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斯廷教堂有两件宝：米开朗琪罗的天顶画抬头就能看，拉斐尔的圣经挂毯却要等重大仪式才挂出来。

　　文/许嘉

　　当杭州还沐浴在桂花香雨中，法国中部的小镇奥布松已悄然进入冬季，这个只有3万居民的古镇平静仿佛冬眠，完全无法想象70年前这里作为欧洲的壁挂艺术中心是何等繁荣的状态。当时，欧洲最重要的艺术家、建筑师及设计师齐聚于此，为挂毯进行图稿设计，他们中包括现代壁挂的倡导者让·吕尔萨、立体主义大师毕加索以及现代建筑的先驱者勒·柯布西耶，奥布松从一个默默无闻手工业小镇一跃成为整个欧洲艺术家趋之若鹜的地方。

　　2013年10月，我来到奥布松，正碰上让·吕尔萨博物馆举行法国18世纪挂毯展，这次展览不仅展出了从路易十五到路易十七时期的宫廷挂毯，更有趣的是展出了许多设计图稿，由于每一次挂毯编织都会对图稿产生极大的破坏，所以一般图稿都保存不下来，甚至干脆被丢弃，于是这些图稿的留存显得弥足珍贵。

　　与想象中如绘画成品般的样子不同，这些图稿都只是素描稿，不上颜色，而是在每一块区域用文字标上色彩。那些仅凭文字就进行编织的画工究竟姓甚名谁已无从得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是他们绝非普通的编织工匠，而是有相当绘画水平和色彩理解能力的艺术家，只要亲自在挂毯前看过人物脸部的红晕和肤质便不会质疑这一点。

　　挂毯也称壁毯，西方的建筑多是石质外墙，坚硬冰冷，窗户少，挂毯的出现一方面令室内变得温暖柔软，另一方面又丰富了室内的色彩。

　　最早的挂毯工匠集设计和编织于一身，并没有专门的设计者。后来以小作坊形式生产挂毯时，一些老艺人为了织作和教授徒弟方便，根据记忆中世代相传的固定纹样画出简单的图纸，成为设计与编制过程分离的雏形。从小作坊生产过渡到工厂规模化生产后，一些工匠开始脱离具体的生产过程，成为专门的设计师。随着贸易的发展，画匠加入到挂毯生产中，他们绘制色稿、大稿，称为cartoon，逐渐地使绘图从织毯中分离，成为一道独立的工序。也正是这种专门化的倾向，令挂毯的绘画性及艺术性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许多当时的著名画家都为挂毯设计画稿。

　　中世纪挂毯是欧洲挂毯艺术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由于当时流行哥特风格，中世纪挂毯又称为哥特挂毯，于13、14世纪在法国和佛兰德斯等地受到欢迎。尤其是法国，14世纪兴起，15世纪到达高峰，15世纪后半期由于英法百年战争衰落，逐渐为比利时所取代，巴黎、阿拉斯、里尔、都兰、奥布松都是挂毯的制作中心。

　　哥特挂毯最精美的代表作是《启示录》和《淑女与独角兽》。《启示录》现藏于法国昂热城堡，描绘了《圣经·新约》的最后一章中世界末日的景象，挂毯的画稿由当时著名的画工让·德·布留鸠绘制，参考了当时流行的《启示录》写本插图。《淑女与独角兽》作于15世纪，现存于巴黎克鲁尼博物馆(Cluny Museum)，六幅挂毯表面上描绘了贵妇人与独角兽的场景，其实还暗含了对五种感官(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和欲望的比喻。《淑女与独角兽》的图版成稿于巴黎，在佛兰德斯制造。今天已经无法得知图版绘制者的姓名，但是就和中世纪数以万计的没有留下姓名的画匠一样，他的技术是毋庸置疑的，画面兼有皇家气派和田园风味。

　　拉斐尔挂毯只在重大礼仪性场合才会拿出来挂在西斯廷教堂侧墙，增加节日气氛。

　　拉斐尔也曾经为西斯廷教堂创作过挂毯。挂毯设计稿由教皇利奥十世委托，于1515年至1516年完成，设计图纸称为Raphael Cartoons(拉斐尔画稿)，宽近5米，用大约200张纸粘合而成。挂毯共有十张，仅有四张保留下来，分别是圣经故事中的“捕鱼神迹”、“基督职责彼得”、“跛子痊愈”和“路司得牺牲”。拉斐尔及其助手先在西斯廷教堂现场绘制这些画稿，然后卷起来送到布鲁塞尔的阿尔斯特(Pietr Van Aelst)作坊，工匠们根据织布机的尺寸对画作进行切割，再用丝、羊毛及金子制作挂毯。1519年挂毯才完成回到罗马，不久后拉斐尔就去世了。

