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的时候,丈夫没把陈玉梅“收藏”的100多件囚服带过来,他觉得那东西实在晦气。
陈玉梅舍不得,她认识每件囚服曾经的主人。当他们走出高墙之后,便把一段不愿再提起的过往封存在了陈玉梅这里。
年幼时小儿麻痹落下了残疾,一道道大门对陈玉梅关闭,机缘之下,戒备最森严的监牢却向她敞开。陈玉梅开始了对服刑人员的帮教工作,她创立的青岛残疾人牵手帮教队已经走进过40多所监狱。
所谓帮教与说教无关,陈玉梅只是在讲自己的故事,讲她曾最不愿提起的身体残疾,讲她如何与之抗争。
她对犯人们说,你们总会有出来的那天,但我在服命运的刑期,永无释放之日。
监牢大门向她敞开
2002年3月底,一辆小货车连夜从青岛开向鲁南的微湖监狱,车厢里躺着陈玉梅,旁边放了她的轮椅。
一路奔波,陈玉梅的心里也是忐忑。几十年来,她一直谨慎地与外界接触,如今却要把残疾的身体,展现在一群被囚禁在高墙内的犯人面前。
生在青岛李沧区,八九个月大时,陈玉梅得了小儿麻痹。“四肢跟面条一样,晃晃荡荡的。”
父母带着她四处求医,总算让胳膊恢复了正常,但双腿已经变形,不再有行走的可能。到了上学的年纪,陈玉梅还在家里躺着,她想:自己这样,就不该活着。
陈玉梅开始“自虐”似的练习爬行,从卧室爬到客厅,两个胳膊蹭的都是血痕。这样也还是不敢出门,怕被人看了笑话。又过了一年,陈玉梅学会了“蹲着”走,手握住脚脖子,拼命往前拽着。她心里舒服了不少,虽然和人说话时还是仰视,但总归拉近了距离。
终于,陈玉梅也进了学校,和妹妹一个班级。上学路上,她宁愿让妹妹背着,也还是不愿意把辛苦练成的“蹲行”展现在别人面前。
学习成了对她的慰藉。陈玉梅很用功,努力想用成绩找回与别人的平衡。读到了高中,她早上5点多就到学校,为的依然是不让别人看见自己蹲着爬楼的样子。家里人嘱咐,爬得时候千万别往后仰,“摔了脑袋,再变成个傻子。”
身体上的缺陷带来了心理上的封闭,毕业之后,陈玉梅进了福利工厂,她的生活圈子也依旧在残疾人群体里。
陈玉梅喜欢写作,开始给报纸投稿,这也成了“保护膜”。她能躲开人们看自己时的异样眼光,又有了自己价值的体现。陈玉梅写残疾人在生活中的遭遇——谁被家暴了、谁在单位遭遇不公,靠着一支笔为人“出头”。
知道她热心,一个残疾人朋友找来,讲了女孩婷婷(化名)的故事,希望她能帮帮。婷婷得了白血病,为了给孩子治病,父亲王贵同盗窃钢筋、被判了重刑,一家人的生活陷入窘迫。
陈玉梅去看了婷婷,把她的故事投稿到当地报纸上,呼吁人们的帮助。她自己也常去探望,两家人的关系也越来越近。
婷婷最终还是因病去世,陈玉梅又写了篇稿子发在报纸上。婷婷的母亲把报纸在孩子的坟前烧了,又寄了一份给监狱里丈夫王贵同。
陈玉梅还想为这家人做点事情,正好2002年3月,监狱举行亲情帮教活动,她便陪着王贵同的妻子一同前往。一位残疾人朋友那时做着废品回收的生意,要去微湖监狱的所在地送货,她们搭上了趟顺风车。
“我为什么要去?我去了能做什么?”一路上,陈玉梅还是嘀咕,她本来最不愿展露的就是自己残疾的身体,如今却要出现在那么多陌生人面前。
一夜过后,车子到了监狱门口。陈玉梅感觉很奇妙,升学、就业,那么多大门都向自己关闭了,但戒备最森严的监牢大门却向自己敞开。
讲台下的兄弟
亲情帮教本来是项常规活动,微湖监狱的副监狱长刘海涛说,这本意就是想把一些服刑人员的家属请过来,用亲情的力量帮助改造。
妻子把陈玉梅写的文章寄到监狱里,王贵同看了后四处传阅。狱警也看见了文章,问作者是谁,王贵同也不知道。
直到会见那天,王贵同第一次见到了陈玉梅,他以为妻子结识了什么热心的“大人物”,却发现是个坐在轮椅上的女人。他想扶陈玉梅起来,但怎么也办不到。
刘海涛说,之后的帮教活动,本来是类似服刑人员家属中的大学生、退休教师这类人上台讲话,监狱看陈玉梅作为残疾人这么热心,便把她也加了进去。
