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隽

　　从无到有。

　　这是陈东升、王雁南、寇勤等嘉德高层不断谈到的一个词，简单的四个字，可以重现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冷不丁就诞生一个行业的光辉岁月。

　　中国嘉德于1993年成立，第一场拍卖会经过了一年多的筹备，次年3月在长城饭店举行，分为中国书画和中国当代油画两个专场，总成交额是1420余万元。这一句话里就包含了许多故事。

　　陈东升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我最开始写的才子佳人的佳，佳德，陆昂说这个‘佳’字不好，嘉奖的‘嘉’好，就最终定下来‘嘉德’这两个字。英文我是要王雁南改的，王雁南咨询了一个美国女孩，确定了嘉德的英文是Guardian，Guardian就是保护神的意思，‘嘉德’这个名称就这样诞生了。”

　　从1991年要做拍卖开始，创始人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向相关的部门、专家阐释拍卖的概念，办一家拍卖公司，在当时是备受质疑的。

　　寇勤说：“中国人好面子，拍卖里的那个卖字很不好听，好像是跳楼价大甩卖。和文物沾边的，又多是向国外流失的新闻，你还要大张旗鼓地举行公开的拍卖会，老专家们的心里接受不了。但嘉德刚好赶上了中国大陆的文物收藏处于一个变化的时刻。当时国有的文物商店能收到的民间收藏品越来越少，因为老百姓不太愿意以比较低的价格把东西卖给文物商店，商店也缺乏公开征集的渠道，所以库存的东西越卖越少。文物主管的领导也讲过，怎么有一个好的方向让文物市场能够在管理之下又慢慢地活跃起来。正好，嘉德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做文物的拍卖，做艺术品拍卖，这是一个爆炸性的、让大家拿不定主意的事情。”

　　让这样一个拿不定的主意变成了事实的是嘉德的这一群人。陈东升有了念头后就四处借力，招兵买马。“寇勤是我的校友，我们都是武汉大学[微博]毕业的，甘学军是当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的秘书，他帮了很多忙，王雁南是我请来的，有多年的饭店管理经验。身份给了嘉德创立阶段很大的保障，我们不是随便哪里来的私人老板，而是优秀的年轻的国家干部，那个时候北京思想最活跃的是中青年。很多年轻人聚集在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研究室、中央研究室、社科院这些部委研究所，形成了支持改革的气候，我总是说永远不要忘记开明的改革派官员。”

　　80年代从武汉大学毕业的寇勤最想做记者，到了文化部后他总处于一种要从机关里逃出来的状态。他说：“陈董跟我聊了办拍卖公司的想法后，我有个当大官的同学，提醒我不要冒险丢了公务员这个身份，拍卖这事为时尚早，十年后再说吧。但我还是出来了，负责跑文化部。中国嘉德的这块牌照，是由文化部来受理，同时征求文物局的同意，报到当时叫做‘国务院生产办’，就是像后来的国务院经贸委，由他们批准，再去工商行政管理局去申请注册。公司成立后我们每办一次拍卖，都得提前申报，非常复杂。”

　　当时在长城饭店已经工作了十年的王雁南也收到了陈东升的邀请。王雁南不断地在采访中提起：“我的技能就是懂一门外语，做过几年翻译，在长城饭店工作了十年，对于艺术品拍卖完全不懂。但幸运的是我发现了这个行业是很市场的，它不太需要有些行业里必须请客吃饭KTV的这些环节，所以我也就这么一直做下来了。嘉德从1994年的第一场拍卖会起，我们就有内部工作守则，这个规范是对比着索斯比（Sotheby）、佳士得的行为准则一项一项来的，做了一些本土化的调整，用陈董的话说是照着最好的葫芦画瓢。”后来，这个内部的行为规范被中国拍卖协会拿去，成了中国拍卖行业规范的范本。

　　第一场拍卖会并没有现在这样大张旗鼓的公开征集，当时的国营文物商店和北京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帮忙提供了不少拍品。此外，陈东升等人拜访了一批老干部和老藏家，拜托他们拿些好东西出来支持。2011年以1.94亿成交的齐白石《山水册页》就是在那一年被劝说着拿出来的。寇勤回忆道：“我们找到山水册页时，那个老先生怎么都不肯拿出来，磨到最后他就故意狠狠开了一个价，希望没人买。结果拍了500多万，远远超过了老先生给的价格。后来这老人家告诉我，他在家里哭了两回，心疼，后悔。我们也感慨，那时候的藏家非常值得现在的藏家学习。”

