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焦墨画“离骚”——读《巨木赞》

2021年03月18日 11:39 新浪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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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收藏杂志

  1981年9月下旬的一天,张仃采风来到新疆南部戈壁滩一片人迹罕至的原始胡杨林(现叫“神木园”,已成为著名旅游景点)。面对眼前的奇景异象,画家心潮澎湃,不能自已,无以名状的灵魂颤动,后来记录在《巨木赞》跋中:

  “南疆温宿县之北四十公里的戈壁滩中,有一绿洲,占地十余亩,古木参天,浓荫蔽日。一七二四年大地震毁城,古木亦罹难,有拔地而出,有断裂为二,枝杆触地而复生。经数百年风沙雨雪,尚余数十株,高五六丈,腰十余围,或俯或仰,扭曲变形,折钗股,屋漏痕,旷远绵邈,岩岫杳冥,既不堪为栋梁,亦不能制舟车,其状如狮如象,如龙如虎,如金刚,如厉鬼,如问天之屈子,如乌江之霸王,吾徘徊终日,不能离去。夜宿牧场,次日再访,适遇秋雨,怅怅而返,但巨木幽灵,绕我不去。想巨木受日月之光华,得天地之正气,因生命之渴求,不屈不挠,或死而复生,或再抽新条。风雷激荡,沧海桑田,念天地之悠悠,实为中华大地之罕物,民族精神之象征。太史公为豪杰立传,吾为巨木传神,人画松柏以自况,吾为杨柳竖丰碑,使千载寂寞,披图可鉴。”

张仃《巨木赞》  94 厘米×440厘米  1981年张仃《巨木赞》  94 厘米×440厘米  1981年

  胡杨是新疆戈壁特有的树种,根深可达十数米,生命力超强,能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严寒、酷热、极旱,都不足以将它摧毁,在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中,它的姿态扭曲变形,狰狞怪异,令人瞠目。因此,当地流传“胡杨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朽”的神话。而此刻张仃面对的这片胡杨林,除经受过以上极限考验,更兼地震劫后余生的悲壮顽强。这一切,与张仃坎坷不平的人生磨难十分契合,难怪令他流连忘返,宛如幽灵附体。在这片阳舒阴惨的原始胡杨林,张仃挥毫写生两日,得画稿十余幅。以此为基础,两个月后,诞生了张仃迄今以来尺幅最大的焦墨山水《巨木赞》(高94公分,长440公分)。

  《巨木赞》远看剑拔弩张,鬼气森森,怪力乱神出没,近看笔墨沉雄磊落,真力弥漫。十几株奇形怪状、扭曲变形、死而重生的胡杨树分布画面,释放着令人悚然的视觉冲击力,其间穿插丘陵、牧场、回族墓地,千年雪山冰峰默默耸立天际。长跋落在画的底部,顺应带状沙丘形空间绵延展开,与整个画面融为一体。书体是金石味十足的古篆,静穆而凝重,像青铜底座一样,托举起整个画面。

  凝视这幅焦墨巨作,耳边不断回响音乐大师贝多芬激情澎湃的旋律。定神一想,这难道不是一部中国式的《命运》交响曲吗?一部壮怀激烈、可歌可泣的生命史诗吗?那掷地有声的画跋,堪称啼血之鸣,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与追求,痛苦与希冀,光荣与梦想,表达得何其深沉、透彻!

  著名文艺评论家何西来认为:“这种如狮如象、生龙活虎的古木的意象,在无边无际的严酷的荒漠环境的映衬下,更显出生命的顽强和造化的神秘。‘天意高难问,人情老易悲’,这里有一种苍凉、浩茫的悲剧意识,它是个人的,生命的,民族的,也是历史的。如主体生命与客体生命交会时放出的一道亮光,一个闪电。此画骨法遒劲,气韵沉雄勃郁,因为写进了画家生命的奔突,和身历劫波后的愤激,而把焦墨艺术的表现力发挥到了极致。我以为,称之为张仃的‘焦墨离骚’,不算过誉。”

