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沧桑》，刘北汜著，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10月版，25 .00元。

　　何频 作家，郑州

　　故宫博物院从来内部事件频出而古古怪怪，说阴气太重也不过分。《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新年推出一组“世家系列”，其中《吴欢谈宜兴吴家》，把吴祖光父亲吴瀛(吴景洲)关于“易培基盗宝案”的说法再度放大。杨树达后人杨逢彬接着说《〈吴欢谈宜兴吴家〉的史实补遗》。而刘北汜早在《故宫沧桑》一书里已经明确陈述：“易培基盗宝案是一次冤案。马衡、那志良两人的报告及文章，明确指出了法院处理易培基案的不当，实质上指出了这一案件是冤案。”它不过是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争权夺利，裙带关系加腐败的产物。《故宫沧桑》是大众版的故宫官方历史读本。

　　吴欢的说法，却把这件事拔高到另一种“政治正确”的高度。他从吴家与易培基的世家关系，易培基与毛泽东的师生关系说起，放大了这桩历史旧案。按吴欢的说法，因为早年的“驱张运动”，毛泽东去北京，易培基是“后台老板”，而易培基曾掌湖南一师，该校出了毛泽东不说，“还可开出一张对国民党而言可谓恐怖的名单，上面个个是早期共产党的中坚人物：何叔衡、谢觉哉、任弼时、萧劲光、李维汉、熊瑾玎、郭亮、方维夏、向警予、陈序南、张昆弟、罗学瓒、夏曦、夏明翰、蒋先云、张秋人、李六如、杨开慧、毛泽民、柳直荀、毛泽覃、毛福轩……(可参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尹高潮《毛泽东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一书中长文《峥嵘岁月师生情———毛泽东和易培基》)所以国民党是不会饶了他的。吴瀛是他幼时的同窗好友，死心塌地帮他，也就跟着他倒霉了。老实说，我祖父属于典型的名门世家公子哥，任性而为，敢作敢当。这样一来，基本上拼掉了一生的前程与事业。”以上名单，还漏掉了杨昌济、徐特立、蔡和森、罗章龙、章士钊和萧三兄弟等人呢，有点像《盛成自传》“海客谈瀛洲”的口气。而在《西行漫记》里，毛泽东对斯诺回忆早年的同学萧瑜，提及轰动一时的“易培基盗宝案”，这时，他仿佛是相信舆论的传言。

　　树欲静而风不止。故宫历来麻烦不断，颇有点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味道。从易培基要说到马衡和王世襄、朱家溍。2013年，三联书店重编《王世襄集》，第三卷《锦灰堆》(合编本)是回忆录，有篇醒目的《我在“三反”运动中的遭遇》，是说“三反冤狱”的。与之相关的，还有《文章信口雌黄易 思想交心坦白难》、《与西谛先生一夕谈》、《记朱家溍先生一些罕为人知的经历》、《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马叔平先生的遗憾和忧虑》、《刘耀山》、《“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善者真也》等文。这一组文章，实际触及的问题，远比所谓的“易培基盗宝案”更为敏感。社会鼎革之际，故宫先被军管，然后又通过政治运动，将故宫的旧班底撤换。刘北汜的《故宫沧桑》，虽然回避了故宫搞“三反”的细节，但对人事变动和体制隶属关系，说得更准确。其中有“军事管制”和“体制调整”两节，比王世襄所言的政治背景更细———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2月7日，故宫博物院在闭馆40多天之后，重新对外开放。

　　2月21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的联络员罗歌来到故宫博物院，传达军管会指示。老院长马衡接待了罗歌。

　　2月19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代表钱俊瑞、陈微明、尹达、王冶秋来到故宫博物院，办理接管故宫博物院的事宜。

　　接管大会在3月6日举行，会址在太和殿。

　　军管会代表、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部长尹达站在宝座台上，大声地郑重宣布：

　　“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现在正式接收故宫博物院！”

　　“全体工作人员原职原薪。马衡院长还是院长。”

　　“从今天起，故宫新生了！”

　　紧接着，当年3月下旬，市军管会增派了两名联络员常驻故宫。一位是于坚，过去也是华北联大政治教研室的研究员。另一位是刘耀山(孟宪臣)，是来自晋察冀老区的老党员。军管管制在6月7日结束后，故宫博物院改归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图书文物管理处领导。为了提高故宫博物院职工的政治和业务水平，在图书文物管理处处长王冶秋安排下，从6月到8月间，先后多次在故宫举办报告会……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后，故宫博物院从11月9日起改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领导。局长郑振铎、副局长王冶秋。1951年，故宫博物院对1925年以来一直沿用的三馆两处体制作了调整：撤销古物馆，成立陈列部、保管部，群众工作部。图书馆不动。1954年，吴仲超接任院长后，又陆续成立了“文物与非文物审查委员会”、“文物鉴别工作委员会”、“编辑工作委员会”、“文物收购委员会”、“文物修复委员会”等七个专门委员会，故宫走入新秩序。《故宫沧桑》说吴仲超：“这个当年在新四军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过汗水、在解放后的华东地区又担任过要职的老干部、老党员，来到故宫以后，事事身体力行，深入群众，团结群众，实干苦干，又在很多方面为发展故宫博物院的事业有所建树，成就是卓越的。”刘北汜行文里有意隔过了故宫的“三反”运动，其实，正是通过这场政治运动，故宫的领导权才完成了历史性的过渡。“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在这个意义上说，王世襄和朱家溍，随马衡的去职而被迫离开故宫，是政治变动的必然。《朱家溍生平年表》记载：———1949年，因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长期在上海，受马衡院长委任代理主持馆务。1951年，故宫博物院停止工作，进入全院学习阶段，“三反”运动开始。1952年，被隔离在东岳庙看守所。1953年，奉母命将家藏汉唐碑帖七百余种捐献故宫博物院。1954年，解除隔离。1956年，接到故宫博物院人事处的通知，回到陈列部工作。与此同时，王世襄则被故宫永远开除。罗哲文后来评论这件事这么说：“不过王世襄先生对文物局王冶秋局长有个误会，当时故宫开除他并不是文物局的事，因为当时是国务院工作组进驻到了故宫做的决定，连馆长马衡都给开除了。但王世襄先生对待生活的乐观和坚毅一直令我深深的佩服。”(荣宏君《烟云俪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郑欣淼也说：“王先生对故宫可谓感情很深，那个特殊的年代做出的错误决定让王老一直耿耿于怀，但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谁又能站出来说什么呢？”(同上)近日，读刚面世的《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头两卷，看其中有关“三反”运动的若干记录，才觉得罗哲文与郑欣淼的一席话大有深意。

　　当下流行“世家热”。周启博也曾谈《周家往事》，见中信出版社的“国民记忆”系列之《小谈往事》。既然写过《老饕漫笔》的赵珩谈过“襄平赵家”，那么，撰了《吃主儿》的王敦煌，不妨也说说“王家往事”。经过2003年和2013年的两次拍卖，俪松居文物旧藏全散尽了，而王世襄毕生对故宫的“死结”能开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