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士《瓶花》

　　路易士（1913—2013），河北清苑人，后定居扬州。诗人，原名路逾，笔名路易士，去台湾后改用笔名纪弦。早年在武昌美专和苏州美专学习。1934年在上海创办《火山》诗刊，后与徐迟、戴望舒合编《新诗》、与吴奔星合编《小雅》。1948年去台湾任教职，1953年创办《现代诗》季刊，发起台湾现代诗歌运动。1976年赴美定居，2013年7月22日在美国加州逝世，享年101岁。他的诗极有韵味，且注重创新，令后学者竞相仿效。

　　路易士是现代派诗歌的代表诗人，在台湾诗坛享有极高的声誉。张爱玲对路易士的诗歌评价很高，她在《诗与胡说》中说：“我第一次看见他的诗，是在《杂志》的‘每月文摘’里的《散步的鱼》，那倒不是胡说，不过太做作了一点。小报上逐日笑他的时候，我也跟着笑，笑了许多天。在这些事上，我比小报还要全无心肝。但是读到了《傍晚的家》，我又是一样想法了，觉得不但《散步的鱼》可原谅，就连这人一切幼稚恶劣的做作也应当被容忍了。因为这首诗太完全，所以必须整段地抄在这里：‘傍晚的家有了乌云的颜色，风来小小的院子里，数完了天上的归鸦，孩子们的眼睛遂寂寞了。晚饭时妻的琐碎的话——几年前的旧事已如烟了，而在青菜汤的淡味里，我觉出了一些生之凄凉。’”接着张爱玲有一段简直传神的点评：“路易士最好的句子全是一样的洁净、凄清，用色吝惜，有如墨竹。眼界小，然而没有时间性、地方性，所以是世界的、永久的。”

　　不过，路易士在上海沦陷后期创作的一些诗，却为人所诟病。一名汉奸被抗日特工用斧头劈死，他却写了《巨人之死》一诗，加以悼念；1944年秋冬，支持中国抗战的美国空军轰炸上海日军，路易士又写了所谓“政治抒情”朗诵诗，来谴责美军；他更嘲讽中国政府的抗战，奚落蒋介石永远不能收复失地，只能“陪着宋美龄，老死在重庆”了。对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他也曾写诗进行攻击。这些诗作的内容、情绪，都顺应了日伪政府扶植的“大东亚文学”的要求，是明显的汉奸文学作品，路易士对此难辞其咎。张爱玲所谓此人种种“幼稚恶劣”的行为，大概是指此吧。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一方面是对艺术女神的虔诚，一方面是对政治魔头、民族仇敌的趋奉。这两种似乎不应兼容的品质却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人性之复杂由此可见一斑。

　　路易士是一位从美术改行写诗的作家，他西洋绘画基础深厚。1933年，他在苏州美术专科学校读书时，曾以《瓶花》二帧参加磨风艺社于当年7月在南京举办的首届画展，其作品深得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赏识，当即将这二帧原作购去珍藏。《瓶花》二帧后来曾在《火山》诗刊创刊号上发表。路易士写诗成名后，就很难见到他的绘画了。

　　路易士改行写诗后，曾一度失业，靠拿稿费度日，生活极度困窘。苏青在《吴山点点愁》中，说她主编《天地》杂志，在咖啡店向路易士约稿，见诗人阮囊羞涩的窘态时，写道：“……诗人也居然肯请我到莎乐美喝咖啡，我与他对面坐定，每人叫一杯咖啡（其实是咖啡代用品），整整喝了大半个钟头，诗人告诉我许多关于他的正义感及浪漫史，我听着也很羡慕。不料到了会账的时候，仆欧照习惯把账单送到诗人面前了，我也照习惯不同他客气，由他自掏摸半晌，把几角几分的账会掉，额外的赏钱是一文也没有的。诗人提起手杖走了，我莫名其妙地跟着。后来他永远不曾给我稿，却在另外的一本刊物上发表了首叙事诗，大概是说他穷得厉害，那天身边只剩这几角几分钱，恰巧又替一个女人付咖啡账了，因此害得他连夜饭不得下肚。那个女人大概就是指的我，可是天晓得，我又不曾摸过他的口袋，哪里知道他的全部财产恰仅有这几角几分钱呢？其实不是存心敲竹杠，然而他已痛伤心了，不肯替我写诗——没有诗也罢。”这段文字，写出一个诗人的穷和计较。路易士的穷是尽人皆知的，但穷在不该计较，不再应约稿。不应约稿也就罢了，不该事后还写文章发牢骚。苏青说是叙事诗，笔者见到的却是一篇文章，发表在1943年11月18日《中华日报》，文章说他“上咖啡店，碰到一位熟人，（是个女作家呢），一同喝。熟人是有钱的，而且办法多得很，而且是真的有办法，不是挂在嘴上做做样子的。可是结果你猜怎么着：是谁付了账，请了客？天晓得鬼晓得是我！”

　　（文章来源：收藏快报 　广东中山 雷克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