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庆祥:官司输赢并不重要(图)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4月08日 18:15 中国书画报
3月5日,大连万达玥宝斋主人、书画收藏家郭庆祥在北京万达索菲特大酒店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由于一篇文章把自己变成了被告的郭庆祥,经过了几个月时间的沉淀,已显得不那么激愤,但是态度依然坚持。
程式化、模式化,当代中国画创作的无奈
“中国画这么多年为什么落后?因为它本身就存在着复制自己的现象。无休止的复制从积极的角度说,可能锤炼了笔墨功夫。但是,它却束缚了画家的思想,泯灭了画家的创造力。作为当今的艺术家,既然意识到了这点,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艺术要进步、要发展,就不能永远地原地踏步。”
见到记者,郭庆祥最先说的,不是他与范曾的这场官司,而是上面这段话。
郭庆祥告诉记者,他发表于2010年5月《文汇报》上的那篇批评文章《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最初针对的并不是范曾个人,而是针对当前中国画创作的一个现象——日趋程式化、模式化。这个现象不只范曾一个人存在,而是一种风气。这群所谓的“艺术家”,他们不是在研究书画艺术创作本体,而是把心思放在“包装”、“设计”上,先把自己的书法或国画设计好了样式,然后利用媒体资源、人脉资源等各种社会资源进行大力宣传,将其像商标一样地注册。他们的作品本来应该是属于精神产品的艺术品,却按商业标准进行着买卖。
郭庆祥说,这些人把他们的“策划”、“设计”行为美其名曰“个人风格”,然后利用“个人风格”堂而皇之地掩饰其文化欺骗的实质,用这种手段迷惑大众,欺骗那些不懂艺术,却愿意出钱收藏好的艺术品的收藏者。“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风格不是手铐’。我认为即使那些所谓的‘艺术风格’成立,一个艺术家也不能为某一种风格所束缚。更何况大众中大部分不懂艺术,这正需要我们的艺术家给予引导。一个好的艺术家应该去想办法引领大众的审美,而不是欺骗他们。中国要做文化大国、强国,必须依靠高质量的艺术家,断然不能靠这些骗子。”
艺术品收藏者也要具备社会责任感和文化担当意识
在书画收藏界,郭庆祥创造了不少的神话:1997年,用48万元买入傅抱石的《二湘图》,2002年在广州嘉德拍卖行以500万元卖出;1998年,以180万元买入一幅李可染画作,2002年在翰海拍卖会上以1000万元卖出;1997年,在翰海拍卖会上买入徐悲鸿《立马》,2003年在广州嘉德拍卖会上以380万元卖出。在拍卖场上,郭庆祥创造佳绩的例子还有:2005年,吴冠中的《鲁迅乡土组画》和《龙须岛社之家》均拍出639.2万港元,成为那次拍卖会的“双冠王”;2006年,《长江万里图》以3795万元的成交价,刷新了中国内地油画最高纪录;2007年,《交河故城》以4070万元的价钱落槌,创造了内地当代艺术家国画拍卖的最新纪录。
郭庆祥说,这些都是他多年学术研究、积累的成果。“什么是好的艺术品?怎么才能准确地认定好的艺术家?这是收藏家必须做的功课,收藏不能盲目!”
在曾经见诸报端的文章中,郭庆祥多次提到艺术创作者、评论者和收藏者的“社会责任”与“文化担当”。他坦言自己既是艺术品收藏者也是评论者,在艺术品收藏过程中始终坚持艺术评论。“2007年,我针对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某些丑态图像、低俗作品遭到疯狂追捧的市场乱象,连续发表了三篇署名文章提出批判,将那些作品斥为‘文化垃圾’。而后又对美术界存在的创作麻木现象、管理机制阻碍美术发展等现象,提出过批评意见并公开发表。这些都是正常的文艺评论行为,不存在针对个人的言论攻击或名誉侵害。这是当下一名艺术品收藏者、评论者正常的社会责任和文化担当。”
流水复制的作品根本不含有艺术家的情感,可以说和艺术毫无关系。
话题回到这场官司上来,郭庆祥说:“《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这篇文章发表后,范曾就主动站出来,认为说的是他,正说明我描述的美术创作中的浮躁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不仅如此,还说明书画界存在着山头林立、霸气十足的现象!”“中国传统文化是学识的文化,更是涵养的文化,一个没有涵养的人,绝不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传人。范曾曾以‘中国传统绘画的继承者’自居。可是,一见到批评,马上怒不可遏,一个有涵养、有修养的艺术家是不可能这样对待批评的。这正说明我的文章批评对了!”
