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工网-工人日报（北京）

　　原标题：帝王陵寝的真正“盗墓者”

　　由南派三叔小说改编的电影《盗墓笔记》热映，影片中“蛇母陵”内各种防盗设施令人眼花缭乱，不论是暗藏玄机的大门，还是机关密布的人俑，令观众大呼过瘾。

视觉中国 供图

　　不过，现实中的帝王陵寝里，真的有那么多防盗墓的机关设施吗？如果真有的话，在千年之后，这些设施还能发挥作用吗？

　　守卫严格：不准动一草一木

　　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从我国第一次对帝王陵寝的科学考古说起。上世纪50年代，文化部文物局、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调查组共同组成考古工作队，对定陵进行了考古发掘，定陵是明朝万历皇帝及其皇后的陵寝。

　　考古队进入陵寝后，抽出城砖的那一刻，有黑色浓雾从洞中喷射出来，闻起来是一股霉烂味道，不过这不是毒气，而是地宫里的腐烂物质气体。考古队员进入后，脚底下的地板是实的，不是传说中的翻板。在手电筒照射下，看上去像暗箭的东西，其实是汉白玉石门上的门钉，看上去像飞刀的东西，其实是钟乳石。

　　明定陵是万历十二年动工，花了800万两银子用了6年时间才建成，彼时大明王朝尚未衰败，还有余力，所以该陵也是明十三陵中规模最大的三个陵寝之一。修建水平较好的定陵尚且如此，其他陵寝有无影视剧中的复杂机关，就不言而喻了。

　　事实上，对于帝王来说，与其在地宫中设置所谓机关来防盗，不如在地面上多建点营房驻扎兵马。因为，在古代，皇家陵寝周边都属于禁地，有官员和兵丁严密把守，一般人无法靠近，胆敢动陵寝地面一草一木者，轻则免职，重则……（你懂的）。

　　唐高宗时，左武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砍了唐太宗昭陵的柏树，被一个守陵侍卫告发到皇帝那里，唐高宗原本“特命杀之”。后来在小说和影视剧中屡屡以“神探”示人的狄仁杰，当时还是从六品的大理丞，负责刑狱案件审理。狄仁杰上奏为二人辩护，两人才改判为“开除公职”，流放到岭南。

　　要知道，大将军权善才勋至“上柱国”，这是唐朝有功将领的最高勋级。如此功勋贵胄砍了树尚且如此，一般人若是敢对皇陵有所造次，结果可想而知。

　　机关算尽：化作咸阳原上尘

　　不过，再多的士兵，往往也阻挡不住盗墓者。因为，当王朝大厦将倾之时，公卿贵胄往往性命不保，守陵兵丁也作鸟兽散，谁会有心力去保护皇陵？

　　所以，自古至今那么多帝王陵寝中，从未被盗的并不多。这些皇陵要么在朝代更迭时毁于后朝之手，要么则在乱世之中被乱兵或盗贼打开。

　　“千秋万古功名骨，化作咸阳原上尘”，曾官至礼部尚书的金代文学家赵秉文，路过西汉皇陵时曾有如此感慨。西汉的11座皇陵中，除文帝和宣帝分别葬于长安城东南的白鹿原和杜东原上外，其它9座就在汉长安城北的咸阳原上。

　　根据东汉学者卫宏所作的《汉旧仪》，西汉帝陵一般占地7顷，冢修筑于陵园中心，高12丈，地下墓室深13丈，颇为宏伟。墓室为方形，通向地面有四门，四门设置联剑、伏弩等暗器，以防盗掘。当然，即便有传说中的暗器，西汉皇陵在卫士们的严防死守下，依然没有挡住盗墓者。汉昭帝时，有人在市面上居然买到了汉武帝的陪葬品，从何而来不得而知。

　　机关暗器挡不住盗墓者，乱世就不用说了。西汉末年，长安被攻陷，除了汉文帝的霸陵，以及汉宣帝的杜陵，因为据说随葬品不够丰厚而未被破坏外，其余都遭到了盗墓。《汉书》中记载当时的情况是，“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宗庙园陵皆发掘，唯霸陵、杜陵完”。

　　而东汉的12座皇陵，除献帝禅陵外全部都位于洛阳。结果，东汉末年董卓挟持献帝去长安，位于洛阳的各皇帝以及文武公卿的陵寝都被盗掘。到了西晋末年，关中饥荒，长安市上米价涨到一斛万钱，饥民连并无多少财宝的霸陵也没有放过，“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

　　乱军之所以热衷于盗墓，是因为储藏着大量财宝的帝王陵寝，是再好不过的军费来源。在袁绍军中效力的“建安七子”陈琳，曾写《为袁绍檄豫州》，称曹操专门设置了负责盗墓的官职，“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由此看来，汉墓经历了三国时期的战乱，“十室九空”的说法，也不无道理。

　　皇陵尚且如此，当年为了保持陵区繁荣而从关东前往长安守陵的豪强之家，大多也在朝代更迭中消散凋零。

　　无可奈何：立碑凿山防被盗

　　再多的兵士，再多的暗器，也无法阻挡王朝更替，这一点皇帝们都心知肚明。毕竟，若无前朝灭亡，自己又如何能坐在金銮殿享受万人之上的荣耀？

　　因此，许多皇帝在修筑陵寝之时，就意识到天数有道，总有一天，会有人惦记上自己的陪葬品。把陵墓修建得尽可能坚固，是他们有生之年仅能做的事情。

　　唐太宗最初在修昭陵时，曾想仿照汉高祖刘邦的长陵，但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虞世南，就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虞世南认为，汉陵之所以屡屡被盗，就是因为在地面上建造陵寝，而且储藏了太多财宝，想要不被盗墓，就要以山为陵，在其中凿洞修建，并且陵墓中不藏财宝，并在陵外立碑说明这一情况。

　　虞世南的观点之所以最终被李世民所采纳，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情况，就是盗墓者往往在盗墓之后，将皇帝的尸骨丢弃荒野。丢点东西都是小事，作为天子，死后没多少年就没了葬身之地，这放在谁心里都过意不去。

　　武则天的乾陵，则将“因山为陵”的形式发挥到了极致，即便是墓门的石头缝，也要“铸铁以固其中”。后来，黄巢曾动用40万人，将乾陵所在的梁山挖去了半座山，最终只留下一条深40米的“黄巢沟”，连墓道的影子都没找到。

　　朝代兴盛之时，帝王陵寝可以修得高端大气上档次，炮轰不开弹打不进，但是等到王朝衰落之时，人心惶惶物力不及，皇陵往往就偷工减料难敌洛阳铲了。西安唐朝18座陵中修筑最晚的是唐僖宗的靖陵，历史上曾多次被盗，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墓室的石棺床居然是用乾陵陪葬墓中的两座墓碑，即文昌右相豆卢钦望和郑国公杨再思的墓碑改做成的，两位宰相若知道自己的墓碑多年之后成了皇帝的棺床，不知作何感想。

　　如果从严格意义上说，把老祖宗陪葬墓的墓碑拿过来给自己用，这比当年权善才等人砍了几棵树的罪过大多了，何尝不也算一种盗墓？

　　可见，帝王陵寝的最大盗墓者其实不是盗墓贼，也不是乱世之中的兵士饥民，而是皇室自身。当昏聩之君“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时，“戍卒叫、函谷举”就已经是迟早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