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专家点评

　　据北京市文物公司高级顾问、副研究员勾惠贤介绍，这件和田青白玉寿字纹玉锁，玉质细腻，包浆温润，其拉丝工、阴刻线及打洼工艺符合清代中期制玉风格，为清中期民间一般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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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把掌心大的玉制长命锁，作为礼物见证了一个1932年出生的孩子。随着抗战爆发，中华大地生灵涂炭，带着玉锁的一家人，从武汉迁徙到了重庆。1984年，这把长命锁，再次作为新生儿的礼物，于52年后回到了主人孙儿的手里。近日，施鹤皋老先生带着它，来到了北京市文物公司，他希望能把这块记载着家庭兴旺的玉锁，展示给世人。

　　这把玉制长命锁约有75毫米长、45毫米宽、4毫米厚，它的第一任主人并非施先生家人。施先生的父亲，在上个世纪初毕业于北平陆军测量学院高等科，曾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后便在汉口市政府土地局，担任了“技正”，也就是搞勘测工作的工程师。除了日常的工作，父亲还在汉口开办了一家小古董店，这把玉锁，便是这个自家小店的东西。

　　1932年，施先生的三姨妈，生下了一个男孩也就是施先生的表哥。作为一份新生儿的礼物，施先生的父亲，将这把玉制长命锁送给了孩子。不幸的是，当时担任“访员”的三姨夫英年早逝，“访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记者。

　　四年之后的1936年，施先生出生。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施先生的父亲带着一家老小，辗转从湖北经陆路撤往大后方的重庆。三姨妈则带着表哥，与家里的其他亲戚，沿长江而上，一家人在重庆重新会合。

　　谈起这一路的行程，施先生感慨不已。父亲作为公务员，在撤退的路上有组织可依赖，条件算是相对好的。但是，携带的行李、古董，几乎也都在撤退的路途上损失殆尽，“走着走着就遇到轰炸，很多东西，都是那个时候自顾不暇便扔掉了。”而三姨妈、表哥和其他家人沿江而上，条件更是艰苦，难度难以想象。即便如此，在丢弃了无数家当的情况下，这把玉锁却始终被三姨妈收藏着。

　　抗战胜利后，三姨妈、表哥都回到了湖北武汉。解放后，施先生在14岁时参军入伍，担任了解放军的卫生员。1955年，19岁的施先生复员回家，此时家已搬到了西安。受个人爱好影响，施先生考上了西安音乐学院。毕业之时，分配到了中央歌舞团，随着“文革”开始，施先生随团做起了那种充满时代特色的文艺表演。

　　1974年，38岁的施先生，与东北农垦兵团复员回北京当教师的妻子结婚。又是一个十年过去了。1984年，年近半百的施先生，终于抱上了儿子。老来得子，全家人都为他高兴，远在湖北的三姨妈和当时在武汉汽车标准件厂担任总工程师的表哥，将伴随着硝烟战火、却始终保佑着表哥平安的那把玉制长命锁，送到了施先生手里。如今，施先生29岁的儿子，大学毕业后正在自己创业，工作也很顺利。

　　如今，施先生已是77岁高龄。其实，施鹤皋先生早已为很多集邮爱好者熟知，半年前，他还在国家大剧院举办了个人收藏的乐器类邮票展览。从战乱年代汉口古董店的“少东家”到现在的北京集邮收藏家，虽然都是收藏，却找不出什么联系，无数的古董、藏品，都在战乱、动乱的年代烟消云散。唯一留到今天的，只剩下这把玉锁了。

　　施先生的表哥也已经81岁。老哥俩身体都挺好，只是表哥生活在武汉，见面的机会不算太多。不过只要见了面，这把玉锁，永远是哥俩亲情的见证，更是见证了过去岁月中酸甜苦辣后，聊不完的话题。

　　本报记者 张硕 J233

　　(原标题：一把长命锁两代新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