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霄

　　本人参与《功甫帖》争议以来，已经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过四篇《功甫帖》研究的文章，有人认为非博物馆专业学者没有资格参与《功甫帖》的鉴定，所以明白了为什么自己的文章交给《新民晚报》、《东方早报》一概不予刊登的原因。本人确实是非专业的业余书画爱好者及收藏者，所写文章也并没有用到高深的知识，只是用到了一些基本逻辑和图像比对。好在所有文章是可以交给人们去检验的，不管正方还是反方。

　　从《功甫帖》争议开始，单国霖先生的文章就怀疑翁方纲的题跋，质疑的是翁氏书风，但是单先生所举翁方纲标准的书法，往往是是翁氏某一种面目的书体，不能全面(单国霖《形体极相似，气韵却不畅》，2014年1月1日《中国文物报》)。直到后来《东方早报》上发表了曹大民先生的文章，指出了更明确具体的疑点(曹大民《质疑苏富比关于《功甫帖》的回应》，《东方早报》2014年1月27日)。

　　对于翁方纲书法，本人之前没有专门研究，也不够熟悉，所以一直没有发表观点，只是在我的第一篇反驳文章中指出，“首先《功甫帖》墨迹本与《翁方纲跋文以及摹本》不在一张纸上，无论翁跋纸上的项元汴印章真伪与否，都与《功甫帖》墨迹本到安岐为止的递藏史没有关联”(见陈萧羽《论‘功甫帖’墨迹本正是安岐著录本》，2014年1月8日《人民政协报》)。另纸题跋，对于本体的鉴定意义属于次要地位。同理，翁方纲的题跋真伪与否，也排除在了《功甫帖》的真伪有效证据之外。理由是，因为安岐的《墨缘汇观》没有著录项元汴旧藏，这是有悖《墨缘汇观》著录体例的。也就是说，很可能是安岐之后的人从别处裁下一张钤有项元汴藏章的古纸，加进了册页。《功甫帖》是否被项元汴收藏过，并不是判定《功甫帖》真伪的必要条件。《功甫帖》递藏史上是否有项元汴，并不构成充分且必要的一环。何况其上的翁方纲题跋？所以一直以来，本人并不去探究翁方纲题跋的真伪与否。

　　最近自己意识到，既然已经将《功甫帖》作为自己的一个研究课题，怎能不将翁方纲题跋的疑问一并解决？于是开始研究有大量翁方纲题跋的作品。终于觉得可以谈谈个人对《功甫帖》翁方纲题跋的一些浅见。

　　曹大民先生的第一篇文章有关《功甫帖》的文章发表在《东方早报》：《‘功甫帖’考辩献疑》，2014年1月6日。这篇文章其实可以当做反驳上博研究员论文来看，曹先生指出：“上博研究员称拓本水平高于墨迹本，这个观点恐亦值得商榷”。于是曹先生举出最有说服力的“甫”字的左竖搭角、“议”字一撇的直势。指出“墨迹本呈现出的书写形态是苏轼的习惯写法”。“而拓本则与苏轼习惯写法大相径庭”。“总之，《功甫帖》墨迹本以《安素轩石刻》拓本为母本勾摹作伪的观点是不符实事不合逻辑的。但若从《功甫帖》的流传、著录、题跋、伪印以及印章色泽等方面去认真详实地考辩反倒是更有力的”。除了曹先生最后一句或有先认定伪迹再找证据之嫌，其举证与观点与本人在2014年1月8日发表的前文证例正好不谋而合。本人与曹大民先生在这一点上结论是完全一致的：《功甫帖》书法的水平与苏轼笔法风格的接近程度，是《安素轩石刻》无法企及的。曹大民先生对书法的认识水平当然是远高于上博研究员的。

　　然后，曹大民先生于2014年1月27日，在《东方早报》上发表了《质疑苏富比关于‘功甫帖’的回应》一文。从书法上指出了翁方纲题跋的许多乖逆之处，而且得出了《功甫帖》上以及翁方纲题跋上的所有印章为伪印的结论。

