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尚谊 大画家转身当“馆长” 中国的美术馆最大问题是“不专业”

　　导读：大都美术馆首展开幕前夕，馆长靳尚谊还在不停嘱咐工作人员注意调试灯光。这位曾经创作过许多经典作品的著名艺术家，在八十高龄之际突然“转身”，离开画室出任大都美术馆馆长之职。有人觉得遗憾，但老先生自己并不以为然。他“服老”，甚至半开玩笑地说：“我现在年纪大了，画不好了。画家在六十岁之后能力开始衰退，这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规律。和以前比，我现在精力要用的地方不一样。现在画得不多，但还是希望能够对当代的文化建设有点用。

　　国内的美术馆数量多但“不好用”

　　这些年来，靳先生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国最优秀的博物馆。对比这些艺术殿堂和中国现有的美术场馆，他认为中国的美术馆最大的问题在于“不专业”。“不像国外以艺术品的征集、收藏和长期陈列为日常内容，国内绝大多数美术馆是以办展览为主体。说白了，就是依靠场租维持运转。”在靳尚谊看来，现在国内到处都在兴建美术场馆，但是“数量多却不好用。国外的美术馆看到这样的场地条件，就不会把他们最经典的作品拿来中国展出。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美术馆作为艺术教育的基地却没有自己的固定长期陈列，观众们从何了解美术史？学生们去美术馆看什么？老师们又该怎么讲？”

　　大都美术馆规模不大，但是靳先生的指导思路是希望这里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美术馆，拥有自己的馆藏，可以有固定的陈列展出”。据介绍，与国内不少美术馆先建场馆、再四处借入藏品的做法不同，大都美术馆的藏品收集之路早在十多年前就已起步了。目前，馆内藏品已接近千件，作品涵盖了中国油画艺术史一百多年里各个时期的重要作品。其中，不乏黄达生、汪亚尘、秦宣夫、颜文樑、卫天霖等老一辈油画家的作品，也有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油画家靳尚谊、詹建俊、闻立鹏、全山石、朱乃正等重要艺术家的代表作，同时还收藏了反映当代风尚的刘小东、喻红、闫平等中青年一代的作品。今后，这些作品都将陆续与观众见面。

　　探索中国油画今后要重“语言”

　　靳先生说，大都美术馆想走出一条新路子，就是从艺术语言变化的角度，去寻找那些在各个时期起关键作用的中国油画作品。“大都”的首展即定位为中国油画语言研究，也正表明了该馆纯粹的学术态度。“油画发展这些年很热闹，各种流派都有，以前总关注‘画什么’，而对‘怎么画’，也就是语言不重视。而它才是艺术的根基。”

　　所谓油画的“语言”，靳馆长把它简化为“风格”。“油画就是一个阐述具有空间、体积、色彩、材质等基本语言的独立画种。风格包括技术和外表呈现等，是最体现油画水平的。至于画什么是内容，它只是风格的一部分。西方油画理论研究主要就是在研究这些风格，可是我们国家过去从社会学角度，对内容研究较多，对油画本体语言研究少，这是中国油画发展中的一个大问题。”

　　以靳尚谊先生亲身的艺术探索来说，他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才进入到油画世界。“油画毕竟是舶来品。我学画时是五十年代，很少有机会能看到油画原作。从第一次看到就觉得喜欢，说不出原因的喜欢。看到画布上调出的那些色块，就觉得特别兴奋。”靳先生透露，自己在当时选择学油画的原因是觉得“油画好看，好懂。而中国画不好懂，只有那些有文化的人才能欣赏”。从五十年代起，靳尚谊的油画作品不断参加全国美术展览，历史画多幅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八十年代以后，他作为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一工作室的主任与教授，以自己丰富的经验培养了许多人才，同时以大量肖像作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被评论家称为当代中国油画的代表画家。他的《塔吉克新娘》、《青年歌手》、《瞿秋白》、《医生肖像》、《画家》、《晚年黄宾虹》等作品成为中国当代油画的代表，得到了广泛传播。美术界一致认为，靳尚谊的创作把中国传统艺术长于创造意境的精髓与油画语言相融合，来表现现实生活中中国人的精神美、人性美，最终成就了中国式的“新古典主义”油画。

　　“艺术市场有时就是‘开玩笑’”

　　巧合的是，就在靳尚谊先生就任大都美术馆馆长之际，他的一幅著名油画作品——《塔吉克新娘》即将亮相嘉德秋拍会。作品此前由日本藏家收藏，近30年后首度回流国内并现身拍场，估价1600万元至2000万元人民币。面对今天火热的拍卖市场，记者面前这位老艺术家却坚决地认为，这样的市场化对年轻艺术家们的创作“不是件好事，它只能促使一些人做表面文章”。

　　在靳先生看来，国外的艺术品收藏并形成市场是经过一代代人的积累。“梵高的作品过亿，那跨越了百年的时间。他生前可是一文不名，最后经过历史检验才创造出的一个个高价。咱们国家呢？市场经济刚刚起步不久，这个‘市场’并不成熟啊！许多人到这里就是来炒作。为什么有的画本来根本不值什么价儿，没过几年就变成成百上千万？在我看来，这就是‘开玩笑’！”

　　面对这些年各式各样的实验艺术门类，各种艺术理论，靳先生显然有自己的判断。他告诉记者，八十年代在中央美术学院就有学生来问，现在国外都搞当代艺术了，写实绘画还能存在吗？后来到九十年代学生们又有困惑：国外理论家都说“绘画死亡”了，那还要画画吗？“在我看来，这些问题都是我国艺术界的少见多怪。所谓‘绘画死亡’只是外国理论家们探讨的一个议题，拿到我们中国来大家却都当真了。在我看来，绘画会不会死亡，这根本就是一个不该问的问题！”

　　文/本报记者 王岩

　　摄影/本报记者 王晓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