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己的土地上埋头发掘近百年后，中国考古队开始走向世界。
走出去是从邻国开始，慢慢往外延伸的。本世纪初，中国的地方考古所和大学到越南、蒙古、俄罗斯、印度展开工作。近些年，中国考古队开始远赴肯尼亚、孟加拉国、洪都拉斯的玛雅遗址发掘。
今年中国考古队的埃及考古计划，被视为一个重要节点——在世界考古版图上，埃及的地位独一无二。今年，中国考古队终于首次踏足埃及。位于埃及南部城市卢克索卡尔纳克神庙保护区的孟图神庙，将成为他们的第一站。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微博)将率队赴埃及考察，落实考古队的进驻细节。
王巍是中国海外考古的重要协调者。今年3月，他又多了一个身份：社科院海外考古研究中心主任。这个新成立的机构承担的职能包括：制定国外考古工作规划，组织实施发掘、文物保护及资料整理，并推动国家间的学术合作。这意味着更多海外考古项目将在国家层面进行整合。
事实上，2016年之前，中国绝大部分海外考古项目都没有国家层面的力量介入，呈现的是自发、分散的状态。高校和考古所大都带着与各自研究相关的问题，走向海外考古场地。比如2005年四川省考古研究所在越南发掘，最初就是因为越南学者认为，越南冯原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牙璋与三星堆文化有某种联系。而今天，除了从邻国看自身，中国学者也试图以考古为切口，探究其他的古老文明。“获取一手资料，而非经过转译的二手资料。”在王巍看来，海外发掘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此。
海外考古最初是各单位自发进行的
腾讯文化：目前为止，到海外考古的中国机构有哪些？
王巍：包括高校考古系、各省市考古所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到2016年，已经有十多个单位参与到海外考古中。
腾讯文化：中国考古队最初到海外考古，始于哪一个项目？
王巍：应该是2005年四川省考古研究所到越南的考古项目。不过，更重要的是2005年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到蒙古国的发掘。这两个考古项目开始的时间差不多，但是在蒙古的考察是至今为止所有中国海外考古项目中持续时间最长的，现在依然在进行之中。内蒙古考古所完成了对蒙古国十多个省的考古调查，共涉及一百多个遗址。
在这之前的一年，吉林大学也派了一个小队伍到俄罗斯进行考古发掘。所以如果说到最早的中国海外考古项目，应该说是这几个。
腾讯文化：当时这三家科研机构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到国外考古的？
王巍：当时大家都意识到，考古学如果只研究国内，很多问题是难以深入的。就我们与邻国的交往来说，从前两国之间是没有国界的，如果我们想要探究当时的文化交流，就需要到国外展开考古。比如谈到欧亚大陆的文化联系时，如果我们只知中国，不知国外，就很难弄明白，也很难在国际上有话语权。
另一方面，我们的综合国力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考古界也积累了相当多的发掘经验，客观上说，当时就具备了走出去的条件，所以这几个单位不约而同地到海外开展工作。
当时这些考古工作并不是国家层面组织的，而是各个研究机构根据自身需要，自发开展的学术交流。他们真正有了海外发掘需要的经费、意识和其他条件，应该也是那时候。
腾讯文化：涉及出国考古的项目，要经过哪些审批？是否需要借助外交途径？
王巍：作为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并不是一定要通过外交部，各省市都有自己的外事办。走出去参加国际会议是交流，出去进行考古发掘也是交流，它不是由国家层面来做统一审批的。每一个地方科研院所向上级部门的外事办报备就可以了。
海外考古主要集中在中国周边国家
腾讯文化：现在中国考古界在海外考古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哪儿？
王巍：一类在我们周边的国家，比如蒙古、俄罗斯、越南、乌兹别克斯坦、缅甸等国。目前这些国家的项目占中国海外考古项目的大多数，各个大学和省级考古单位都在这些地方展开发掘。这些发掘着眼于中国与周边的交流。此外，社科院考古所也在2012年开展了乌兹别克斯坦明铁佩古城的考古项目，主要也是希望探索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过程。
另一类是对其他文明古国的探索。比如在玛雅的考古，以及今年将要展开的印度和埃及的考古项目。我们希望不光了解邻国，也希望了解世界其他古老文明。这类探索的主体，以社科院考古所为代表。
腾讯文化：与当地考古队合作时，在出土文物的归属、文物保护、资料获取上，我们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又有怎样的权力？
王巍：文物的归属权在世界上是统一规定的：所有的文物都为所在国所有。不论是哪个国家，都不能把文物带出所在国。资料，包括发掘记录、图片等等，是双方共享的。发掘报告由双方共同执笔，用几种文字来发表。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规范。
腾讯文化：目前，在国家层面，是否已经有在这一领域的专项支持政策？
王巍：最近才开始有这方面的政策。国家已经开始规划和统筹。在经费方面，原先主要是各个单位自筹，现在也会由国家统一管理。
中国在海外考古方面有自己的独家优势
腾讯文化：无人机、三维扫描、红外影像、拉曼光谱……新技术正在成为中国考古的“标配”。目前，考古学中的科技手段达到了怎样的水准？
