翡翠雕福寿纹螭龙耳四方瓶 北京匡时国际拍卖2012年12月4日拍卖，RMB 3,220,000成交。此件拍品为日本山中商会于1942年在北京前门购得，有当时的发票作为佐证。 中华民国之玺 南京国民政府1929年制作，一直使用到今天。 　　美国《珠宝杂志》1965年8月号封面，刊登“张文棣翡翠大宝塔”照片。1965年，张文棣后人根据张文棣遗嘱，以“中国人民赠送美国人民礼品”的名义，将该宝塔正式捐赠给美国奥克兰博物馆，作为永久收藏。

　　实际上，民国不止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在翡翠的发展历史上亦是如此，可惜的是，今天喜爱电影的普通观众对于民国时期翡翠所创造的那些辉煌，可能还知之不多。

　　中华民国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国家名称，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转变的时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阶段。

　　今年年初，王家卫电影作品《一代宗师》问世，再次向世人展现了民国时代独特的文化魅力，令翡翠爱好者印象深刻的是宫二在金楼等叶问前来赴约的一幕。该幕中，众多金楼女子都打扮得花枝招展，个个都佩戴着翡翠首饰。导演采用慢镜头蒙太奇手法，将葱翠欲滴满绿翡翠鲜灵活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随着花枝一起摇曳的翡翠饰品完美地彰显了金楼女子的荣华富贵。这类通过翡翠饰品来交代主人身份的处理手法，在民国题材的电影作品中变得十分常见了。

　　张艺谋2011年推出电影作品《金陵十三钗》，翡翠饰品在片子中也成为重要的电影要素，其中香兰就是为了返回“翠禧楼”取遗忘在抽屉里的耳坠时不幸身亡的。张艺谋为这对耳坠用了两个镜头，一是香兰戴上翡翠耳坠后在布满灰尘的镜子上照了照，露出满意的笑容；二是神父和陈乔治找到香兰尸体后，陈乔治通过辨别翡翠耳坠确认死者正是香兰。此外，电影中还有一幕：众妓女在假扮学生为学生赴死的那场戏中，出现了这样的对白：“他给了我这副镯子，要领我走，我怕他不是真心的，想再等等看，我当时要是跟他走了就好了。”画面上出现一对满绿的翡翠手镯。这两个镜头中翡翠饰品的出现，都对剧情的推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妓女”、“翡翠”的具象以及对话中的“他”，导演恰到好处地交代了电影的时代背景。

　　实际上，民国不止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在翡翠的发展历史上亦是如此，可惜的是，今天喜爱电影的普通观众对于民国时期翡翠所创造的那些辉煌，可能还知之不多。

　　争议

　　翡翠能否成为民国时代的标志？

　　玉器街网记者曾在新浪微博上做过调查，发现有部分网友对如今影视作品大量使用翡翠作为人物的配饰有异议，他们认为那个年代肯定还有其他材质的首饰，影视作品的做法明显有失偏颇，没有充分尊重史实。

　　那么除了翡翠之外，还有其他宝石能进入当时上流社会的圈子吗？

　　长年研究中国翡翠自然历史的权威学者王春云博士对此回应说：“作为民国时期时尚的风向标，我们可以参考民国时期位于天安门前门位置的玉器街。那里的廊房二条是加工翡翠的重要作坊，著名的翡翠大王——铁宝亭就是在这儿发家致富，成为民国时期的一大财阀的。但前门不仅加工翡翠，也加工和田玉，包括来自天山玛腊斯的碧玉；此外，还加工金绿猫眼、祖母绿、红宝、蓝宝、星光红宝、星光蓝宝、珍珠、欧珀等高档珠宝，以满足清代王府贵族和民国达官贵人、军阀、买办和外商的消费需求。”

　　既然我们都知道民国时期其实还有其他珠宝存在，而为什么最终只有翡翠才能在历史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呢？

　　这不仅与我国是玉的国度、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之一就是玉文化有关，更与一个女人有关。

　　“从封建帝制的清朝，演变到实行共和的民国，实行的是和平让渡，这与上古时代的尧舜禅让，是可以媲美的，因为二者都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这是国民之幸。大清王朝在咸丰末年已是风雨飘摇、病入膏肓，京师被英法联军占领，清朝几近亡国。这时，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神奇的女人——慈禧太后，正是在这个女人统治的48年时间里，大清王朝回光返照，并出现了同治中兴。”王春云继续指出：“这个女人特别嗜好北缅的翡翠，正是在她的带领下，清末出现了翡翠开发、鉴赏和收藏的高潮。承清而立的民国，延续了对于翡翠的热爱，达官贵人，大多以收藏、玩赏、显摆高档翡翠为其身份和地位的标志。翡翠加工和雕刻而成的艺术珍品，大规模地输入到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西方国家的收藏家手中和博物馆陈列室中。而作为翡翠登堂入室达到登峰造极程度的一个显著标志是，中华民国1929年制作的一枚国玺——‘中华民国之玺’，就是用满色的豆种翡翠制作而成的，至今还被台北当局使用着。”