　　单国霖、曹大民先生提出的问题很有意义，因为这牵涉到鉴定方法论的问题。

　　1，                鉴定作品，是否需要全面了解作品的全部物理状况，修补状况，纸张状况？仅凭照片目鉴下结论，存在怎样的风险？

　　2，                鉴定书法的真伪，是否以书写者的主观经验，寻找败笔然后就否定全部？

　　3，                书法鉴定是否可以仅选取作者某一两个作品作为标准比对？或是应该以全面了解作者的面貌为基础，再做出客观评判？特别是对于面目较多的全能型书家。

　　4，                比对印章应该以什么为标准？如何取样？怎样才能避免对印章的误判？

　　在这四方面，二位先生的在方法论上，本人以为都值得商榷，并提出一己之见，还望批评指正。

　　一，曹先生指翁方纲题跋：“字距间有无端的空隙出现。如第一行‘岁月’，第四行‘郎正’，第五行‘访使’、‘宁四’，第六行‘正是’、‘今信’，第七行‘二日’，这些空隙大都与文意之停顿无涉。阅读时产生阻隔不畅之感，造成章法松垮，与翁书之紧凑浑成异趣。翁书字形偏长，悬针竖喜拉长，有时微微偏左下，此跋在这些特征上表现过火，如‘郭’、‘郎’等字”(摘自曹大民《质疑苏富比关于‘功甫帖’的回应》，2014年1月27日，《东方早报》)。

　　或许曹先生没有上手看过原作，更没有背对着光源看过。本人于2014年2月15日对《功甫帖》原件做过认真考察，根据本人指导拍摄的功甫帖背光照，可以很清楚地看见翁方纲题跋的纸上，布满虫眼。这是一张宋代藏经纸，这些虫眼大部分是在翁方纲题跋之前已经存在的，另有少部分是题跋之后再被虫咬的(图1,2)。

　图1，翁方纲题跋与背光照片，以及题跋后被虫蛀的部分

图1，翁方纲题跋与背光照片，以及题跋后被虫蛀的部分

图2，翁方纲题跋用纸虫蛀位置还原图，题跋后再产生的虫眼不在此图

　　曹先生指出的每一处空格正是虫眼的位置，翁方纲题写时遇到虫眼的窟窿只能避开，造成了曹先生所说的“无端的停顿”(图3)。

图3，曹先生指出“无端的停顿”，皆缘于虫眼的避让

　　避让还给人造成了“气韵不畅”的感觉：甚至所指出的“郭”、“郎”字“过火的左偏”，也是为了避开虫洞(图4)。

图4，为了避开虫眼，“郭”字长竖左偏、“朝”字变瘦、“斋”“鉴”“帖”等字缩扁

　　甚至本人以为题跋中笔力最弱的一个“甫”字，也是因为虫咬的原因，剩下了貌似孱弱的一竖一横(图5)。

图5，“甫”字一竖起笔的孱弱原来是虫眼所致

　　这些虫眼在经过重裱以后，不对着光源是看不出来的。

　　二，关于翁方纲的书法面目，曹先生指出：“右面七行长跋小行楷，字体最为稚嫩。左上之翁书风融入碑意，多方笔，字体带横势，与翁书纵长之势不合，笔致则相异，而大小错落又过于悬殊，不够自然”。讲到右面七行长跋：“章法与翁通常写法相异，显得行距太松”。单先生指出：“与他再五年前所书的《虞恭公温彦博碑帖》相较，用笔并不一味坚劲，二者小有差别”。说实在，二位先生的疑问，也是不少书法爱好者的疑问，包括本人，很长时间以来，也不敢对翁方纲题跋的真伪做出判断。

　　《功甫帖》上的翁方纲跋文，属其小行楷书的范畴，大者7、8毫米，小者3、4毫米。需要找其相类大小的真迹进行比对，更要求全面。因为翁方纲题跋书法面目之多，也令人叹为观止。好在翁方纲留下了大量的题跋文字以及手稿，对其书法特征不难了解。本人取三件较有代表性的翁方纲小字真迹作为标准。

　　1，日本大谷大学藏翁方纲“苏斋”本《宋拓化度寺碑》，为翁方纲一生最得意的两件收藏品之一，自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春得到这件《宋拓化度寺碑》，到嘉庆二十二年去世前一年，前后三十七年间，翁方纲在此碑帖上下前后留下了107则有纪年的小行楷题跋。应该算是翁方纲题跋大全。

