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书缶（容庚赠予中国国家博物馆）
容庚 1894年9月5日，容庚降生在广东东莞县菀城镇，原名容肇庚，号容斋。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收藏家、书法家，在学术领域拥有崇高的地位。容庚身世不凡，容家是晚清书宦世家，这为他以后的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以“颂斋”名其室。容庚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收藏家和书法家，在学术领域上拥有崇高的地位，而其温和的形象也总能让人联想到儒雅谦和的学者。但实质上，容庚的 性格并不似外表那么温和，他狂放不羁，直言不讳，常戏称自己是“野马”、“鬼锁”。对于他所痴迷的青铜器，他更是倾尽毕生之力，想尽一切办法去收藏，所藏 不俗，对于他的收藏他曾说：“我倾尽我的所有收藏了这些字画器物，为的就是学术研究以及保护我国的珍贵文物，以免外流。”
■整理：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实习生 梁婉莹
把真品说成赝品， 把赝品说成真品， 只为学习鉴别
当容庚还在北大上研究生的时候，对青铜器的鉴定还不是很成熟，而进入故宫对故宫文物进行分类整理给了他进步的机会。当时的他能够近距离地对青铜器进行实物 探究，辨别真伪。为了更好地把握好这次机会，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容庚经常把一件真品说成是赝品，把赝品说成是真品，然后向老前辈们请教，听他们的讨论争 辩，偷偷学习他们辨别鉴别的方法。久而久之，容庚的鉴别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这让所有老前辈都感到很惊讶。
故宫的文物毕竟是有限的，当里面的几千件青铜器都鉴定完以后，鉴定委员会都解散了，而容庚就此喜欢上了收藏。回到学校以后，他把故宫所见到的青铜器做了详细的介绍，然后选出一些精品分批刊印图录，并在征得院长的同意后着手编纂出版。
擅长辨别铜器和书画真伪，大部分收入用于收藏青铜器
1930年，山西有位大收藏家逝世，这位收藏家平生收集的古铜器不计其数，他的后人整理出了一些珍贵的文物和青铜器，其价值大概在万元左右，准备对外出 售。容庚听说这一消息后，唯恐慢人一步，就立刻赶到陕西，将五千元定金交到卖主手里，然后将这批青铜器运回北京。由于当时的容庚一点积蓄也没有，只好在途 中卖掉了几件文物，还清了山西卖家的欠款。虽然舍弃了几件青铜器，容庚还是成为当时最大的青铜器收藏家。
容庚虽然喜欢收藏，但他没有很多的资金支持，所以他的生活非常节俭。他虽在大学做教授，但当时的工资不是很高，他每月会拿出一半的工资交给妻子做生活之 用，剩下的就全部用来购买书籍，收藏铜器和字画等。即使如此，容庚还是能够经常买到好的文物的，这就要归功于他的鉴别能力了。容庚非常擅长辨别铜器和字画 的真伪，别人把真品看成是赝品的，他就用低价买来，然后再以高价卖出，所得的资金又能购买更为珍贵的古董，所以，他在这一方面可谓是“生财有大道”。
错失越王剑，巧用师旂鼎置换失而复得
但即使是容庚这样的古文字学家、文物鉴赏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1931年秋，容庚在一家古玩店驻足观赏，他突然发现了一柄古剑，便购买了下来。等他拿回 家仔细研究以后，发现这把剑的剑脊含铜量较多，韧性好，不易折断；刃部含锡高，硬度强，虽历经2000多年，依然能毫不费力地切割物品，可见其性能优异， 锻造技术十分高明。
之后他有发现这把剑上有用铭文铸刻的“王戊”二字，根据容庚的知识和经验，这“王戊”二字应该是指《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卿王戊”。这种剑在秦朝时期相当普遍，所以并未对它特别在意。后来，容庚便把这把剑卖给了另一位铜器收藏家于省吾。
