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历史的延续

　　随着时间的流逝，民国(1912年—1949年)的历史上下文已经展现在我们眼前——西方思想的大量传入，传统文化的逐渐衰落等种种。时间的跨度给了我们思考历史的空间，而对于走过那段历史的人来说，确如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庞薰琹在回顾自己一生时的叹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无论如何，当它作为一个历史学研究，我们则必须去弄清事件的来龙去脉，运用历史逻辑来解释它的发生。正如哈斯科尔说，“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就是那种努力重现往昔生命的历史。而理想的历史学家就是那些能够看到过去并且告诉我们其如实所见的人们。”

　　早在13世纪后期就有欧洲人到达中国，如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但是，真正的中西文化结合开始于晚明。16世纪，欧洲的教会成立了以传播上帝的福音为目的的耶稣会，传教士们陆续到达中国，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意大利神父利玛窦(Matteo Ricci)进入了北京，对中国的深刻了解和高超的交流技巧，帮助他很快与一批明朝高级官僚成为了朋友，并使其中的徐光启、杨廷筠和李之藻三人皈依了基督教。继利玛窦之后，意大利耶稣会教士郎世宁(Gastiglione)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于明末清初来到中国，为康熙皇帝所接受，准许他在宫廷中工作，欧洲18世纪的艺术思想也得以在此时传进中国。郎世宁前后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但他影响仅限于上层，所以一直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传统思想并未受西方太大的影响。

　　1840年夏，来自英国侵略军的坚船利炮敲开了封闭百年的中国大门，随之而来的则是百年的屈辱史。中国人的地位从此一落千丈，同时消失的是一直以来的“华夏中心主义”的自信心，马克思(Karl Marx)在1858年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中的文章里把中国描述为“一个在时间的缝隙中形同枯槁般生存的庞大帝国”以及“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继续自欺欺人”，并指出，“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过程，正如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为了摆脱弱国的命运，鸦片战争后，部分开明的官员发起了自强运动——洋务运动。虽然这场自强运动主要限于与科技、军备有关的部分，但无论如何，西方思想和新式教育体系在洋务派主持下有所发展，“西学东渐”的潮流也逐渐形成。而西方文化真正大规模传播则在20世纪初。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思想、教育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1906年，清廷下令废除从明朝沿袭下来的八股取士制度，又下令全国各省将书院改为学堂，省城设立大学堂，各府设立中学堂，各州县设立小学堂。中国的教育体制也随之有了重大的转变，到20世纪初，新式学堂的教育体系在全国城乡逐步形成，后来成为早期知名西画教育家的吴梦非在1903年时考入了一所刚建立的新式小学，“名叫‘官立小学堂’，这是戊戌政变(1898)以后，废除科举改办起来的学堂，是我家乡惟一的一所小学”。

　　中国的西画教育是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而产生——新兴学校的不断建立，美术界的改革人士也开始了对新式美术教育的推广工作。以油画为主的西洋画与传统的中国画有着迥然不同的“艺术语言”，它的传入更新了中国固有的艺术观念。与许多新事物的传入必然会受到阻力一样，西方艺术的教育设置最初在中国的推广并不是一帆风顺。裸体艺术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在西画的教育体系中，以人体作为对象的绘画练习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近代的美术先驱们在学习西方美术时很快便将人体教学引进中国。虽然裸体人物在中国古代的春宫画中早已出现，而西画兴起后，许多留洋的艺术家回到国内也经常进行一些裸体画的创作，但大都以自己的夫人为模特，场所也在比较私密的地点。虽然辛亥革命后中国受到西方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在画室这个相对较为公众的场所进行裸体教学仍然被认为是有伤风化的道德问题，在社会易引起较大的争论。最具代表性的是围绕上海美专使用人体模特教学的争论，这场争论不仅涉及了不同艺术观点的矛盾，在它的背后更是新旧势力的较量。作为美专校长，刘海粟是此次事件中贯穿始终的线索人物。出生于江苏常州世家的刘海粟，在辛亥革命爆发前不久来到上海，在接触到西画艺术后，刘即开始了在中国推广西画教育的生涯，并一直采取激进的态度，我们在文献中也经常能够看到一个偏激并以“艺术叛徒”自喻的刘海粟，以及由于他而引发的现代性与传统的两级对立。现在有关上海美专人体教学事件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个基本的论调，那就是认为刘海粟是推动裸体画教学、反抗封建文化的功臣，而刘所批判的对象则是一些畏惧变革、维护正统的保守主义者。而事实究竟如何，应当从它的源头谈起。