郭庆祥告诉记者,他首次收藏范曾的作品是在1994年。有朋友介绍说,范曾在法国购买房产遇到困难,想请他帮忙,他当即订购了范曾200幅中国画,4000元一平尺,一幅画12000元。事情定下后一个月左右,范曾就完成了100幅画作。郭庆祥感到很吃惊:一个画家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画这么多画?他怀着疑问来到了范曾在北京的画室,想看一看那后100幅画的创作情况。结果却让他更加惊讶:很多3平方尺的宣纸被磁铁整齐地吸附在墙上,题材与前100幅没什么区别,不外乎是“老子出关”、“钟馗”、“达摩”等等,每一张画全是先画同一个部分,再画另一个部分,采用的完全是“流水作业”。他惊叹:这几乎就是一个生产车间!从那一刻起,他对这位画家的美好印象和崇拜之情完全失掉了。他觉得这个行为根本就是在“骗钱”。
最令郭庆祥气愤的是,范曾亵渎了公众资源。他利用大众媒体把自己吹嘘成“国学大师”、“绘画大师”,然后拿毫无创造性可言的东西去欺骗大众。其实很多画家都在程式化、模式化地进行千篇一律的创作,但至少他们是在一张一张地画,而范曾确是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画,纯粹的流水作业、批量成产。即使是工艺品,也该有个工艺制作标准,而他连个工艺制作标准都没有。这种行为应该属于“文化欺骗”。他那些流水复制的作品根本就不包含一个艺术家的创作情感,甚至可以说和艺术毫无关系。这违背了艺术创作的规律,因此它们不是真正的艺术品。
艺术家应该“引领”大众审美,而不是“迎合”
当记者问及当初写这篇《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是出于什么目的、要起到什么作用时,郭庆祥说:“是针对中国当前太多的画家的浮躁心理。中国今天的很多画家,只研究作品价格,不研究作品价值。画家站在市场的平台上,自己炒作、自己策划、自己吹拉弹唱搞宣传,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研究艺术。他们把自己变成了娱乐明星,迎合着趣味不高的世俗。只要有名就能卖画,工夫全下在了怎么出名上。还以范曾为例,他走的是明星路线。一方面流水线生产作品,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经营‘礼品画’,送礼需要画的都找他。他找社会名流为他捧场、帮他推销,拉大旗作虎皮。这么多年来,他没有在美术馆办过有学术价值的展览,他所搞的展览都是商业展,目的是为了下一次拍卖交易做铺垫。这种书画家明星化、娱乐化的现象在书画界越来越普遍。”
作为书画收藏者,郭庆祥最大的愿望是收藏到好的艺术品。但是他觉得,近些年来艺术家们能够提供给收藏界的有艺术性的作品实在太少了。太多的艺术家是在吹牛皮,那些吹嘘之词和作品本身并不相符。“好的艺术家一定是在引领大众的审美,而不是迎合大众口味。大众中的多数人不具备艺术家的审美标准。因此需要艺术家走在前头,用好的艺术品去引领大众。如果你一味去迎合,作品三四十年样子不变,那么艺术如何进步?如何发展?所以我说:艺术家,你不要说话,而是让你的作品说话。你的乱吹乱说,只会把公众的审美引向歧途。”
美术评论应该公正,评论家不能拿评论的武器当摇钱树
记者问,这场官司打下去,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或者说要一个什么结果?