　　2，翁方纲藏苏轼《天际乌云帖》，也是翁方纲最得意的两件藏品之一，也是其“苏斋”堂号的来历。此帖现只有民国珂罗版可见。其上翁氏小行楷题跋多篇。

　　3，台北中央图书馆藏，翁方纲《复初斋文稿》，67卷，有几千页之多。其上有草稿、小草，小行楷各类书体。因为可以见到翁氏涂改穿插、审词酌句的过程，所以能够确定是翁方纲亲笔无疑。

　　对翁方纲题跋作真伪判定之前，若全面考察以上三件作品翁氏书法。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客观的结论。

　　最有代表性的是苏斋本《宋拓化度寺碑》，可以看出，在翁方纲去世之前的三十七年间，总体来讲，始终有两种书风贯穿始终，一种精整，一种生拙。甚至在同一年份里面，同时并存。有人说翁方纲的书法水平起伏很大。本人猜想，或许那种“整齐”面目的翁方纲是其秘书代笔，这个问题有待专题研究。

　　综合以上各本翁字，可以看到翁方纲小字的多种面目：

　　有这种字体长势，布局精整的(图6)。

图6，上图取自《宋拓化度寺碑》，下图取自《天际乌云帖》，字体一律长势，布局精整。

图6，上图取自《宋拓化度寺碑》，下图取自《天际乌云帖》，字体一律长势，布局精整。

　　也有这种“多方笔，字体带横势”，大小错落悬殊的(图7)。

图7，上图取自《天际乌云帖》下图取自《宋拓化度寺碑》字体横势，大小参差

图7，上图取自《天际乌云帖》下图取自《宋拓化度寺碑》字体横势，大小参差

　　也有这种方笔斜势的，显得生拙坚劲，与《功甫帖》题跋最为接近(图8)。

图8，字体斜势的翁方纲小字，左取自《天际乌云帖》，右取自《化度寺碑》下取自《复初斋手稿》

图8，字体斜势的翁方纲小字，左取自《天际乌云帖》，右取自《化度寺碑》下取自《复初斋手稿》

　　也有这种显得笔法“稚嫩”的(图9)。

图9，所谓“字体稚嫩”的，取自《复初斋文稿》

　　再来看《功甫帖》翁跋的局部图(图10)

图10，《功甫帖》翁跋三部份的局部

　　试想一下，翁方纲在这么一张布满虫眼的宋纸上，书写小到3、4毫米的小行楷，除了要避开虫眼，还要克服纸面包浆给笔法带来的不顺。这需要何等的的功力？尽管如此，我们还可以在这些小字中看到许多极为精彩的笔法。有宋人之尚意，唐人之结构、更有碑学笔力，俱在毫厘之间(图11)。

　　图11，在曹先生看来写的不好的几个字，翁方纲是如何左避右让，并克服老纸包浆难以入墨的困苦，仍能够将字写得如此生拙老辣。需要提醒的是，这是放大十倍的效果。

　　图11，在曹先生看来写的不好的几个字，翁方纲是如何左避右让，并克服老纸包浆难以入墨的困苦，仍能够将字写得如此生拙老辣。需要提醒的是，这是放大十倍的效果。

　　至少上述这些面目，都是在翁方纲本人认可的“真迹”范围内。《功甫帖》翁方纲题跋无疑也在这个范围之内，而且与《复初斋文稿》上的“亲笔”书法的最为接近。

　　三，曹大民先生对《功甫帖》印章比对方法值得探讨。

　　首先需要论述一下关于印章比对的方法论，以及印鉴判定在鉴定中的证据力问题：

　　一般来讲，印鉴与作品本身相比，属于次要证据。作品上若出现伪印，不等于作品定是伪迹。本人研究祝允明时发现，祝允明有很多作品不在自己的书房写的，原本是没有钤印。倒是被后人钤上了伪印，因为画商认为加上印章卖相更好。也有些宋人真迹被后人添上项元汴伪印，欲增其值，也属画蛇添足。古代碑帖中被钤上赵孟俯伪印的也不在少数。这些都是可以专题论述的问题，这里不再展开。所以，作品上有伪印的，不一定就是伪迹。