　　第二章 人体教学缘起

　　同别种新的学说新的思想一样，裸体艺术也随着现代的潮流渗入我们的国土了。这是一种文艺复兴的征象，再生时代的先驱。佛罗伦市的古香，莱茵河畔的春色，行将重视于我中华灿烂的国土。我们应当怎样地为光明的前途欣喜而跳跃！然而一种新的东西当初要行于素未曾接触过的地方的时候，必定要遭大多数旧势力的误解和反对。社会主义传进了中国，权贵富豪都视为洪水猛兽，同样，裸体艺术也是被国人误解得这样厉害的。这固然早在我们的意料之中，然而长此这样误解下去，对于我们艺术界的前途确是一种莫大的阻碍。

　　在1928年《艺术漫谈》中的《论裸体艺术》一文中，倪贻德以号召自由进步的态度描写了裸体艺术在中国最初的传播，并认为社会大众并没有了解裸体艺术的真正含义：

　　以我个人的观察，国人对于裸体艺术，除开浑浑噩噩无是非之心的庸人以外，还有以下的三种人物：

　　一、戴玳瑁老花的眼镜，立足于旧道德的观念上，视裸体艺术为伤风败俗的淫画，而绝端反对的。

　　二、比较前一种人的头脑稍为清楚一点，也稍为新颖一点，他们认为裸体画相当的可以练习，不过单只能至于练习而止。换言之，就是他们认为裸体艺术不过是为作故事画风俗画或复画的预备。

　　三、盗取裸体画的美名，用卑陋低下的技术，绘出种种丑劣的姿态，以取媚一般无识的青年男女而从中图利的。

　　文字间，倪贻德充满了对他所认为的“保守派”的鄙夷，认为他们“戴玳瑁老花的眼镜”。当然我们并不能只听从倪贻德单方面的叙述，而是应该多角度进行观察，并尽可能从它的源头入手，这样才能与事实的真相更加接近。

　　国内最早的人体教学起于1914年，日本留学归来的李叔同(1880—1941)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力推用人体模特进行美术教学，并最先于国内采用人体写生。而身为上海美专创办人之一的刘海粟在多篇文章以及演讲中也声称他在中国首创了人体写生：

　　我们学校里一定要练习人体，也就不单是要使学生从复杂的形体上去练习准确的观察力和表现力，以便容易去描绘一切物象，启发他们去感受具有无限扩张性和普遍性的生。但是在先今我国社会里，想要一个人赤条条地站在教师中间，供几十个人注视描写，一时间是当然办不到的。所以我们在民国四年三月里，就先雇了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来做模特儿。这是中国美术学校使用人体模特儿的第一次，是一件创举。此后几经挫折和艰辛，继而使用成年男人体，到一九二零年美专又开始雇女子模特儿……

　　也许是刘海粟更为社会焦点所关注，刘为裸体模特教学首创者的观点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人们所认可。而随着资料的不断出现，有关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最早使用人体模特进行美术教学的问题已有公论。刘海粟本人也承认了这一点，在1981年3月6日香港《新晚报》载有西维《杂文二题》，其中《大师》一题是作者采访刘海粟先生的，文中说：

　　我忽起心念一动：“大师年轻时该和苏曼殊认识的吧？”

　　“当然认识！”

　　“那么弘一大师李叔同呢？”

　　啊，提起这个民初的一代名士高僧，老画家眼中竟闪动起异样的光芒，微微激动地扭头向夫人说：“她知道李叔同呢！——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出家苦修律宗，一次到上海来，许多当上高官的旧相识热情招待他住豪华的房子，他都拒绝了，情愿住在一间小小的关帝庙。我去看他：赤着脚穿双草鞋，房中只有一张板床。我心里难过得哭了；他却双目低垂，脸容肃穆。我求他一张字，他只写了‘南无阿弥陀佛’……”

