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可

　　漫画家丰子恺(1898-1975)跟随其老师李叔同(弘一法师)皈依佛门，并举行了皈依仪式，取法号为“婴行”。所以，一般人认为丰子恺是进入佛门的好好先生，不会介入不同政党的不同政见之争，而远离政治，其实不然。

　　他曾以漫画形式为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主编在上海出版的中共早期重要刊物之一《中国青年》杂志第121期《五卅纪念专号》(1926年5月)设计了封面(包括题写刊名)。在这张封面上，刊名下有一座高塔，在塔尖上插着一支箭，取唐代名将张巡部下青年勇将南霁云射塔矢志的典故，以此鼓励青年立志于革命事业。其用意正如该期《中国青年》编后语中所说：“这期的封面是特别请丰子恺君为我们画的，特此表示我们的谢意。这画的含意……我们希望每一个革命的青年，为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都射一支‘矢志’的箭到‘红色的五月’之塔上去！”同年6月，丰子恺应约又为《中国青年》第126期设计第二张封面，在封面上，革命的青年已由革命的“志”变为革命的行动，跨上战马，拉弓搭箭进行战斗。《中国青年》自创刊以后，封面从来不用图画，唯独约请丰子恺作了这两幅封面画，而且第二幅封面画边疆使用了半年之久。由此说明，早年的丰子恺在思想上已与中共共鸣，是支持中共的。

　　后来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终于看到了旧中国将被新中国更替的曙光。丰子恺在对中共十分信赖的心情中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为上海美术界带来了新气象：原先在上海的丰子恺、刘海粟、陈烟桥、杨可扬、钱君匋等一大批美术家，与原由上海到解放区，此次重返上海的美术家沈之瑜、黎冰鸿、英朴、江有生、涂克、黎鲁、李寸松、芦芒、米谷、吴耘等会合，组成了一支为新中国建设服务的美术队伍。为了有效地开展美术工作，于1949年8月28日，在上海绍兴路7号中华学艺社三楼举引上海美术工作者大会，成立上海美术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结束时即改名为中国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拥有会员29万人，推举米谷为主席，沈同衡、张乐平为副主席。丰子恺参加这样的大会非常兴奋，对新中国的美术工作充满着希望。在会上，新当选的上海美协主席米谷(漫画家，曾先后赴延安和新四军中工作)邀请丰子恺作为著名老前辈发言，丰子恺以率真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发言。他首先表示，要好好向解放区来的美术家学习，今后努力为工农兵服务。他接着说，高深的理论讲不出，但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梅兰竹菊四君子，今后还是要画的。因为工人农民劳累了一天，看看花卉，多少可以消除疲劳。说到这里，他指着主席台的桌上摆着的一瓶花卉说，就像今天开会，也摆上一瓶花。这好比一个拳头，反映工农兵是前面四手指，是主要的。梅兰竹菊好比小指，亦是需要的。丰子恺的发言实际上道出了包括美术作品在内的文艺作品的功能应是多方面的，即要宣传鼓动，亦要审美、欣赏、娱乐。可是，出乎丰子恺意料的是，这一发言，立即遭多名持“左”倾思想观点的与会者的猛烈批评，说丰子恺在宣扬封建士大夫和资产阶级的艺术观，云云。真是使丰子恺非常尴尬，哭笑不得，吓出一身冷汗。对此，大会主持者米谷不加阻止，实际是默认对丰子恺的批评。此事，后来被第一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夏衍知道，批评了米谷等人，强调历来共产党的三大法宝是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和批评自我批评，指出米谷等人违反了要善于团结朋友的统一战线政策，必须检讨和向丰子恺道歉。

　　丰子恺先生毕竟是漫画艺术大师，大量的表现人间正义、富有人情趣味和中国气派的漫画作品有着深广影响，又是“缘缘堂随笔”的散文家，擅长日文和俄文的翻译家，美术史论和音乐史论家(兼长作曲)，参与创办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和立达学园的艺术教育家，向为文化艺术界所尊重。所以，后来于1954年4月21日成立华东美术家协会时被推选为副主席(主席为刘开渠)，1955年2月12日改组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时又被推举为主席，1960年6月20日成立上海中国画院时被任命为首任院长。

　　(作者系美术史论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