张仃《胡杨》  纸本焦墨  38厘米×35厘米  1981年张仃《胡杨》  纸本焦墨  38厘米×35厘米  1981年
张仃《胡杨》  纸本焦墨  38厘米×35厘米  1981年张仃《胡杨》  纸本焦墨  38厘米×35厘米  1981年
张仃《胡杨》  纸本焦墨  38厘米×35厘米  1981年张仃《胡杨》  纸本焦墨  38厘米×35厘米  1981年
张仃《胡杨》  纸本焦墨  38厘米×35厘米  1981年张仃《胡杨》  纸本焦墨  38厘米×35厘米  1981年
张仃《胡杨》  纸本焦墨  38厘米×35厘米  1981年张仃《胡杨》  纸本焦墨  38厘米×35厘米  1981年
张仃《胡杨》  纸本焦墨  38厘米×35厘米  1981年张仃《胡杨》  纸本焦墨  38厘米×35厘米  1981年

  张仃喜欢画树,擅长画树,尤其喜欢画年轮悠久、峥嵘虬曲的老树。张仃一生画过无数树,就艺术震撼力而言,恐怕没有一幅能超过这幅《巨木赞》。理由很简单:画家创作此画时,灵魂在呐喊,主体生命与客体生命的契合达到极致,一触即发,所谓“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此之谓也。回顾张仃一生,做一名职业画家,以自己的艺术劳动安身立命,本是他朴素的理想。血性与良知,却使他早早加入革命洪流,接受炼狱式的考验。他蹲过国民党的监狱,在红色根据地被自家人关押过,受过严酷的逼供。后来入党,出色的工作得到组织的信任,而成为新中国首席艺术设计师,中央美院、中央工艺美院的业务干部。这种身份,使他在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首当其冲,身不由己,留下许多悔恨。其实,张仃并不懂政治,他只懂艺术,于是,他使出浑身解数,在“党性”与“艺术”之间努力协调,最后还是碰个头破血流,“文革”中,差点走上不归之路。其经历,与眼前这片大难不死的胡杨林相似乃尔!从这个角度看,不妨将《巨木赞》视为张仃的“自画像”。

张仃《胡杨》  纸本焦墨  38厘米×35厘米  1981年张仃《胡杨》  纸本焦墨  38厘米×35厘米  1981年
张仃《胡杨》  纸本焦墨  38厘米×35厘米  1981年张仃《胡杨》  纸本焦墨  38厘米×35厘米  1981年
张仃《胡杨》  纸本焦墨  38厘米×35厘米  1981年张仃《胡杨》  纸本焦墨  38厘米×35厘米  1981年
张仃《胡杨》  纸本焦墨  38厘米×35厘米  1981年张仃《胡杨》  纸本焦墨  38厘米×35厘米  1981年
张仃《胡杨》  纸本焦墨  76厘米×35厘米  1981年张仃《胡杨》  纸本焦墨  76厘米×35厘米  1981年
张仃《胡杨》  纸本焦墨  38厘米×35厘米  1981年张仃《胡杨》  纸本焦墨  38厘米×35厘米  1981年

  陪同张仃写生的温宿县宣传干事陈云初记录了张仃当时的状态,可作《巨木赞》的一个注解——

  “张仃同志在十年动乱中受过折磨,现在须发皆白,身体不好,因此特别关照他要注意休息。可是他一到这里,就起早贪黑地进行写生,用画家的敏锐目光捕捉大自然中的美妙景色。有一天,我们刚到协合里大玛扎,黄豆大的暴雨倾盆而下,气温骤然下降,大家都冻得受不了进屋躲雨,而张仃同志却被雨中大玛扎的风光吸引,特别对那些姿态万千,干粗数围,倒在地上又发出新枝的古树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冻得浑身哆嗦,嘴唇发紫,还冒雨写生。我们看后深受感动,为他搭了一个雨蓬,他像一个沉睡在母亲怀抱的孩子似的,完全沉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

  从协合里回来,我们又陪张仃同志去看原始胡杨林。谁知到了那里,小汽车陷进泥坑里很久出不来,弄得大家中午饭都吃不上,我和其他陪同人员都很焦虑。张仃同志望着那富有顽强生命力,长得粗犷奇古的胡杨,又拿出画夹,画下那些最受边疆人民称赞的树木,连吃饭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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