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公约为何难促文物回归

　　1997年，中国加入了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按照《公约》规定，任何因战争原因被抢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该归还。但自签署以来，中国依照《公约》从海外追讨回的文物寥寥无几。直至2009年，沸沸扬扬的佳士得法国拍卖圆明园铜兔、鼠首事件中，以刘洋为代表的中国律师团试图以该《公约》为依据将佳士得告上法庭，但最终法国巴黎法庭认为该诉讼的委托方——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没有直接请求权而驳回了中国律师团的请求。于是，有怀疑者认为，所谓的《公约》不过是一纸空文。

　　然而，目前《公约》仍就是关于文物追索和保护方面最好的一个依据，它充分体现了文物流出国的意志，比如解决了文物追索方面的时效难题。”大多数国家的国内法律要限定诉讼时效，不过《公约》规定‘任何缔约国可以声明一项请求应受七十五年的时效限制，或者受到该国法律所规定的更长时效的限制’，这就解决了因历史原因造成的诉讼时限已过的问题。”刘洋解释，正是由于”或者受到该国法律所规定的更长时效的限制”，使得借助我国法律中的某些条款，能将诉讼时效延长到最大。”我国的民法通则有一条说明，未曾确定给公民法人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不受时效限制。另外，特殊情况下人民法院院长可以执行延长时效，且没有规定延长多少。”刘洋说。

　　既然《公约》充分体现了文物流出国的意志，为什么还是鲜有文物能够通过《公约》回到原有国？据介绍，目前拥有中国流失文物最多的几个西方国家，至今未在《公约》上签字。因此，《公约》对这些国家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此外，最利于文物流出国的”没有时效限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条文化”。一向推崇《公约》的刘洋认为，”公约中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本《公约》需经签署国批准、接受或者核准”，但并没有明确指出需要签署国的哪个部门核准。刘洋举例说，尽管法国外交部已经签署了《公约》，但其议会并没有通过，因此前者签署的《公约》是否体现了签署国的意志就值得商榷。”这样，在遇到类似铜兽首的纠纷时，法国完全可以称议会没有通过而否认自己是《公约》的缔约国，从而不受约束。”

　　文物民间捐赠难题多

　　来自民间的捐赠成为文物回归的一条主要通道。但近些年，随着经济利益意识迅速侵入文博界的各个领域，这条原本书写着爱国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敬畏的通道充满了难题。

　　上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籍华裔宁志超遵照母亲遗嘱带着一对元青花云龙象耳瓶回到北京，并满怀希望地想将其捐赠给某博物院，遭到拒绝。理由是专家认定这对耳瓶为”赝品”。于是，宁志超开始通过各种渠道验证这对耳瓶的真伪。他先是请了一些专家对耳瓶进行目测，并得到一份由50多位知名专家签名的认定书，接着又在澳大利亚五龙岗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上海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等科研单位进行仪器科学鉴定，得到的结果是：这两只耳瓶为元代瓷器。

　　但当宁志超将测定结果再次通知该博物院的时候，对方认为仪器认定存在人为操作以及仪器应用等方面的偏差，拒绝了。之后，宁志超和夫人李佶一起遍访了英国、土耳其等国藏有元青花的博物馆，并利用已有的知识对元青花进行潜心研究，最终在20多年后编写出一部数百万字的《中国早期青花瓷史鉴》。而问到他所做的一切是否还是为了将母亲留下的藏品捐赠时，宁志超疲惫而无奈地摇了摇头，只字不再提及捐赠的事情。他说，自己正在筹建一个私人博物馆，广邀民间藏家加入。

　　因撰写《谁在收藏中国》和《谁在拍卖中国》而声名鹊起的吴树说，像宁志超这样从海外购买或者通过其他途径收藏中国文物后想捐赠给中国国有博物馆的民间人士有不少，但成功捐赠的寥寥无几。除非该物品是在佳士得、苏富比等重要拍场中竞得，否则往往容易被认定为”赝品”。究其原因，是文物鉴定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我国目前没有独立的鉴定体制，鉴定方法主要依靠科学测试和眼学鉴定。”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等对文物进行科学测试的主要机构虽然都做了很多试验，统计了大量数据，但目前信息库不能通用，存在着力量分散、资金不足等问题。对于眼学鉴定，吴树更是无奈：”现在对于专家鉴定，只要随便翻翻报纸，满眼都是官司。一些专家失去了权威性。”

　　因此，吴树认为在科学测试和眼学鉴定都缺乏足够公信力和权威性的情况下，博物馆很难对捐赠者的藏品做出准确的判定，”有的时候即使是真的也不敢收”。

　　某位深谙回流文物捐赠情况的学者透露，除了对捐赠藏品的真伪难以鉴定，一些捐赠者的目的不纯，甚至与博物馆内部人员内外勾结，使得回流文物捐赠变得并不那么高尚。”有一些回流文物捐赠者，以捐赠换政策，其由此所获得的经济利益，远远高于捐赠的文物。”另一种情况也值得引起关注。”通常，博物馆都会对捐赠者给予一定的经济奖励。奖励的具体数额根据专家对捐赠品的估值而定。但目前这种政策被滥用得非常严重，明明值10万元的东西，他可以估价百万元。”

　　政府扶持 国宝尽早回归

　　刘洋在赴法追讨铜兽首之前的几年一直从事”海外流失文物的法律追讨”课题的研究。为此，他多次请求相关部门给予协助，比如查询一些不对外公布的资料等。此外，他还试图和这些部门的相关人士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以期研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其实民间有很多像刘洋这样热心于文物保护的人士，但目前的情况是，他们从政府得到的扶持还比较少。”意大利到目前为止从海外成功追讨回几万件文物，该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是见到文物流入国首脑就不厌其烦地讨要。埃及近年也一次成功追索回2.5万件文物，同样是采取这样的策略。”相信，如果在政府的积极扶持下，国宝回归之路会顺畅很多。 (文/毕武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