又过了一段时间，容庚在翻阅文物资料的时候，发现一种叫“戊王矛”的青铜器，他突然想起了早前的那把剑，原来上面的“王戊”二字应该是 “戊王”这样倒过来念的，而“戊王”就是指越王勾践，所以那把剑就是“越王剑”。知道这个真相后，容庚后悔不已，可惜一把名剑落入于省吾之手。
后来又发现一个新的契机，容庚偶然得到了师旂鼎，而此鼎的收藏价值同样十分巨大。于省吾听闻后，对此鼎非常感兴趣，希望容庚可以割爱转让，甚至出口说无论 多少钱他都要。这时，容庚想起了那把错失的越王剑，便向于省吾提出了交换条件，那就是以师旂鼎来换越王剑。这让于省吾很是为难，作为一个收藏家，最看重的 就是手里的宝贝，要让他舍掉其中一件实在太为难了，但是师旂鼎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经过再三考虑，他终于答应将越王剑作为交换。得到越王剑的容庚欣喜若 狂，他彻夜研究，并在《鸟书考》专门提及了此剑，正式将此剑命名为“越王剑 ”。
通过观察所藏文物，为研究创造了更多价值
可见，容庚收藏青铜器并不是为收藏而收藏，而主要是为研究古文字及青铜器学提供实物材料。因为容庚觉得，但看别人的著作很难得到直观、真切的感受，只有通 过观察研究自己所藏的文物，才能发现问题，给研究界创造更多的价值。而且事实上容庚也做到了，例如他研究姬鬲， 发现以前著录的铭文因铜锈而造成误释，将“姬”字误为“汝”字，《三代金文著录》甚至错将此器判为伪器。他的这一发现，将一件真品拉回了文物保护之列。
容庚的收藏品都十分有价值，他曾经得过物件有铭文的商代铜爵，先前的清宫所藏也不过十件。据统计，从1928年开始收藏易儿鼎起，到 1949年在岭南获“十年陈侯午敦”为止，容庚收藏的商周彝器约为200多件，可见容庚极大的收藏能力，这也是让他十分自豪的事情，从而获得了精神上的满 足。
在1945年抗日胜利后，容庚回到家乡的中山大学任教。但他的那些收藏品一时间没办法运回去，后来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容庚挚爱的那些收藏品终于运回广州。 他曾说：“我的工资收入并不高，但这十几年来，我倾尽我的所有收藏了这些字画器物。为的就是学术研究以及保护我国的珍贵文物，以免外流。”
收藏轶事
最沾沾自喜的作品 是恽南田的《山水册》
容庚对文物的痴恋是有目共睹的，他的所有的成就都源于此。他每次经过琉璃厂，这里是各种民间珍品古玩的集散地，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和爱好者，他总是在这里停留一刻。除了鉴赏古铜器外，更多的是流连古玩店及书肆，浏览购藏书画丛帖等。
但由于经济条件有限，容庚所购买的书画，大都是年代相近的明清两朝之间的。容庚不论是购买书画还是彝器，都与其他人不同，常人一般都购买著名的大家的作 品，而他却单挑无名之辈的；常人一般认为有名人作序的才是珍贵之物，而他则多选没有题跋的书画。即便如此，容庚还是得到了不少的珍品，比如董其昌的《仿李 成山水图卷》等等。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容庚之所以能够在无名之作中挖掘其价值，是因为他辨别真伪的能力十分精湛，甚至胜过职业书画商人。最让容庚沾沾自喜的一件作品是恽南田的《山水册》，当时绝大部分人都认为是赝品，但容庚就坚持是真品，最终以低价买到。
20世纪50年代，容庚将其收藏的古铜器“栾书缶”和150件青铜器珍品全部捐给国家。1977年以后，容庚分三批将所藏青铜器及书画字帖交付广州博物 馆。后又几经波折，将一万多册珍贵书籍交付中山大学图书馆。直到容庚病逝，他的家人还遵照他的遗愿，将他手中最后一批著作手稿、名人信札、金石拓片、古籍 图书等400多种，2000多件捐予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这就是容庚一生的收藏价值所在，不为个人，一切为了研究事业和国家之利。
（本文内容参考《民国十大藏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