墨本为伪，需《功甫帖》真迹已毁，因此有如下逻辑：

　　1、因为“鲍家所藏大半古代法书名画巨迹已于咸丰六年(1856)太平天国农民军攻克扬州时遭到损毁。”

　　2、所以《苏米翰札合册》中七札之一的《功甫帖》被单独抽出来毁于咸丰六年，而其他幸存。

　　3、因此“《安素轩石刻》所辑安岐旧藏《功甫帖》最接近该帖原貌”

　　4、而现存《功甫帖》墨本“缺少了鲍刻中大量丰富的书写用笔信息”

　　5、所以现存《功甫帖》墨本“是晚清坊间采用流水作业、分工合作的生产品，即作伪者出于利益的最大化或意犹未尽而制造的一稿多本的摹本之一。”

　　上述论证顺序中，根据结论需要使用非必然原因1，臆想出离奇的推论2，以之得出推论3，观察到现象4，得出最终结论5。这条论证主线的严重逻辑错误，已经有众多有识之士予以辨明，我再重作整理，实有蛇足之嫌。

　　关于观察4，《新》文通过两条路线予以证明：

　　A、对比《苏米翰札合册》中“太平天国农民军攻克扬州时”没有“遭到损毁”的米芾《章侯茂异帖》真迹和《安素轩石刻》中该帖进行对比，有以下注释：“‘茂异’、与‘顿首’分别对比——米芾《章侯茂异帖》(下)、《安素轩石刻》(上)，可见原迹中的细节，在‘安素轩石刻’中皆能得以纤毫毕现”；

　　B、翁方纲对《安素轩石刻》“高度肯定和颂扬”，对《安素轩石刻》的刻手则是“党氏摹刻具有相当水平亦加赞颂”，称其“刻拙书能肖、相去无几”。

　　线路A使用的是图像对比法。从图像看，刻本实际上与墨迹差异非常明显，并且按照刻手的个人审美情趣对原作进行了“美化”：

　　刻本中如“茂”字起点改变入笔方向、撇画删除“不好看”的骨节 　　“异”字竖撇画末端增添了牵丝、长横与右竖做了粘连分离手术等

刻本起笔修改了方向，行笔中虚增枯笔，末笔减弱了提按变化，删除出笔锋芒

　　线路B的论据出自翁方纲《苏斋题跋》之《题钱泳重摹子昂五字损本兰亭》，《新》文摘引为：“(党锡龄)前年(1809)在扬州见予题焦山僧壁诗，欣然愿刻之石。其刻拙书能肖……，相去无几。”

　　作为“艺友”有此夸张，本无足奇，亦未见有人追究，没有任何人会相信国际一流大博物馆的研究员会在文献引用的基础环节心存侥幸地冒天下之大不韪——学术造假。直到将近两个月后，才有网友@彤云仙家爆出《新》文的这则文献的原文扫描，《新》文在证据使用上竟然是掐头去尾，篡改核心论点的断章取义：

翁方纲《题钱泳重摹子昂五字损本兰亭》

　　原文对赵孟頫《兰亭十三跋》钱泳摹本进行了校勘，文后附带记载了鲍淑芳借刻《兰亭十三跋》的情况：

　　前数年，闻谭观察(组绶)以八百金买扬州吴杜村(绍浣)之赵十三跋兰亭卷。后又闻扬州鲍氏从谭借出，为镌于石，鲍亦仅刻赵跋赵临，而不刻前后诸跋，与冯所见略同，不足异也。宋芝山为予拓此见寄云“其后王芑孙跋云云，是鲍氏不欲显其从谭借耳，非果芑孙物也”。今此卷已毁，因与快雪本对之，新镌笨钝，远逊刘雨若之得神，然其中却亦有一二处，足与快雪本可资互证者。

　　末有“梦涛”印，其人姓党，前年在扬州，见予题焦山僧壁诗，欣然愿刻之石。其刻拙书能肖，所以刻赵书不及刘雨若，亦无怪也。然松雪于此帖，已不得其原委，徒令人寻览赵书，而不知研究褉帖真品，其视党君之不精于刻赵，而能刻拙书者，相去无几，徒增怅恨而已。嘉庆辛未春三月二日，方纲。

　　此跋大意为：

　　鲍淑芳本《兰亭十三跋》系从谭组绶处借刻，只刻了赵孟頫的十三段跋文和赵孟頫临兰亭序。刻工“笨钝”，远远逊于刘雨若所刻快雪堂本，但是其中却有一二处与快雪堂本互证(可校钱泳重摹本之失)。

　　那么这个“笨钝”的刻工是谁呢？刻本之末有“梦涛”印，这个人姓党，很显然就是党锡龄了。前年在扬州，他看到我在焦山寺庙墙壁上的题诗，主动要摹刻上石。他刻我的书法能够刻得很像，其实这正是他刻赵书很“笨钝”，不及刘雨若的原因，(取法乎下)，并不奇怪。然而赵孟頫于兰亭帖已经不得原委了，鲍淑芳的版本却只摹刻赵书，而不知研究定武兰亭真品，和党锡龄刻不好赵孟頫而能刻我的书法相比，(都是取法与眼界问题)，真是“相去无几”，让人遗憾。

　　纵览全文，原来，翁方纲对鲍淑芳的眼界和做法予以批评，而且对党氏的刻工水平不仅没有赞颂，反而是极尽贬低之能事。

　　首先是用“笨钝”二字对党氏定性立论。

　　然后分析其“笨钝”的原因，因为他刻我的字能很像，所以刻赵书不及刘雨若，一点都不奇怪。

　　这话有些不好理解，怎么刻得像还不好呢？刻得像并不是不好，要看像谁。齐白石有句“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意思是学艺要取法乎上，追溯古之贤者。斤斤求似于近人时风，终不得其门而入。翁方纲、齐白石都是用“自黑”的方式来讲述取法乎上的道理。

　　党氏刻赵的笨钝，和只刻赵氏不研兰亭本身，两件事情关于取法的道理“相去无几”，此“相去无几”非彼“相去无几”。

　　最后翁方纲对于鲍淑芳和党锡龄眼界不高表达了“徒增怅恨”的遗憾。

　　而这样明明白白的贬低被《新》文颠倒黑白地歪曲成了赞颂，这不是指鹿为马还是什么，这种行径，十年浩劫多年之后三十多年仍然残存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终于明白，《安素轩石刻》中法帖与墨迹的那些巨大的差异是从何而来了，正是因为党锡龄的眼界受到清人时风所限，无法理解宋人意趣，才会有那些“笨钝”的“美化”，而《功甫帖》与《安素轩石刻》的那些差异性特征，则正是在苏轼书法所特有。

　　如果说前面几篇文章层出不穷的错误还能以研究员审美格调低下、学养不足、经验欠缺、一不(二不、三不、四....。。)留神来勉强塞责的话，到这里已经到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肆意篡改文献的地步了，还能说什么呢？心术不正，他们的鉴定和考证还能相信吗？他们处心积虑，为达的是什么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