郭庆祥说,想唤醒我们今天的画家,能够真正地静下心来,用心做人,用心作画,创作出好的艺术作品。这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艺术对当代艺术家的要求。继承传统,也包括继承传统的美德和艺术修养,学会做人才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国学”,你偏离了做人的标准,就不会有好的艺术可言。这场官司的输赢不重要,如果通过这场官司,文艺批评的风气得以匡正,大多数的艺术家能够克服浮躁心理,走向正常的艺术创作,那么这场官司就是赢了。
作为艺术批评家,郭庆祥对今天的美术评论也深表痛心。他说,今天有些美术评论家的心态,有些像足球裁判员——运动员踢一场足球能挣很多钱,而裁判员裁一场才几千块钱,心理很不平衡。正常的美术评论应该是,你发现了能触动你心灵的好作品,于是你去评它,把你的发现介绍给大家。现在的评论完全变了味儿。评论家认为:“你的成绩是我评出来的!”于是,想办法吸画家的血。现在常说美术评论家被金钱绑架,其实问题还要严重,不仅仅是绑架,而是吸血。你不让吸,那就不给你评,或者在必要的场合说坏话去打压你。美术评论应该公正,评论家不能拿评论的武器当摇钱树。
关于“大师”与“名家”
最后,郭庆祥跟记者说了几句题外话,那就是怎样认定“大师”与“名家”的问题。他认为,大师应该由后人评定、由历史评定,而不能自诩自封。在今天的中国,“大师”已经变了味道,胆大的、不要脸的,都成了大师。他想通过媒体呼吁,如果尊重对方,就不要称对方为“大师”,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师”已经成了不要脸和胆大的代名词。
但是令郭庆祥深感欣慰的是,中国书画“创作”程式化、模式化的无奈现象还没有覆盖全部书画界。他还是发现了一些真正的艺术创造者。比如吴冠中、石齐。他觉得书画界应该树立像吴冠中、石齐这样呕心沥血、一心投身艺术的典范艺术家。
对于外界传言他“炒作吴冠中、石齐”之说,郭庆祥表示:“这是歪曲我们的用心。我们就是要用事实求是的态度扶植、支持有创造力、有成就的艺术家。这是我郭庆祥有生之年要完成的任务,是我的责任,也是我愿意做的事情。”他说吴冠中、石齐是他用近二十年时间考察、研究后选定的画家。“一个好的收藏家,一定要用感性去研究艺术。这就是我的价值。”郭庆祥对此充满信心。他说他会继续不遗余力地挖掘真正优秀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还要把这些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推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什么是中国艺术。“艺术创作凭借的是艺术家的实力,决不是炒作。”郭庆祥坚持这样认为。
编后语:
郭与范的这场官司,给美术界平添了许多谈资,一直闹得沸沸扬扬。然而在这场官司中,被告的高调和原告的沉默,也形成了一道耐人寻味的风景。
郭庆祥与范曾,两个当今书画市场中的风云人物,谁都不缺乏关注的目光。范曾从上世纪80年代凭借卖画所得捐出480万元兴建天津南开大学艺术大楼,到汶川地震慷慨解囊捐赠人民币1000万元给灾区;从拍卖屡创新高,近十年间作品价格从每平方尺一万元上涨到每平尺十几万元,到72岁走进央视讲“国学”,一直活跃在公众的视野里。大连万达玥宝斋主人、书画收藏家郭庆祥,十几年悉心研究书画艺术与市场,他看好的作品与画家在大型艺术拍卖活动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创造过神话,近些年又开始介入艺术评论,出言无忌,成为美术评论界的一匹黑马。
可以说,郭、范之争是一场高端的纷争。这场纷争暴露了当今书画艺术市场的失控和无序。“流水作业”下的作品究竟有没有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是这次纷争的焦点。
毫无疑问,艺术的魅力和艺术品的价值与艺术家的创造力、创造激情有直接的关系。没有创造力、失去创造激情的艺术,是黯淡的艺术、没有生命的艺术。李可染先生画过数幅《万山红遍》,可以说幅幅都有创造力、都是艺术品。因为这是他钟情的题材,一画再画是为了欲罢不能的创作需求。他没有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干扰,画的是心、是情。
但是,如今不同了,艺术品市场为书画家们打开了崭新的经济视野,利益的驱动把大量书画家变成了书画生产的机器。哪个题材有市场就复制哪个题材,多多益善,不惜牺牲创造力、创造激情。这是书画家的错吗?不全是。因为从事书画创作的人绝对有追求物质享受的权利。但是,一个具备艺术精神的书画家,也决不会为了物质享受而牺牲创作需要、心灵追求。
其实,市场的无序,根源在于有关政府部门的滞后管理,艺术批评的严重缺席。艺术品市场没有得到必要的监管和引导,无章可循、无法可依,完全推给了“周瑜”与“黄盖”们愿打愿挨去,价格自己炒,赔赚自己扛。如此背离艺术创作规律、践踏市场营销规律的艺术品市场,必然是鱼龙混杂、乱象丛生。
而且,目前从表面看,我们的“艺术圈”与市场是隔着层的。“艺术圈”高高在上地坚持学术、引领发展,即使有作品的交易,也是私密进行,绝不玷污“艺术圈”的高雅,对于市场的乱象更是不置一词。可以说,“流水作业”是当今失控的艺术市场衍生出的失控产物。它产生的作品究竟算不算艺术品?真的价值上百万吗?截至目前,除去郭、范双方的支持者站在各自的立场上打口水仗之外,还没有“艺术圈”内的专家出面分析。在郭、范之争中,我们搞美术创作研究、美术理论研究、艺术市场营销研究的专家们极少有人介入,是不便?是不愿?还是不屑?不得而知。
这场官司下来,真的能如郭庆祥所愿,使“文艺批评的风气得以匡正,大多数的艺术家能够克服浮躁心理,走向正常的艺术创作”吗?也是不得而知。不过,它会为书画交易的风险增加一个案例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