台下,坐着几千人,统一的寸头和带格纹条幅的囚衣。主席台上,陈玉梅看见四周高墙上有武警把守,还是紧张。开始讲话,声音太小,狱警又加了个话筒,把音量调到最大。陈玉梅用稿纸挡着脸,偷瞄着台下的反应。
五六分钟之后,她才彻底放松下来。陈玉梅把犯人们叫“兄弟”,这是个仔细思量后的称呼。要是叫“服刑人员”,太官方、刻板了。
演讲内容没什么大道理,陈玉梅知道,犯人们已经听够了这些。她像聊天一样,说起了自己和婷婷的故事。
先哭的是王贵同,他为了给女儿治病盗窃钢筋,赶上“严打”,以盗窃国家财产罪被判了重刑。牢里和他差不多刑期的人,很多都接受了现实。但他的牵挂太多,先前是女儿的病,女儿去世之后,妻子又受不了打击,精神失常了。
讲到最后,陈玉梅专门对王贵同说了一句,让他好好改造、早点回来,有自己在,王贵同就永远有个家。
台下,几千个犯人们坐的塑料板凳与地面摩擦,细微的声响汇聚成一阵躁动。王贵同看见,周围好几个人也都哭了。
演讲之后要为生活困难的服刑人员家庭捐款,刘海涛记得那本来是个预定好的环节,由狱警们带头,有能力的犯人也可以参加,定好了是五万元的目标,还提前做好了一张“大支票”。
陈玉梅突然说,她也要捐款。女狱警推着轮椅,把她送到了捐款箱前面。这是那次帮教活动的最高潮,有犯人不顾“纪律”,站起来鼓掌。
事后,王贵同成了同监区被羡慕的对象,狱友们都想,自己的家乡也有人能来看看就好了。监狱里原本就是个压抑的地方,老犯人和隔了两三年进来的犯人根本聊不到一起。“外面的世界变化太快了,谁都怕被落了下来。”
刘海涛也琢磨着为什么陈玉梅的帮教效果会这么好。他觉得,那个年代的服刑人员是非观念其实很强,总担心会被歧视。残疾人是“身残”,他们是“志残”,正好有了共鸣。“陈玉梅让他们看见努力后的改变,而且社会上也还有人在关心着他们。”
微湖监狱的帮教结束之后,陈玉梅正式成立了青岛残疾人牵手帮教队。她清楚自己的价值,要展现自己曾经避之不及的身体残疾,以及如何与这种缺憾争斗。
之后每次再去监狱帮教,陈玉梅还是会讲起和婷婷的故事,也会讲起,自己如何学会爬行、蹲着前进,以及第一次蹲着出门时,被人笑话“像一条狗”。
她对犯人们说,你们终归会被刑满释放,但我在服命运的刑期,永远没有被释放的那天。
嚷嚷自杀的犯人
服刑人员自杀是监狱管理中总要面对的问题,有时,陈玉梅的出现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女犯马虹(化名)在一次帮教中和陈玉梅结识,两人有了书信往来。她也喜欢写作,想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常跟陈玉梅讨论写作技巧。
“她说要见你。”一天,陈玉梅突然接到监狱电话,马虹要自杀。先是撞墙,被摁在床上后,又要咬舌,最后只好用器具把她的上下牙齿固定住。
赶去监狱时,陈玉梅特意穿了件带梅花刺绣的衣服,她知道马虹也喜欢梅花。两人见了面,马虹扑到陈玉梅怀里哭起来。她是因为贩毒入狱,同案的还有丈夫的妹妹。马虹揽下了大部分责任,丈夫很感激,曾说会等她回来。却不想,如今变了心,有了离婚的念头。
马虹明白陈玉梅穿这身衣服的意思,是希望自己有寒风中梅花的傲骨,她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之后不久,陈玉梅特地把一件同样款式有梅花刺绣的衣服寄到了监狱里。
有时候,陈玉梅也要讲起自己的经历,尽管那是一段她最不愿提起的日子。
20岁年纪的时候,陈玉梅已经高中毕业,她又回到每天躺在床上的生活。同龄人要么加入上山下乡的大潮,要么顶替父母进了工厂。“我又成了个没用的人,动了想死的念头。”
那时,陈玉梅家住在厂区的家属院,她去医务室要安眠药,医生问她做什么,她说是蹲着走头晕睡不着。隔几天就去要一次,陈玉梅攒够一杯子安眠药。幸好在吃的时候,被母亲及时发现了。
为了让台下的犯人们明白自己的感同身受,陈玉梅努力回忆着那时的每个细节,她是如何自杀、如何实施,以及如何找回活下去的念头。讲完之后,陈玉梅说:“我现在心里像揭开道疤一样疼。”