　　反过来，作品上是真印的，在对作品的判定摇摆不定时往往有一锤定音的效果，原因是，古人徒手伪造印章，还没有可能做到看不出破绽。民国开始有人用锌板伪造古印，形体都对，但是印泥肯定不过关，锌板伪印也是可以辨别的。当然也有学生、家人在作者去世后继续使用作者印鉴的特例，比如石涛的学生石干继续使用石涛的印章的案例，就被中国美院的张长虹先生研究发现(《石干小考》1999年第4期《文物》杂志)，但毕竟这样的案例极少。

　　然后需要解决印鉴取样标准的问题：如何保证选择的标准是真印？这是关键。比如项元汴藏印标准，至今还无人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体系，有些印鉴尚有争议。如果标准取错了，结论则会相反。上博所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是人们大量使用的工具书，也不能毫不鉴别地当做标准使用，其中收入的伪印也有不少。标准应该从可以确认的真迹上取样。其次是标准的取样方法，除了直接对照原作，其他的取样方法都要特别谨慎。比如从某件标准中扫描编辑、拍照、制版印刷，这些环节都有可能出现变形偏差。甚至从令人信服的二玄社复制品中取样，尺寸上还是会有偏差。

　　最后需要排除印泥在笔画中间或周围的残留、钤印轻重、印章磨损、印泥材质、纸绢变形造成的影响，包括视错觉的影响。以上都是在印鉴比对时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曹大民先生的第一个结论是，“安岐朱文‘安仪周家珍藏’右下‘周’字右面一竖，功甫帖此竖弧度甚微，几成直线，”。其实，这是由于此印在一竖夹角处的沉积印泥，以及这一竖右边缘印泥稍有蔓出，造成“视错觉”。若以这一竖的左缘比对，就能够克服这种“视错觉”(图12)。

图12，左边取自标准印章，右边取自《功甫帖》

　　现将此印右下角多余的印泥在图上修去，再将标准印鉴靠左移近此印，就能够判定“周”字右竖曲率完全相同(图13)。

左为标准印，将“周”字右竖夹角多余印泥修去

　　图13，左印为标准印，右为《功甫帖》，比较“周”字右竖之间的等距间隙，可以判定这一竖曲率与标准完全相合。

　　曹大民先生的第二个结论是，“安仪周家珍藏”印：“《印鉴款识》中此印略大(甚为细微)，两印显然不是同一印”。本人曾经在二玄社复制品中测量“安仪周家珍藏”印，与本人所藏王翚原作上钤的此印以及《印鉴款识》对照，尽管二玄社设备先进，但还是有变形，其中二玄社《宋四家墨迹选》单页中共有七件钤有此印，长度比标准存在0.1毫米上下的偏差范围。偏差最大的是《怀素自叙帖》复制品，比标准长了0.2毫米。所以不论曹先生对照的使用的是功甫帖照片或者复制品，测出偏差，是毫不奇怪的。但要以此做结论，就要非常的小心。除非你能够拿两件原作进行直接测量，显然曹先生并没有这么做。

　　曹大明先生的第二个结论是：“白文‘翁方纲’印，最主要差异为：‘纲’字右下‘山’，《功甫帖》中三竖垂直，《印鉴》中三竖由右上向左下倾斜，并非同一印”。

　　请看下图从《印鉴款识》中取出的7、8、9三方“翁方纲“白文印，以及大谷大学藏苏斋本《化度寺碑拓本》上的这一方，看上去差异很大，其实这些都是同一方印章。其中有年份的是：1793年(7号)、1798年(8号)。他们之间的差异的原因在于：磨损程度、印泥沉积程度、纸绢变形的差别。所以也就不奇怪《功甫帖》上的“翁方纲”印与这几方印之间的差异了。若按照曹先生的比对方式，《宋拓化度寺碑》的“翁方纲”白文印必是伪印(图14)。

