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5月，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四清”运动初期，康生等人在一份《关于使用模特儿问题》的报告中批示：“这个问题现在必须解决它。用女模特儿是不是洋教条？可不可以废除？……”“我意应坚决禁止，我决不相信要成为画家一定要画模特儿。”他们甚至还认为，“这种办法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美术界玩弄女性的借口”。3个月后，文化部被迫据此精神发出了《关于废除美术部门使用模特儿的通知》。这对美术尤其油画、雕塑教学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于是，1965年5月12日，中央美术学院教师闻立鹏、王式廓、李化吉等不得不为此上书中央。函中力陈“真人(模特儿)写生是美术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方法”，退守最后防线、谨慎建言：“至少在油画专业和雕塑专业应有一定比例的人体习作”。文件呈送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案头，“模特儿”命运吉凶难卜，走到了生死的最后关头。到底是伟大领袖高瞻远瞩、洞察一切，总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做出英明的决断。1965年7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来函的首页批示：“定一、康生、恩来、少奇、小平、彭真同志：此事应当改变。男女老少裸体model，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毛泽东，1965年7月18日。”另外，毛泽东还在来函的末页批示：“……中国画家，就我见过的，只有一个徐悲鸿留下了人体素描。其余……没有一个能画人物的。徐悲鸿学过西洋画法。此外还有一个刘海粟。”一槌定音，将一艺术学科解救于危亡之中。1965年11月11日，由中宣部转发文化部党组《关于美术院校和美术创作部门使用模特儿的请示》，正式为裸体艺术和模特儿正名。[1]

　　岂料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爆发。模特儿写生当然地被打入“封、资、修”行列。不但真人模特儿不能画，连石膏像全都砸烂了。1967年初秋，针对人体写生模特儿问题，还以加重身心侮辱的方式对周扬等中宣部、文化部几位领导进行批斗。一些美术专业的师生被扣上“资产阶级学院派”、“回潮”、“复辟”等大帽子受到批判。“造反派”对主席的批示置若罔闻甚至公然否定。在此期间，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又以“使用模特儿问题”致函党中央、毛主席。信中申诉了他的一贯看法以及对主席过去批示的认识和理解，并在最后强调，他没有说过“主席批了也不能执行”的话，他是主张要模特儿的，只是就解决的办法提出一些新意见……从这些现代人难以理解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当时斗争的错综复杂、盘根错节。1967年8月4日毛主席再次批示：“画画是科学，就画人体这问题说，应走徐悲鸿的素描道路，而不应走齐白石的道路。”[2]然而，毛泽东的批示毕竟没正式发表，只是在私下传抄或小报和专业刊物引用，所以申辩者也“腰杆”不硬。“文革”期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报刊中引用毛主席语录得排黑体字，否则会招来横祸的。但是，唯独这条明确批示裸体模特儿可以画的语录，引用者既不敢用黑体，反对者也不敢说是假的，因为任何人想借此发难都将有可能落入“恶毒攻击”的陷阱，所以大家都心照不宣。不过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各派都是各取所需，很多于己不利的“最高指示”，都肆意歪曲、阳奉阴违，所以即便是正式发表过亦无济于事。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大家仍心有余悸，不敢恢复模特儿写生。1978年12月15日，文化部不得不再次转发1965年11月11日的文件，并强调“望遵照执行”，才算拨乱反正。