　　大师性格中极惹人争论的，是他“平生喜交政界权要”(引者按：此指刘海粟)；然而老人谈起故友当年扮“茶花女”如何漂亮、削发前如何风流倜傥，如何首用人体写生……那种孩子气的兴奋之情，又岂有一丝沾光炫耀之情？

　　……

　　李叔同当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否使用过女性人体模特进行过美术教学还没有确切的论断，根据李叔同的学生吴梦非先生在1959年第三期《美术研究》发表的《“五四”运动前后的美术教育回忆片断》一文的附图(如下图)，当时采用了男人体。根据成立的话，那么应该认为中国最早使用人体模特进行美术教学的是李叔同，而首先使用女性人体模特进行美术教学的则是刘海粟了。

　　在画室中使用人体写生是一种大胆创新的举动，同时无疑也是一次冒险的尝试。或许是地域(杭州相对于上海，并非全国关注的中心)与不善于宣传的原因，李叔同的尝试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争论。一年后，即1915年，上海图画美术院(上海美专)按照学程请来了一名十五六岁的男童作模特，这个举动为后来持续了十年的“裸体模特之争”的爆发埋下了种子，人体模特儿写生也逐步引起了人们普遍的争论。

　　第三章 争论发端

　　在有关这场裸体模特争论的著述中，这一事件通常被描述为以具有叛逆精神、并向往西方“自由”的现代艺术家为一方，主要代表人物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而另一方则是不接受现状变化、现代思想的保守主义者，他们身份的界定比较模糊，里面既有传统文人、军阀，亦有一些从事近代教育的人。

　　1915年，上海图画美术学院雇用了一名十五六岁的男孩做模特儿；1916年，美术院开始使用男子全裸模特进行教学；1917年，图画美术院在上海的静安寺举办了学生成绩展览会——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次展出有人体习作的参加而受到攻击。对这一事件发生，李超在《上海油画史》里对有一段较为笼统的陈述：

　　暑期(1917)，上海图画美术学院选出学生习作五十件，于静安寺张园安垲第举行学生成绩展览会，会上其中展出有人体素描习作。翌日《时报》发表城东女学校长杨白民文章，题为《丧心病狂崇拜生殖器之展览会》，引起社会舆论。由此酿成中国现代美术史上轰动一时的‘模特儿事件’。该事件前后斗争持续十年之久。

　　刘海粟在《人体模特儿》一文中对此事件也做了描述：“一日，某女校校长某偕其夫人、小姐皆来参观，校长亦画家也。然至人体成绩陈列室，惊骇不能自持，大斥曰：‘刘海粟真艺术叛徒也，亦教育界之蟊贼也，公然陈列裸画’……”文中虽未指名杨白民，但从各种资料的分析中，刘所指的“某女校校长”为杨确定无误。而在由高美庆、苏立文主编的《美术年鉴》对原始材料描述中，裸体素描的展览则在1915年举办，而且并未具名杨白民，只是指出某女子学校校长斥责刘海粟为‘艺术叛徒’。

　　那么，被刘海粟认为发动“模特儿问题反动第一次”的杨白民究竟是何许人也？杨白民，名士照，上海松江枫泾人。杨的父亲曾在上海经商，家境富裕。杨白民很早就对教育事业情有独钟，认为中国近代之所以衰败，就是因为教育落后。1902年，他自费赴日本考察教育，对日本的女子教育感触颇深。回到上海后，杨白民开始筹划自办女子教育的方案，并在自己的家里辟出一地充作学校，自任校长。这所学校，就是后来颇有名气的城东女学。就是这样一位对新式教育充满热情的改革人士，为何对于裸体画的展览激怒异常？显然把杨归之于极力维护传统的保守人士是不正确的，实际上，杨白民在留学日本期间与许多著名的改良革命运动人士交往甚密，杨在其所开办的城东女学也实行了开明的教育政策，如在课程中开设外语、教育与公共演讲。另外，首次将人体模特写生引入中国的李叔同是杨白民的挚友，1915年1月11日，上海《时报》报导了城东女学邀请李叔同为学务顾问的新闻。那么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杨白民的激怒呢？进过分析和资料的总结，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好友李叔同使用人体教学之后刘海粟仍然宣称自己首创；