图14，左上取自《功甫帖》，上右取自《宋拓化度寺碑》，下7、8、9取自《印鉴款识》，

　　以个人经验，对于白文印的鉴定需要特别谨慎，因为钤印时材料、印泥多少、沉积情况、磨损程度、纸绢变形对于印面造成的差别特别明显，往往会给人似是而非的错觉。

　　再举例，若将大谷大学藏苏斋本《化度寺碑拓本》、《天际乌云帖》、《印鉴》、《功甫帖》上的“宝苏室”印章对比，也能够看到他们之间的明显差别。《宋拓化度寺碑》钤“宝苏斋”白文印三次，每次皆有明显差异，与《印鉴款识》比对，也差异明显(图15)。

图15，左一取自《印鉴款识》，其余取自《宋拓化度寺碑》

　　再看《天际乌云帖》也钤有此印三次，三次之间，与《印鉴款识》的差异一样明显(图16)。

　图16，左一取自《印鉴款识》，其余取自《天际乌云帖》

　　最后比较《功甫帖》所钤、以及翁方纲题跋上的“宝苏室”白文印与《印鉴款识》的差异，就会明白，这些差异都在合理的范围内，指证翁方纲白文印是伪印能否成立？读者自己判断(图17)。

图17，左一取自《印鉴款识》，中取自《功甫帖》，右取自翁方纲题跋

　　四，翁方纲题跋是多胞胎中的一件吗？

　　这个疑问是网友提出来的，认为翁方纲题跋与李佐贤《书画鉴影》、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中的跋文有差异，可能李佐贤、徐邦达看到的不是苏富比拍卖的这一件。

　　比较以上跋文，可以发现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与李佐贤《书画鉴影》所记完全相同。而与墨迹的差异有以下几处：

　　右跋第三行“元佑初以朝请大夫请老归”，李、徐著录皆为“元佑中”。第五行“保信军节度判官”，李、徐著录皆为“管度判官”。第七行“秋史侍御持以见示”，李、徐著录皆为“秋史侍郎”。

　　首先先需要解决文本孰对孰错的问题：1，“元佑初”不仅与同文中其他几处提及郭祥正请老归的年代相符，也与宋史相符，不可能是“元佑中”。2，历代官职应该没有“管度判官”的，只有“节度判官。3，“秋史”是江德量的号，江德量官至监察御史，没有当过侍郎，所以翁方纲称其“侍御”才是正确的。

　　以上对比可知，文本错误的是李、徐著录本。墨迹勘正了刻本之误，在鉴定方法论中，这是为墨迹本加分的重要证据。刻本出现错误这是常见之事，所以刻本的证据力属于次要的地位。若再对照题跋的底稿：台北中央图书馆的《复初斋文稿》，这几处无一不与墨迹相符(见红线划线处，图18)。

　　图18，翁方纲《功甫帖》题跋中的几个关键词皆与《复初斋文稿》一致(图片有由台北中央图书馆提供)

　　图18，翁方纲《功甫帖》题跋中的几个关键词皆与《复初斋文稿》一致(图片有由台北中央图书馆提供)

　　至于徐邦达《古代书画过眼要录》为何与李佐贤著录一样？是否文集的编辑者照抄李佐贤著录？我想这个可能性很大，如果徐邦达当时没有对着墨迹本或照片抄，李佐贤著录的文本就是最可靠的依据了。这也不难查证，毕竟《徐邦达集》的编者都还在。即使真的存在一件与李佐贤著录文字一样的翁方纲题跋，也必是赝品无疑，因为，翁方纲醉梦中也不至于将江德量误称为“侍郎”。

　　有人会觉得翁方纲题跋的字写得很差，这虽是主观感觉，不足为据，若以孙过庭“五合五乖”之论视之，在这样的千穿百孔的古纸上用小行楷题跋，则必有“纸墨不称”之乖，“乖合之际，优劣互差”，作为鉴定，若以这样的“互差”，作为判伪的依据，则使古人蒙冤。

　　《功甫帖》以上博研究员证伪文章发端，至今已有不少民间研究者反驳，判伪方还是没有拿出有效的证据。也有人将翁方纲题跋作为“硬伤”，尽管本人以为翁方纲题跋的真伪不构成《功甫帖》真伪的证据，但这个“硬伤”也一样是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