　　从1949年至1978年，是裸体艺术的幽闭期——因特殊需要，她虽然没被取缔，但却是圈养在封闭的“禁苑”里。这实际上是从20年代倒退了。以“文化大革命”为巅峰，中国处于极左的社会环境中，裸体艺术确实遭遇了灭顶的灾难。模特儿问题再度提起，虽不似20年代公诸社会、沸沸扬扬，只是以公文传达方式在极狭窄的专业人员范围内产生影响，算不上风波，但也应属一个历史事件，不过其险恶程度却比50年前大得多。倘使不是毛泽东英明，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的批示是非常明确的，从手迹上看，强调了“男女”、“裸体”还不够，后来又加上“老少”，这几个字真是缺一不可，否则容易产生争论和让人钻空子、打折扣。从爱好上说，毛泽东并不喜欢美术，这从他的传记中可以了解到。他喜欢古典诗词，戏曲，更宏观地说，他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但作为领袖，他不会只以自己的好恶行事，而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全面、客观地做出科学决策。与模特儿问题批示相类似，如对军乐队用民乐还是西乐的批示也是十分明确地要后者，还风趣地以总不能让我们的战士背后还写个“勇”字作比方。甚至日理万机还曾挤出时间学英文，还请大学教师来辅导，这里的“模特儿”一词用了原文，恐怕是少有的。处理模特儿问题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其他领导人都几乎一边倒地口诛笔伐的情况下，只等他老人家“一句顶一万句”了。他第一句就是“此事应当改变”，这也正是主席的英明、伟大之处。当然，这里也有一定的倾向性。从他的这几段批示来看，明显流露了对西洋画、人物画甚至“人体素描”的褒扬和对传统花鸟画的贬抑。这自然不是一种个人好恶，而是居于政权需要所作的选择。毛泽东未必对绘画有兴趣，但他深知“西洋画法”和“人体素描”对反映现实生活甚至直接图解政治内容的重要意义，而花鸟画于此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所以，“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惜小有牺牲”，而且连国粹的中国画系教学都引进了人体素描训练。毛泽东的有关指导思想，客观地促进了中西艺术的交流与融会，尤其是对油画、雕塑等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传统中国画技法的拓展、特别是人物画的复兴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当然，就裸体艺术本身而言，真正得以合法存在，那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事了。

　　三 裸体艺术课题研究

　　(上面这条线本人不会删除，请编辑同志代劳。  作者)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兴奋、最活跃的时期。改革开放，社会环境宽松了。中国人的观念产生了变化，禁锢多年的思想、潜能巴不得一下子都迸发出来。在此背景下，裸体艺术作品仍然列为黄色、淫秽和裸体艺术研究与创作依旧视为“禁区”更是刺人耳目、令人深思。记得当年一本专业的美术杂志破天荒发表了安格尔的《泉》，结果招来了不少的读者来信批评。一个出版社试探性地出版一个写生技巧性的小册子，里面附了一些人体插图，印刷厂专门挑选了几位优秀共产党员师傅负责并用帆布围起一台机器来印刷这本“有毒”的书。还有，有一个城市新造了一座桥，准备在桥的两头树四尊裸体雕像，结果又是招来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其中最典型的一条是：“桥头上放一个不穿衣服的女人，司机不把车开到河里吗？”最后不得不让她们“穿”上衣服。欧洲城市裸体雕塑随处可见，甚为骄傲，而这就是我国当年的现实。科研领域也一样，西洋艺术史翻开第一页就是原始裸体艺术，后来还有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两个高峰。而我们的艺术史于此却是一片空白。笔者深感这是中国艺术的一个历史缺陷，认为自己这一代应该而且有责任、有能力去填补这个历史空白，再不着手，就愧对后人了。于是，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即选此为研究课题投入工作。当年是一无资料，二无前人成果可借鉴，就连找一幅名画的图片都很困难。为了一幅插图，常常要从图书馆的外文原版艺术史论著作中大海捞针。此外，还要涉猎诸如美学、文化人类学、两性社会学和精神分析学等姊妹学科，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更重要的是还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因为这毕竟是在跨越“禁区”，是在冒险！一是怕条件不足研究不出成果，二是怕出了成果不能出版，几年工夫白费不算，日后还难以在研究院立足。最怕还是第三，当时“文革”刚过，余悸未消，怕弄不好会因此带来灾难。然而，对这个课题的兴趣实在太浓厚了，而且“空白”和“禁区”的开拓性又太富挑战意义了！于是破釜沉舟，决定搞下去。

　　从哪里入手？这是最费思索的事。可以肯定，光就艺术论艺术，那是无法深入的。经过对大量资料的研究，我决定从人类文化的角度，以性意识为主线——这又是一个禁区——去开展自己的研究。现在议论这些问题，已经轻松多了。可是在30年前，裸体艺术是禁区，而有关性的问题，更是禁区中的禁区。这给学术研究工作平添了许多障碍——心理的、物质的。但是，无论如何，学问还得做。而且，从另一个角度看，越是冷门、越是禁区，钻研起来越是有意思。这个禁区与学问的矛盾，并不是靠等待就能解决的。不错，这有待于国家整个的大气候的好转。但是，促进这个好转，也是匹夫有责——只有让更多的人懂得其中的道理，禁区也才能逐渐变成开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