王巍：自然科学手段在考古上的运用已经取得了飞速进步。我们国家的顶级水平和欧美国家相比，应该说是不相上下。我们的设备型号也是非常新的，总体上要优于外国同行。
腾讯文化：我们开展海外考古的时间还不长，学者们在文化适应力方面是否会遇到障碍？
王巍：走出去的历程虽然很短，但我们在国内的考古工作已经有近百年历史。最近二三十年，中国考古的发展非常迅速。我们的发掘数量、投入经费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
因为在国内考古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在国外的适应性方面应该说还是比较强的。我们到埃及和乌兹别克斯坦发掘，虽然各国文化、历史不同，但在城址的发掘方法上，有很多地方都是相通的。集中了精兵强将和最新技术手段，我们在海外考古方面当然会显现自己的优势。
腾讯文化：今年中国社科院公布了“2016年全国考古六大新发现”。在评选中，乌兹别克斯坦明铁佩古城考古项目第一次作为海外新发现被提及。目前，在中国的海外考古项目中，还有哪些重要发现？
王巍：北京大学在肯尼亚展开大规模考古，获得了丰厚的成果。在“丝绸之路”沿线，南京大学在伊朗进行了考古发掘，西北大学则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进行了发掘。（记者注：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在肯尼亚完成了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古发掘。发掘成果中包括最早制作于公元9世纪的瓷器，证明中国商品在晚唐就已经进入这一地区。当地中国永乐官窑瓷器的出土，说明郑和下西洋很有可能经过此处。此外，考古发现还更新了人们对肯尼亚马林迪古王国创建时间的认识，学者认为，这一王国的创建年代为9—10世纪。）
腾讯文化：随着中国考古队在海外考古的扩大，中国与外国之间的文物交流是否会更加频繁？
王巍：这是有可能的。比如我们现在正在策划玛雅文明的文物展，展品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我们考古发掘的成果。目前双方态度都很积极，估计这个展览2018年、2019年会在国内举办。
“我们在玛雅和埃及展开调查时，海外媒体受到了震动”
腾讯文化：埃及是传统考古强国聚集的地方，在那里有280个考古队。在埃及，中国考古队未来将扮演怎样的角色？在对埃及的考古发掘中，我们是否也会有一个特殊的视角？
王巍：我们希望了解其他世界古老文明，希望通过我们的发掘获取第一手资料，而不是看第二手的、依靠他人转译的资料。我们要弄清古埃及文明的进程和特点，并与我们自身作比较，从中更深刻、准确地认识我们自己的特点。
同时，我们也需要了解两大古文明之间的交流，以及它们之间是否有直接的联系。我想，这是有别于西方国家的视角。从“丝绸之路”的角度看，埃及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
腾讯文化：中国的海外考古发掘已经陆续进行了十多年，但媒体报道并不多，许多公众也并不知道考古学界的这一动向。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王巍：第一个原因可能是考古学家们比较低调，不希望在刚开始工作、还没有多少成绩的时候就大张旗鼓宣传。
还有一个原因，是许多单位的工作做了一两年就结束了，工作规模比较小。比如遗址发掘，它不像墓葬，在短时间内涌现出巨大的信息量。这一类发掘成果的信息量不是很大，还不足以形成重头报道。
再就是媒体方面。找到真正合适的对象来谈海外考古，也不是很容易。
其实，当我们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明铁佩古城考古时，海外媒体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撒马尔罕是“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而中国又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但当我们在玛雅和埃及展开调查时，他们还是受到了震动。因为这两项考古说明的是，一个古老文明将眼光放在了世界上的其他古老文明上，而不再仅仅局限于中外交流的角度。
腾讯文化：有消息说，目前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将要培养一批年轻的东亚考古学者。在海外考古领域，我们将来是否还会有相似的培养计划？
王巍：哈佛大学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会派一些博士到那里去读博士后，将来从事玛雅考古工作。我们也会委派年轻学者到法国、俄罗斯等国攻读博士学位。在考古方面，中国深入了解国外古老文明的人才相对不足。这一年多来，我们已经举办了近30期埃及文化的讲座。在印度考古领域，社科院考古所也在进行知识储备。
此外，分别于2013年、2015年在上海举办的世界考古论坛，也是促进中外考古学界交流的重要平台。这个论坛两年一次，会邀请世界上40个国家的240名考古学者来推荐和评议世界重大考古项目。入选的考古项目负责人要做学术演讲，论坛也会请海内外顶级学者向公众做考古讲座。世界考古论坛的举办，是我们从考古学领域的边缘逐渐走向核心的重要一步。2017年12月，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将在上海大学举办。
来源：文化有腔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