　　二、参观展览时有妇女儿童在场——杨白民的妻子与女儿也参观了展览；

　　三、对于上海图画美术院在社会大众对裸体艺术并不了解的状况下即展出裸体画、不成熟的教学方式以及利用人体教学来招揽学生、社会注意力的不满。

　　第三点是尤为重要的原因。其实在教学上，上海图画美术学院在成立之初就已受到社会的诟病。1912年11月23日，年仅十七岁的刘海粟与乌始光等年轻人创办了上海图画美术院(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前身)。是时，作为主要创办人之一的刘海粟并没有接受过全面而系统的美术训练，他的美术知识来源于在周湘创办的布景画传习所为期半年的学习，以及一些介绍西方绘画刊物的阅读。另一创办者乌始光为刘海粟在布景画传习所的同学，美术功力更为有限，后他也逐渐转向商业。自身还没有学好，即出来教授学生，可见创办初期的美专的教学质量，该校早期参与者的汪亚尘后来的回忆中对此时的美专教学有过这样一段描述，“创办初期的美专自民国二年(应为民国元年，即1912年——编者按)冬至四年(春)，一方面自己瞎画，一方面还要用现在望平街一带还留着的檫笔画做范本去函授学生，那时连讲义都写不清楚，现在回忆真是害人。”也许是出于内心对于美术教育现状不满，亦或是为引起社会的关注的宣传手段，年轻的美专创办者们提出的办学口号：

　　第一，我们要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研究西方艺术的蕴奥；

　　第二，我们要在极残酷无情、干燥枯寂的社会里尽宣传艺术的责任。因为我们相信艺术能够救济现在中国民众的烦苦，能够惊觉一般人的睡梦；

　　第三，我们原没有什么学问，我们却自信有这样研究和宣传的诚心。

　　这些办学口号虽慷慨激昂，但未有具体的实施措施，在社会上的反响也以负面居多——《宣言》在新闻纸上发布后，遭到了社会上嘲笑和漫骂。刘海粟对这些反对的声音并不太在意，他认为，“大都当时人目光短浅，重实用而轻思想，好象人生的目的就在物质的享乐，艺术是与人生没有直接关系的供人玩赏的东西，没有谋富贵的可能，不值得研究。所以一说到提倡美术，就群起反对。” 虽然上海美专的创办者们对于社会的指责并不在意，但美专初期面临了巨大困难，甚至数次有倒闭的危险，“美术院创立数年，无时不在颠沛困难中，冷静寂寥，如与世隔，外界的同情和助力渺无所得，有如逆水行舟，艰苦奋力前进。但我们总是自己决定自己的主意，自己觉得很有信心和兴会，以为世上作非常之事，应遇非常之困难，非竭尽一生之力，决不能达到目的。先难后获，理所当然。当此创立时代，每年来学者至多十五六人，少只三四人，可谓冷清之极。”

　　面对被社会冷落以及生源稀少的困境，实行人体写生不啻是一种吸引学生的手段，而上海美专在人体教学事件出来后开始被世人所知，生源也逐渐增加，1918年，上海图画美术学校在上海举办“第一回成绩展”，展品2238件，参观人数达到四千三百三十五人，引起了社会轰动。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杨白民并未厌恶人体教学本身，而是对于上海图画美术学院实行的人体教学方式以及其利用人体来吸引学生和社会注意力的行为不满。至于《丧心病狂崇拜生殖器之展览会》至今原文没有重现。且当时美专校长为张聿光，刘海粟于1919年7月才正式出任校长，因此对刘的攻击可能性不高。

　　此事件发生后，刘海粟给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写信求助。蔡元培很快回复了信函，并附上他给江苏教育会沈恩孚的一封信，招呼他关照上海美专。此次风波才因此平息下来。

　　第四章 政治语境下的艺术话语权

　　上海是中国接受外来思想较早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西画发源地。接踵而来的外侨给上海带来了不同于中国其他城市的景象。表面上统一的上海，在实际上分为华街、公共租界、法租界三个各自独立的小王国。租借起初只允许外国人居住，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起初被严格执行的“华洋分处”的原则逐渐宽松，租界也由纯粹的外国人居住区变为一个中外杂居的城市。在这里，“新鲜”事物层出不穷，思想界也是众多门派齐聚一堂——因此争论也是时时存在。