　　所以，王春云认为现代电影以翡翠作为民国时代的标志，是有根有据的。

　　误区

　　宋美龄并非是民国翡翠达人唯一代表

　　要说谁是民国时期的翡翠达人，大家可能会众口一致地推崇宋美龄女士。确实，她与蒋介石在1927年12月的婚礼上，获赠了上海闻人杜月笙一对翡翠手镯，那可是这位青帮大佬花了天价的4万银元，从北京的翡翠大王铁宝亭那儿买来的。宋美龄一直珍藏，在1997年于纽约举行的100岁诞辰生日晚会上，人们都看到她戴在手上。

　　但实际上在宋美龄之前，民国时期的翡翠达人可说是群星璀璨，人才辈出。王春云博士在接受玉器街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的翡翠商铁宝亭、沙云五、常星垣、高济川、李济川，上海的翡翠大商如马功甫、陆钧仁、马晋卿、张文棣，各路军阀和政客如张学良、张勋、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孙传芳、段祺瑞、徐树铮、阎锡山、徐源泉、宋子文、戴笠等都收藏有不少珍贵翡翠，其它行业的商界巨擘如黄金荣、杜月笙、虞洽卿等也对翡翠也是情有独钟。”

　　王春云博士向玉器街网记者展示他收藏的一份翡翠大王张文棣后人提供的6页艺术品手写清单，上面列出上海玉雕行业协会1939年参展旧金山金门世界博览会时提供的艺术展品，涉及上海很多大佬的翡翠珍品。

　　在宋美龄之前，民国时期有两位杰出的翡翠达人：黄蕙兰和张文棣，本文将特别介绍。

　　第一位是黄蕙兰女士，她是民国时期外交家顾维钧的第二任妻子，是印度尼西亚“糖王”黄仲涵之女，可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王春云博士研究发现：“其超级的财富和在世界各国广博的游历，使她与英王乔治五世、乔治五世的情妇——辛普森夫人、墨索里尼的女儿和儿媳、印度土邦主、在上海发家的犹太富商维克多•沙逊和雪拉斯•阿隆•哈同，成了好友和玩伴，而她的最大玩好竟然就是高档、奢华、稀罕、珍贵的翡翠，她常与这些国际富豪用翡翠斗宝，用翡翠比富。在与顾维钧离婚之后，黄蕙兰搬到了美国纽约，大部分翡翠藏品也因世事变迁和几番被盗，而逐渐地烟消云散。蕙兰临死前出版了《没有不散的宴席》的英文传记，为自己纸醉金迷的生活划上了句号。”

　　第二位是翡翠大王张文棣。作为中国翡翠自然历史研究的权威学者，王春云博士对 “张文棣翡翠大宝塔”有开拓性研究。他在接受玉器街网采访时称：“张文棣就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多次名震国际艺苑的‘翡翠大王’，蜚声国际的‘翡翠大宝塔’的主人。他购买、设计、请人制作并拥有‘翡翠大宝塔’，他带着他的宝塔以及附属藏品，包括三层翡翠玉阶、二个翡翠宫灯、一座翡翠牌坊以及翡翠藏经阁、翡翠狮子、翡翠仙鹤、翡翠仕女等，参加了1933-1934年芝加哥国际博览会，参加了1939-1940旧金山国际博览会，每次都引起国际舆论轰动，为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赢得了尊敬，赢得了地位。美国邮政局1933年为此特别发行了一套明信片，隆重纪念这批民国时期最为辉煌的中国翡翠艺术品。”

　　众所周知，从明朝初年到民国时期，因为经营翡翠而成就“翡翠大王”美名的富商，可说是不计其数。但这些“翡翠大王”大多靠赌博毛料和贩卖原石发家。随着毛石的不断易手，不断分割，不断交易，财富也是聚而又散，散而又聚，不断演变。最终的结果是，绝大部分翡翠大王都随着历史的演化和市场的变迁，而变得烟消云散。“唯有张文棣，因为‘张文棣翡翠大宝塔’的巨大艺术价值和巨大媒体感染力量，而成为万古流芳。如今，翡翠大宝塔继续在美国的奥克兰博物馆陈列，吸引着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王春云博士认为张文棣不仅在翡翠界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也为中华民族赢得国际社会尊敬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召开前夕，张文棣后人表达了想让“张文棣翡翠大宝塔”回归故土参加展览的想法，但终因各种原因未能成行。这让上海世博会美国馆少了一道光环，也让中国的翡翠爱好者在“张文棣翡翠大宝塔”阔别祖国70年后仍不能一睹其迷人的风采，而多了不少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