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张宝瑞给手抄本《落花梦》所画手绘插图

　　讲述人：张宝瑞，1952年8月出生于北京，“文革”时期手抄本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新作有《梅花女皇》、《一张美人皮》等。

　　工厂的“故事王”

　　1969年3月1日，我被学校分配到北京最东南的北京铁合金厂工作，直到1979年3月1日考上大学，我在工厂整整呆了十年。报到后第一天的晚上就要上夜班，一上炉台，我就愣住了，只见炉火熊熊，温度特别高，沸腾的铁水即使在冬天也会让人汗流浃背。工厂厂房是半开放式的，风一吹进来，滚滚的烟尘和炉灰四处飞扬。后来，我经常坐在炉前边工作边背唐诗宋词，不知不觉间，飞扬起的炉灰铺满全身，确实有了一种“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意境。工作不久，我就被调到301号炉甲班，当生产班长，班里有十几个人。这些工友很有意思，有“小爬虎”刘稳、“侃爷”李万安、“小才女”尚丽荣、“老渔翁”冯佑、老金师傅……

　　从1970年起，我就已经开始给工友们讲各种故事。那时工厂工作特别累，而且我们是三班倒，上夜班的时候最难熬。作为生产班长，我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调动大家干活的积极性，特别是上夜班的时候大家都爱犯困，于是我就给大家讲故事。我现编现讲，特别吸引人。大家都把眼睛瞪得溜圆听我的故事。到该干活的时候，我就结一个扣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大家抄家伙干活！”于是，大家吆喝一声拿起工具开始干活了，就这样用讲故事提起大家的精神头。李万安是个小伙子，力大如牛，听故事的时候，眼睛瞪得溜圆。有些故事很神秘，听了之后很害怕，但越害怕就越愿意听，可是听完一些胆子小的人就不敢上厕所了，因为工厂的厕所在车间外面，而且里面的灯光很昏暗，有的时候灯坏了一点光都没有，所以有的工友干脆就在炉下方便，炉下经常冒出一股臊气，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我这一讲就是十年。

　　工厂的十年生活就像一场梦，这场梦是在一个人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岁月中度过的。冬天上夜班时，寒风呼啸，炉前大火熊熊，火星四溅，全班十来个人围坐在炉前听我侃故事，风卷炉灰，我们都成了“雪人”。由于大家都爱听故事，劳动的积极性也被带动起来了，所以我所在的生产班组几乎年年都是厂里的班组生产冠军，而我因为所在的班组生产上的业绩也“平步青云”，还当了车间团总支副书记，也是每年的先进生产者。可见在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时代里，文学对人们产生的巨大影响。我最初讲的故事流传最广的，就是关于梅花党的系列故事，包括《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三下江南》、《西去列车谋杀案》、《飞鹰号的覆灭》、《天黑别睁眼》、《晓明的心事》等，被称为“红色悬疑”系列。

　　手抄本是这样流传的

　　1971年春天，我把1970年给工友们讲的梅花党的故事写了一部4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取名《一只绣花鞋》，然后给亲友们传看。我还记得，一天清晨，在炉前，有一个叫魏彦杰的工友一边翻看我写的手抄本一边笑的样子。后来，我的手抄本通过到内蒙古大草原插队的哥哥，到西北当兵的表哥，到东北军垦，山西、陕西插队的同学，流传到社会上。

　　在陕北高原窑洞的油灯下，在山西忻县村落的老槐树下，在东北军垦黑土地的篝火堆旁，在内蒙古大草原奶茶飘香的蒙古包里，在云南橡胶园高大的橡胶树下，在炉火熊熊的炼钢炉前……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庞，一盏盏烛火摇曳的油灯，一支支简陋的圆珠笔，一本本印有天安门图案的日记本，形成了特定历史时期一类特殊的文学形式。

　　1974年夏天，因为我在三年里给工友讲故事时又增加了不少内容，于是又把这4万字的小说扩充为一部12.5万字的小说。在2000年10月正式出版的时候，实际上又增加7万多字，加入当代的一些故事背景。因为按照出版社的要求，长篇小说20余万字比较合适。

　　有人说，手抄本犹如“文革”时期我们嚼过的玉米面窝头和菜团子。可是你们别小看这些菜团子，就如同你们别小看了人类那些光着屁股的猿猴老祖宗一样——当然这种比喻未必那么恰当。你们想一想，从1966年开始的历时十载的“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中国当代社会经历的一场大灾难、大破坏。一时间，文坛陷入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悲惨境地，连老舍这样的优秀作家都跳了太平湖。但是一向富有反抗意识、想象力的中国人，不能容忍文化沙漠中长途跋涉的饥渴，于是民间口头文学不胫而走，各种手抄本应运而生。诞生于“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历史环境中的“手抄本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由于当年手抄本基本不署名，而且在长期的传抄中逐步被不同的人加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实际上是一种群体劳动，一种自由文学创作，它反映了人们不甘被禁锢的思想和对人性、个性、情感的渴求和反思。正是这暗暗涌动着的充溢着蓬勃生命力的潺潺文化春溪，带给受难而顽强的一代中国人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博大情怀。在初步统计流传的300多种手抄本文学作品中，我写了20多部，至今仍保存着十多种手抄本原创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