　　“上海出了三大文妖，一是提倡性知识的张竞生，二是唱毛毛雨的黎锦晖，三是提倡一丝不挂的刘海粟。”这是当时上海社会对于文化领域内一些激进改革者的称呼。刘海粟欣然位于其列，因为1920年7月20日，上海美专雇到一俄国女模特儿作人体写生，而裸体少女出现在画室——这在当时是相当超前激进的——自然很多人接受不了。社会上的反对虽然令刘海粟非常生气，但这并未对人体教学的执行有实质性的阻碍，上海的神州女校、北京美专亦相继开始使用人体模特儿。

　　1924年，刘海粟的学生饶桂举在江西举行的绘画展览因陈列有人体素描遭到了江西警察厅查封。刘海粟知晓后迅速写信给教育部长黄郛(1880—1936)，后又写信给江西省长蔡成勋(1871—1946)。并同时将信刊在上海各报上。黄郛对画展被查封事件表示了同情，他致电江西省政府，江西省警厅随即撤消了禁令，饶桂举的展览得以继续展出。刘海粟运用了自己的关系网以及舆论的支持，很快将此事解决，但他此时也许还没有意识到更大的困难即将来临。

　　1925年8月24日，江苏省 教育会通过了禁止模特儿之提案，而身为教育会成员之一的刘海粟此时因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美育组年会未归 。得知此消息后，刘海粟于9月6日致函江苏省教育会为人体教学进行申辩，指出人体模特儿与黄色下流画风马牛不相及，模特儿是艺术家在习作时必要的练习手段，各国美术学校及美术研究都有设置模特儿。要求省教育会明辨是非，更正已作出的禁止模特儿的提案。深谙新闻影响力的他还将此信函抄送至上海的报社，一些报纸刊登了这封信。但江苏省教育会不久即复函颁布此禁令目的是为了取缔淫画而非艺术：

　　奉函祇悉。见示一节，大约以见报载新闻标题为本会请禁模特儿，至有误会。本会请禁者，为现在风行之裸体画，并非模特儿，正与台见相合。附录致教育厅公函，即请察阅为荷。

　　径启者，自美术学校以模特儿描写人体曲线美以来，轻薄少年，及营利无耻之徒，遂利用机会，以裸体画公然出售，今且日甚一日。名则影射模特儿，实则发售一种变相之春画，暴露兽性，引诱青年。若竟听其传布，社会风化将不可闻。敝会为防止传布裸体画之流敝起见，特函达贵厅请通函警务机关取缔裸体画之发售，以挽颓风。

　　针对江苏教育会提出的禁令，刘海粟并没有打算选择遵从，他在美专校刊《艺术周刊》上发表《模特儿的问题》，不久又于上海美专就《模特儿问题》作公开讲演。10月10日，又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人体模特儿》，妄图通过舆论争取支持。但不幸的是，在赢得社会部分支持后也引出了更多的反对。

　　上海闸北市议会议员姜怀素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年轻政客，在后来文献中被称为顽固保守的他接受过现代法律和政治学的教育，是年也只有27岁。1925年9月26日，姜怀素在《申报》和《新闻报》刊文，呈北京段祺瑞(1865—1936)、章士钊(1882—1973)教育总长、江苏省郑省长请禁裸体画，称：“近年来裸体之画，沿路兜售，或系摄影，要皆神似皆真，青年血气未定之男女，为此种诱惑坠落者，不知凡几，在提倡之者方美其名为模特儿曲线美。”他特别以上海美专为例，指出上海美专利用金钱诱惑贫穷妇女担当人体模特，“此情此景，不堪设想。怀素耳闻目见，正深骇怪，不知作俑何人，造恶无量。乃见9月8日《时事新报》教育栏载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校长刘海粟为模特儿致省教育书会，巧言惑听，大放厥词，自承为首置模特儿之人。原函辩白理由，大致谓‘模特儿之前，盖欲审查人体构造，生动之历程，精神之体相，胥于假镜鉴也’云云。”对于美专认为人体为艺术训练所必需，姜也提出自己的观点，“窃以美术范围至广，何必专重乎裸体画，更何必以妙年之少女为模特儿。美专非医专，人体构造与生动历程与美术二字有何切要关系。毋论裸体画不过一种物质上影像，即便神似而至生动，亦不过一裸体之少女耳。”他认为裸体画教育对于青年没有任何好处，反而会引起他们的肉欲冲动。姜还指出欲查禁模特儿，则必须严惩作俑祸首的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