　　油画部的经理李艳峰是80后，虽然未经历1994年的拍卖，但他的前辈告诉他：“靳尚谊、陈逸飞、杨飞云、艾轩……这些名家的作品在1994年首拍中就上拍了，最懂商业运作的陈逸飞与嘉德之间更像一种互相成就的关系，而靳尚谊老师一开始对拍卖是担心的，结果令他信任了嘉德。”不信任的情绪不少见，一些被邀请来参与鉴定小组工作的专家不好意思告诉别人，首场的成绩出来后，他们才敢公开自己的这层身份。

　　当时前来支持的不只是拿出藏品的人，还有聚集在长城饭店的拍卖现场，数量大到惊动了北京市公安局[微博]局长的关注者们。有做生意的，有多年来关注文物收藏的，也有一部分触角敏锐的香港藏家和海外华人。寇勤记得人太多，很紧张，怕控制不住场面，于是就留下了入场者的身份证或护照，装了满满一盒子。张宗宪来捧场，一幅最多八千块的吴熙，他一直举到三万多，事后嘉德还按规矩收了佣金，张宗宪笑着对陈东升说：“东升，原谅你不懂这行。我来捧你的场，你倒还收我的佣金？”时隔20年，陈东升对记者说：“当时真不知道，就照章办事，刚进这个行什么都不懂。说实话，我们的第一场真的就是人情场。”

　　人是拍卖业最重要的资源。

　　嘉德的老员工很多，很多人都在公司做了十几年，抛开刚建立时的“人情场”，越来越细分的各个部门对专场的把握和设计都是国内领先水准。一些藏家主动为嘉德的专场攒东西，有一些主动献计，帮着一起策划。

　　陈东升一再念起徐邦达、启功、刘九庵、杨伯达、耿宝昌这些名字，他们担任了嘉德鉴定委员会的顾问，虽然说拍卖行不保真，但专家们选择哪一家来担任鉴定顾问也对买家卖家的信心有影响。

　　王雁南也不断提到朱家溍、王世襄等已经故去的专家们，以及上海博物馆的汪馆长，她谈到不单是业务上受到这些老人家的指点和帮助，与他们待在一起的时间久了，也更容易相信自己坚持的原则是正确的，即便行业里已经有聪明人做出了别的选择，“我们还是只靠佣金存活的企业”，王雁南所说的话，另一位高层胡妍妍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就挣一辈子的佣金，其他的都不想。”

　　说到佣金，还有一则20年前的笑话。寇勤记得，在第一场拍卖之前他去税务局申报，说要拍卖了，之后会来缴税的。当时的工作人员轻飘飘地说，“拍卖什么东西？能有多少钱？拍完了再来吧。”结果第一场拍完了，寇勤去缴税，那个工作人员跳脚了：“1420多万元，你们怎么只按20%缴税？要按全额。”寇勤解释了“佣金”的概念，就被工作人员“百货大楼也卖东西，人家都是按营业额总额缴的”顶了回来，后来还是了解国外拍卖行业规则的官员出来才解决了问题。“第一场拍卖会结束以后，中央电视台有个主持人，我现在见他可能不好意思。他说，‘中国嘉德的一声槌响，预示着纽约、伦敦、北京三足鼎立的形势开始出现。’我说这真是胡说八道，怎么可能？纽约、伦敦跟你比？但是确实没有想到，变化也很大，嘉德可以到香港去开拍卖公司，到世界各地区开办事处，有大概百分之三四十的拍品是海外送来的。但是我始终是说，不要被这个变化所迷惑，其实还有很多问题。中国大陆的毛病，各个行业的毛病可能在拍卖行业上都有表现。以前的买家付钱很积极，还不像现在打款这么方便。现在一些地产老板进了拍卖会，说我们房子盖完了一年了钱都没付，你着什么急？拍卖行业自己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期待经济环境、法律环境的好转，这些事可以得到控制，人们开始在意诚信精神。”

　　20年前，行业还未有时一切都是新的，去打破，去建立，是先行者的作为；20年后，中国经批准成立的拍卖公司有几千家，有文物拍卖资质的也有几百家，这个行业因为年复一年不断飙升的交易总额受到大众的关注，先行者要做的却是守，守住规则，守住只挣佣金这项最原始的工作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