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部韵略》和《集韵》都是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由丁度等人奉命编写的官方韵书。《集韵》是《广韵》的修订本，而《礼部韵略》是《韵略》的修订本。由于《礼部韵略》在收字和字的注释方面都是为科举应试考虑，较《广韵》《集韵》都简略，所以称为《韵略》。又由于它是当时科举考试用的官韵，而官韵从唐代开元以来就由主管考试的礼部颁行，所以叫《礼部韵略》。《礼部韵略》同《集韵》《广韵》一样，仍为206韵，但只收9590字。这对后来的平水韵中韵部的并合、韵部数目的减少是很有影响的。

　　昨天，北京匡时[微博]在昆仑饭店举办“珍贵典籍的重大发现——北宋刻本《礼部韵略》国际研讨会”，根据专家的考证，这部目前考证为海内外现存最早的《礼部韵略》刻本首次公开亮相。

　　□收藏故事

　　古玩市场淘得散落书叶

　　最早发现此部《礼部韵略》的学者是李致忠。2012年9月，李致忠接到一个电话，请他到江西鉴定一部《礼部韵略》，10月24日，李致忠第一次看到此书。藏家带着该书来到酒店，当藏家小心翼翼地打开用塑料薄膜夹着的书叶时，李致忠发现该书似被水浸泡过，有些书叶有明显的水渍后的皱褶。“从版式风貌、印纸墨色、字体刀法诸方面看，虽不敢断定就是北宋刊本，但时代不会很晚，故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新发现。”李致忠说。初步断定此书的珍贵性后，李致忠叮嘱藏家要把书妥善保管，不能放到塑料薄膜中，要用宣纸一页页地夹好。此后，在通过对书影的进一步研究，以及与同行交流后，李致忠确定该书为最早的北宋刻本《礼部韵略》。

　　李致忠介绍，收藏该书的藏家是从江西的一个古玩市场中购得该书。当时，这部《礼部韵略》夹杂在一堆古籍中，该藏家拿回家后觉得这些散落的书叶与众不同，便特意拣选了出来。在藏家表示希望出售后，李致忠将这些书叶带回国家图书馆进行修复，97个书叶历时4个月才修补完整。

　　□专家论证

　　>>关于断代

　　北宋孤本市场难得一见

　　北宋刻本无论公私所藏，皆是寥若晨星，更有“一页宋版，一两金”的说法，而北宋孤本更是难得。昨天在北京匡时举办的“珍贵典籍的重大发现——北宋刻本《礼部韵略》国际研讨会”上，这部据专家考证海内外现存最早的《礼部韵略》刻本首次公开亮相。

　　北宋景祐四年(1037)丁度等奉敕编纂的《礼部韵略》一直是诗赋考试的最权威官韵。作为两宋科举考试的金科玉律，刊行量大，流布面广，深得广大士子的尊崇，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科举的范围，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礼部韵略》作为韵书的权威，被后世奉为圭臬，深刻影响了韵书《古今韵会举要》《洪武正韵》以及字书《康熙字典》的编纂，其实用性的编纂特点，丰富了汉语辞书编纂的模式，文化影响广泛而深远。

　　《礼部韵略》可谓宋朝科考生的“新华字典”，考生可以将该书带进考场，如果遇到在音韵上，以及在避讳字上的疑问，可以以拼音为序，通过《礼部韵略》寻找当时可以用的写法。考古界泰斗宿白先生曾统计，海内外现存的北宋刻本寥寥可数，大部分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台北故宫[微博]、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静嘉堂文库等处。

　　据专家考证，这部《礼部韵略》，是市场中难得一见的北宋孤本。

　　国家图书馆研究员李致忠介绍，该书与上世纪70年代山西应县木塔发现的辽代刻本《蒙求》一书的版口极为相近，与南宋本的宋书迥然不同。另外，通过对这部《礼部韵略》中避讳字的研究，可以断定该本刊刻在北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至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之间。因此，此本是海内外现存最早的《礼部韵略》刻本，版本价值不言而喻。

　　四卷完整胜于日本藏本

　　本次亮相的《礼部韵略》为四卷五册，是完整的“平、上、去、入”四卷。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存世最早的《礼部韵略》藏于日本真福寺，该藏本刊刻时间为元祐五年(1090年)至元祐八年(1093年)间，且缺少去声、入声两卷。此次上拍的这部《礼部韵略》刊刻时间比真福寺藏本早20多年，且四卷完整，吉林大学中文系教授李子君认为，其中的“去声”卷是最为珍贵的。李致忠认为，此书是北宋孤本，可补真福寺之失，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文献价值、文化价值。最终，研讨会上的专家就北宋刻本达成一致共识。

　　该书将于北京匡时秋拍中上拍。底价为800万元。

　　>>刻本之辩

　　即便坊刻也将是重大发现

　　在为期一天的研讨会中，专家就该部《礼部韵略》的年代达成一致，但是对于究竟是官刻本还是坊刻本并没有最终定论。

　　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陈先行认为，该部书虽然写刻看上去很拙，但整体上看仍然属于“欧体字”的风格，这种欧体字字形是偏狭长形的字体，这种字体是存世多部北宋本的特征。

　　“一看到《礼部韵略》这个书名，我脑子里的基本印象就是该书主要用于科举考试，随着时代的变迁，凡经过修改，原书就被废置。南宋曾经使用的是增修《礼部韵略》的文本，原来的《礼部韵略》已经废置不用，当然也没有再刊刻的必要，就这个角度讲这部《礼部韵略》也必定是刻在北宋的。”陈先行说。

　　根据陈先行的测量，该书高16.4厘米，宽12.4厘米，相对于南宋的大版本、大开本的《礼部韵略》，这次发现的《礼部韵略》之小也成为一大特点，因此也成为坊刻本的一个佐证，而雕版上的一些随意性也是另一例证。

　　日本庆应大学教授尾崎康对这个新发现的书情有独钟：“这些年在杭州和苏州有一些新的资料的发现，这次出现的《礼部韵略》是在佛典外的非常重大的一个发现。我觉得该书字体是比较稚拙，这个本子非常可爱。我到八十岁看到这样的一部书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为了这个能活到八十岁也是非常值得的。”

　　尾崎康介绍，北宋末年大批北宋刻的书几乎全部被毁掉，进入南宋以后科举考试一些基本参考书，当时用了一个方式就是用北宋本直接上版，因此无论是官刻还是坊刻，都有重要的价值。坊刻本本身文化的普及和书籍的流传，更具有它独特的价值，而尾崎康也非常喜欢坊刻本。“这次我们讨论北宋刻本，无论是官刻本还是坊刻本都保存得非常少，虽然它是一个坊刻本，但完全不能影响到它的价值。”尾崎康说。

　　陈先行表示，现在包括《广韵》《集韵》版本面貌没有真正弄清楚，从而未能完全知晓他们的文本变化情况及相互间的关系之前不能下结论，包括对真福寺本子，可能随着研究的深入还会有新的发现、新的认知。

　　记者顾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