　　刘海粟在见到报纸后，大为震动，立即致函江苏省长，指责姜怀素请禁人体模特儿的呈文，将艺学尊严与市侩营利无端联系起来，认为姜不先审察事理，预想混淆视听，“钧座对于姜君呈文之批示所称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有模特儿一科云云，查敝校从未有模特儿一科，唯西洋画高年级人体实习为学理上必须者置有模特儿，历届办理情形呈报教育厅转报钧署及教育部有案，姜君不察事理冒昧上呈，其蒙敝长官之轻举，似不宜宽纵。兹附奉9月28日答姜君请禁模特儿文一首暨拙作模特儿一文，统希明察，并请饬教育厅明布，艺学上人体模特儿之真义与市侩藉端营利之罪恶，剖析是非，以警哗嚣……”刘海粟在《时事新报》也就模特儿问题著文驳斥姜怀素，指出美术学校设置模特儿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姜是因为读书不多，见识不广才会对此表示惊骇，“夫沪埠风化之恶，鄙人疾之深，未尝后于姜君也。无赖市侩制作妓女裸体照片及淫画，诲淫以牟利，鄙人疾之深，亦未尝后于姜君也。兹二者，于上海美专何尤？于鄙人何尤？姜君不察，以市侩行为，强纳于艺学尊严之轨而并行，黑白不辨，是非荡然，是乌可不辩者哉。”

　　就在刘海粟准备进一步反击时，他收到了一封署名为上海正俗社以董事长朱佩珍(葆三)、副社长张淦杨的信件。信件的大致内容是劝告刘海粟停止倡导裸体画教学，基调大致与姜怀素相同。信中还特别指出利用金钱诱使妇女“白昼现形，寸丝不挂，任君摹写”，是对妇女的权益与地位的严重漠视。对于此信，刘海粟回复措辞坚定的回信，但可疑的是朱葆三在收到刘的信件后，立即亲自回复说，上一封信他并不知情，最近他的身体不好一直呆在家里。

　　11月22日，江苏省教育厅对于姜怀素针对美专的控诉，发布了训令至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称：“案查前奉省长公署第九二九七号训令，内开：案据上宝两县闸北市议员姜怀素呈请厉行查禁裸体画以维风化等情。除批示：‘前据留苏知事严伟函陈上海各报竞载东亚书局模特儿广告，业经令行沪海道尹会同交涉员设法取缔，一律禁止登载在案，兹据呈称：上海美术专校列模特儿为专科，请查禁严惩等情。案关学校课程，候令饬教育万核饬遵照具报’外，合行抄录原呈令，仰该厅长核饬遵照具复查考。此令。等因，并发抄件到厅。奉此，当查该校呈报之各学系课程纲要，原无模特儿一科，惟据函称：西洋画科高年级人体实习为学理上必须者置有模特儿。虽模特儿亦有发艺术上精神之可能，但现在人民之思想及习惯尚难与欧美术相吻合，自应令行该校如遇实习学程之必要时，务须慎重将事，免致贻人口实，即经备文呈请省长核示。兹奉指令内开：来牍阅悉，应准如拟办理，希即转饬遵照，此复。等因。奉此，合行令仰该校长遵照。此令。”从训令中我们可以看出，时任教育厅长的胡庶华对裸体教学持有的是谨慎但支持的态度，但事件并没有到此结束。

　　虽然查封美专的要求得不到江苏教育会的支持，但姜怀素并没有放弃他的观点。在与上海县知事危道丰达成共识后，5月4日姜怀素呈文给当时对于江浙沪地区拥有实际控制权的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1885—1935)，再次请禁裸体模特儿。《申报》于第二天发表了姜怀素的呈文，文称“怀素以为官厅迭令查禁，当可遵照取消，乃上月二十三日报载参观美专模特儿纪，穷形极相，不堪活笔。是该校导淫之画，变本加厉。官厅禁令，视如具文，素仰钧座关怀风化，道德高尚，翊扶礼纪，夙着贤声。今为沪埠风化正本清源之计，必先禁止裸体淫画。欲禁淫画，必先查禁堂皇于众之上海美专学校西洋画模特儿科。欲查禁以人体为模特儿，则非严惩作俑祸首之刘海粟，不足以儆效尤。为特叙呈，检同参观美专模特儿纪之报纸一份，呈请钧鉴。”