台下,一个犯人站起朝她抱拳,“我的心里也很疼。”跟着,一片犯人齐齐得抱起了拳头。
渡过罪海的“船”
陈玉梅对女犯的帮教信心差些。如果面前是男人,她以自己残疾人的身份、又是个女人,总能打开对方柔软的一面。如果帮教对象是女性,优势多少会有些削减。
第一次见李萍(化名)时,陈玉梅就怕自己“镇不住”她。李萍曾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后来因为“挪用公款罪”入狱,母亲也因此急的得了重病。李萍态度消极,叫嚷着“随便判我吧”,和狱警口角后被关了紧闭。
两人第一次见面,气氛却比陈玉梅想象的融洽很多。“咱们有缘分,就像姐妹一样聊聊天吧。”
李萍承认了自己的“心结”,她担心爱人已经变了心,而且儿子对自己的态度明显改变,一直没来探监过。
丈夫和儿子,陈玉梅明白,这是对女人最重要的两个人。
她们聊起各自的家。
陈玉梅和丈夫刘华保在20多岁时候认识,起先是刘华保欣赏陈玉梅的文笔,之后两人有了感情。但这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连陈玉梅的父亲都把刘华保约出来见面,质问他:“你是不是在拿我的女儿寻开心。”
两个人顶着压力结了婚,陈玉梅又不顾医生的劝阻,冒险怀孕,产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儿。
为了打开李萍的“心结”,陈玉梅试着联系了她的家人。所谓丈夫“变心”只是她想多了,但儿子心里确实有个拗不过来的弯:“妈妈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陈玉梅只能试着劝他,母亲也为不能给他更好的教育而自责,“但世界上确实有很多想不到的事情。”
李萍和陈玉梅保持着书信往来,她想起自己身在要职的时候,周围环绕的各色人等,更感激陈玉梅此时的帮助。两人留下了厚厚一叠信纸,她把这比作帮自己“渡过罪海的船”,还让陈玉梅留好写信用光的十多个笔芯,以作纪念。
被收藏起的囚服
今年9月初,陈玉梅参加了一场婚纱照的拍摄,男方也曾是她的帮教对象。小伙子因为“过失伤人”入狱,陈玉梅帮着说合他的女友,留住了这段姻缘。
陈玉梅信奉“最朴素的正义感”,小伙子在监狱时总对她很礼貌、帮着推轮椅,陈玉梅因此觉得,他本性不坏,一定能改过自新。但对有些人犯下的罪行,陈玉梅却不能释怀。
一所监狱组织服刑人员在中元节给去世亲人写信,由陈玉梅代笔。一个犯人讲起自己因为嗜赌,把患侏儒症的妹妹卖给卖淫团伙,最后妹妹自杀的事情。他说自己匍匐在监狱里为自己的罪责悔过,希望能从魔鬼蜕变回人。
陈玉梅说,写这封信的时候她努力控制着情绪,依然浑身颤抖。“我只希望这种人能把牢底坐穿。”
青岛残疾人牵手帮教队成立十多年,去过四十多所监狱进行帮教,丈夫刘华保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背扶包括妻子在内的其他帮教队成员。但他不能接受的是,陈玉梅“收藏”了100多件囚服。搬家时,他特意没有带上。
陈玉梅却舍不得。这“收藏”的缘起是,在接一位帮教对象出狱时,他把囚服脱下来扔在地上、狠狠的踩了几脚。看到远处站的陈玉梅后,他突然又把囚服捡了起来。“您愿意把这衣服收下,作为我蜕皮后的破茧而出的见证么?”
按规定囚服不能被带走,在征得监狱方面“特例”同意后,她才收了下来。此后,交到她手里的囚服越来越多。
王贵同也获释出狱了,他得了尿毒症、每周要化疗三次,妻子的精神也没能完全复原。逢年过节,他都要登门来看看陈玉梅。尽管日子过得不算顺,但他终究离曾经囚禁自己的那堵高墙越来越远。
有了陈玉梅帮教队的经验,微湖监狱这几年也尝试着把更多社会人士请进监狱开讲座。一次,省里一位著名主持人来参加活动,问开场白该如何称呼,刘海涛想了想说:“就叫大墙内的朋友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