　　这些画稿留在了比利时，又有几座修道院曾经向作坊订购这些挂毯，所以西斯廷挂毯应该不止一套。1623年，时为威尔士亲王的查尔斯一世用300英镑拍下了此套图版，此后它们就一直由皇家收藏。1865年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开始，七张原始手稿便长期由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和壁画、天顶画不同的是，拉斐尔的挂毯只在重大的礼仪性场合才会拿出来挂在侧墙，增加节日气氛。

　　17、18世纪欧洲挂毯迎来第二个高潮，其时为大型挂毯设计图稿的均是当时代最有名望的画家。巴洛克时期佛兰德斯的绘画大师鲁本斯就曾为挂毯设计过图稿，由其亲自设计并监制的系列挂毯“阿基里斯”共有八块，保存至今。比鲁本斯晚半个世纪的皇家美术学院院长、路易十四首席宫廷画师查理·勒布伦也曾为凡尔赛宫和卢浮宫设计挂毯，其中《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路易十四的故事》和《十二个月》等成组挂毯画稿，古典对称，是学院派的典型风格。

　　18世纪，艺术进入洛可可时代，洛可可精致细腻的风格特别适宜由挂毯来表现。当时的著名画家华托、乌得利、布歇、夸佩尔、奥德隆等都为挂毯设计过图版，壁毯也进入黄金时代。

　　布歇是洛可可时期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法国美术学院院长和宫廷首席画师，同时也是高布林挂毯场总监。1753年，他的庇护人蓬巴杜夫人委托他完成一幅挂毯设计图《日出》，与另一幅布面油画《日落》被认为是其最成功的作品。他还受到传教士带回来的中国艺术的影响，设计过几件描绘中国题材的挂毯。

　　夸佩尔是法国17、18世纪学院派画家家族，祖孙三代都从事壁画和挂毯创作，都是宫廷画师和学院院长，也都曾在高布林挂毯场工作过。类似的画家家族还有奥德隆一家，他们在进行壁画装饰的同时也都为高布林挂毯设计过组画，如《四季图》、《12个月》。

　　这一时期的挂毯仿画是与油画同步发展的。到18世纪，挂毯的编织技法已经炉火纯青，可以将油画的笔触和质感模仿得惟妙惟肖，一幅挂毯往往需要上千甚至上万种色线，但是这也使得挂毯编织始终摆脱不了“工艺”的帽子，并逐渐走向一条死胡同，即挂毯只是绘画的模仿者，编织本身的材料语言和形式特色完全被淹没。

　　从让·吕尔萨开始，挂毯不再是按部就班的工艺品，而是没有设计稿的艺术品。

　　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由于工艺和手工艺运动兴起，挂毯织造也因此大发展，很多现代派艺术大师涉足挂毯织造领域。新艺术运动的倡导者威廉·莫里斯、绘画大师毕加索、亨利·马蒂斯、胡安·米罗、安迪·沃霍尔、费尔南德·莱热、建筑师勒·柯布西耶、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凡·德·维尔德等都创作了大量的精彩挂毯。这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是法国艺术家让·吕尔萨。

　　吕尔萨的艺术曾先后受到塞尚和立体主义的影响。1933年，他到法国昂热城堡看到了哥特经典挂毯《启示录》，受到极大震撼，决心投入挂毯事业。他以充满想象力的设计、鲜明的色彩以及回归哥特风格的装饰性语言将挂毯本身的语言魅力发挥出来，挽救了行将消亡的挂壁艺术。他最大的贡献在于，一直致力于复兴法国百年老城奥布松的挂毯作坊，吸引全世界的现代艺术家到此进行创作，同时将奥布松的挂毯技术介绍到全世界。吕尔萨的壁挂作品获得的成功激发了米罗、莱热以及勒·柯布西耶的灵感，令他们开始对壁挂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可能性产生兴趣，从而将壁挂艺术传播到全世界。

　　二十世纪，壁挂从绘画性回归到装饰性，受到东方影响而产生国际化倾向，又转为极简主义和原始主义，最后从墙上走向空间成为软雕塑。

　　在图稿设计和壁毯编织分离了近千年后，艺术家再次成为设计者和编织者的合体，因为新的形式、材料、技法需要艺术家在编织过程中去揣摩与生发，壁挂再也不仅仅是绘画的摹仿或是预先设定好结果的工艺，而成为一种需要“纺织机思维”(Loom Thinking)的新艺术种类，即不拘泥于事先的设计稿或根本没有设计稿而在头脑中构思，通过编织思考，在手与材料的接触中不断创作，直至完成艺术品。波兰艺术家玛格达莲娜·阿巴康诺维奇、前南斯拉夫艺术家雅科达·布依奇、美国艺术家希拉·希克斯以及瑞士艺术家艾尔西·吉奥克都是“纺织机思维”艺术家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