　　8日后，《申报》刊登了上海县知事危道丰(1884—1949)发布《严禁美专裸体画令》的消息：“本知事自到任以来，即闻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有人体标本之意。因其校址在法租界，即拟咨查禁。惟恐传闻不确，曾经派人前往参观。旋即复称，实有其事，种种秽恶情形不堪寓目。已经据情咨请法租界及会审公廨从严查禁。如再抗违，即予发封在案……”

　　这个消息真正令刘海粟紧张起来。因为学校在法租界，所以当局不能立即对美专予以查封。早在1919年8月，刘海粟、王济远(1893—1975)、江小鹣(1894—1939)、丁慕琴(1891—1969)4人于上海静安寺路环球学生会举办的联合画展时，因展出的裸体画而导致一些人呈文工部局请求查禁，但法国人对于裸体教学是支持的——一来裸体画在法国人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二来裸体教学的传播也加大了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有利于他们在中国的存在。但是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爆发后，租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因此为了减轻负担，法租界很有可能协助中国当局。

　　5月16日，刘海粟邀李毅士(1886－1942)、滕固(1901—1941)、俞寄凡(1891—1968)等几位教师来家共同商量应付禁止人体模特的对策，并撰文申斥危道丰，后送交申报馆刊发。次日，刘海粟即直接致函孙传芳，强调美术学校设置人体实习课的必要性，并驳斥危道丰所发禁令的荒谬，希望孙传芳能对自己加以支持。而令刘海粟所意料不到的是，危道丰和孙传芳曾同为军校同学，且二人是亲密的政治盟友，危道丰所任的职务乃是孙传芳所指派的。不知情的刘海粟仍继续着他对危道丰的攻击，致函孙传芳后，他又致书危道丰回击。同时写了两封同样的信，给沪海道尹傅写忱和江苏省交涉署特派驻上海租界交涉员许秋帆，控告姜怀素和危道丰“以敝教授上设施之人体模型与市上流行之淫画淫舞相提并论”。

　　上海教育局转江苏省教育厅为江苏省长准备的一封指令，其中包括危道丰送呈的有关上海美专的报告，称“据此查该校以此号召无非为引诱青年、多收学费起见。惟淫荡秽恶实于风化攸关，似应从严查禁”。5月20日，刘海粟等人仍然试图扭转局面，他们就上海教育局转来的知事训令致函危道丰函件，态度坚决，文道：“贵知事不加体察，滥用训令，自知姜怀素之呈文不是根据，而翻然根据敝校教授之建议。对于敝校所置学理参考之人体模型，又呶不休，张冠李戴，可笑，可悯。又复历举误闻，信以为实，贸然断称此号召，无非为引诱青年多收学费起见等辞。敝校科系，凡人明载校章报部备案，此项人体实习为学理上必需之参考。亦只设于西洋画系最高年级，备少数学生之研习。而此少数学生经校中多年之训育，洁身自好，品学端粹……”同时复函上海公署：“奉函敬悉。贵知事关怀风化，严禁淫画，至深钦迟，惟此种流行之淫画不能与学理上设施混为一谈。贵知事审慎从公，临事不苟，欲莅临敝校参观，无任欢迎，即希明示时日，以便派员伴同导观。其于市上流行之淫画，仍请贵知事严禁，毋得宽纵，以免混珠，而杜后患。” 5月24日，上海美专刚发了一封函件给法租界总领事希望他不要听从上海县知事危道丰颁布的禁令，并指出已经与孙传芳进行接洽，请求他申斥危道丰。

　　可惜这些并未改变时局，孙传芳于6月3日回函刘海粟要求其停止使用模特儿，函称：“凡事当以适国性为本，不必徇人舍己，依样葫芦。东西各国达者，亦必不以保存衣冠礼教为是非。模特儿止为西洋画之一端，是西洋画之范围，必不以缺此一端而有所不足。美亦多术矣，去此模特儿，人必不议贵校美术之不完善。亦何必求全召毁，俾淫画淫剧易于附会。累牍穷辩不惮繁劳，而不能见谅全国。业已有令禁止，为维持礼教防微杜渐计，实有不得不然者。高明宁不见及，望即撤去，于贵校名誉，有增无减。如必怙过强辩，窃为贤者不取也。”而五日后，江苏省长公署回复的上海美专信函中，对于刘海粟所指责姜怀素“标本砌词破坏一案”，采取了一种委婉回避的态度。原本满怀期望的刘海粟此时尤为失落，但他仍坚持试图说服孙传芳。6月9日，致孙传芳的信函中，刘海粟指出人体写生在1922年总统、总理和教育部长建立新的教育制度时，已列入美术必需之课程中。“现行新学制为民国十一年大总统同总理王庞惠教长汤尔和颁布之者。其课程标准中艺术专门列人体模型为西洋画实习之必需经海内鸿儒共同商榷……吾帅以为不适国情，必须废止，粟可受命，然吾国美术学校宁沪一带不乏其数，苏省以外北京有国立艺专，其它各省恐无省无之，学制变更之事，非局一隅而已也；学术兴废之事，非由一人定也。粟一人受命，帅一人废止学术，变更学制，窃期期以为不可也。”6月16日，刘海粟又致函孙传芳，信函内容与上一封大同小异，进一步阐释人体模特儿的合法性。而还未得孙传芳的回复，法国驻沪领事于23日下达了要求上海美专暂时撤去西洋画系所用人体模特儿的通知。无奈之下刘海粟应允6月30日起暂停使用模特儿。7月1日，《申报》即刊登了孙传芳下达取缔美术专门学校之模特儿的指令：“孙司令前数日又下令知事，催其从速办理，危氏接令后，即会许交涉员，往法领事署，晋谒法总领事，请其会同办理，当经法总领事允许照办，其办法分为二步，第一步先令该校长刘海粟，将人体写生一科取消，如不遵行，即实行第二步，将该校发封停办，法总领事并请，华界亦须取缔，方称平允，危知事亦即允许回署克日查办。”指令下来，天马会等团体立即向法国驻沪总领事馆请愿。

　　此时的上海美专再次面临了被关闭的危险，姜怀素向上海地检厅提起对刘海粟的刑诉：控诉刘海粟在致函孙陈两长时有损他的名誉，要求索赔。7月6日，刘海粟和律师陈霆锐(1890—1976)赴法庭应姜怀素之诉。法庭上，刘海粟陈述5月17日、18日《申报》上所载的为模特儿事致孙陈函，是对5月5日《申报》发表姜怀素呈孙联帅请禁美专模特儿之答辩，系私人信件，登载与否，仅在报社。至于原告姜怀素则以《刘海粟为模特儿事致孙陈函》中，有“招摇”、“狼狈”、“不学无术”等文字，为公然侮辱个人名誉，请求经济赔偿。上海美专总务主任薛演中就《刘海粟为模特儿事致孙陈函》油印件送报馆事作了说明。双方律师辩论终结后，定7月9日上午十时宣判。刘海粟最终在律师的却说下选择了妥协，事件最终以刘海粟被判罚50元结束，在人体教学上也暂时以生人模型地提。1927年，蔡元培再次被任命为教育部长之后，人体素描被列入教学大纲的课程，人体教学才得以恢复。

　　作为此次事件爆发的政治背景，五卅惨案发生后，爱国主义的热情自五四运动以来又一次高涨——五卅事件后大众开始了抵制帝国主义的行动，在惨案的爆发地上海，人们的反应更加激烈——群众纷纷走上街头要求收回租借。抵制很快就波及到了思想领域，一些掌握权势的力量试图利用人们不满情绪以达到控制社会舆论的目的，他们公开将学校中的一些仿照欧美制度的课程设置斥为不道德，对来自欧洲的西画艺术的攻击成为了一个很有效的政治障目。作为艺术先锋的刘海粟虽然在此次与军阀、政客的较量中没有占到上峰，但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作为艺术家的刘海粟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这在集权的社会中是很难做到的。“一生喜交权贵”的刘海粟背后拥有一股支持他的社会力量，上海特殊政治形势与民国政权混乱，以及当时的上海舆论机构如《申报》、《时事新报》对当时新兴事业发展的支持，这一系列的因素的重叠是刘海粟拥有话语权的最根本的原因。所以1927年当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艺术家们却感到自由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