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廊这门生意系列文章

　　如何判断一家画廊存在的意义？时间、眼光、专业度，画廊是艺术品流通的最初环节，同时，画廊自身也成为一个业态历史的见证者，用画廊多年来走过的风雨历程，作为后来者的榜样。与所有企业一样，画廊的成长也分为几个阶段，每家画廊都有各自的发展历程和方向，他们或许经历过市场低谷、市场动荡、业务转型，经年累月累积起艺术家资源、藏家资源、社会效应资源。

　　《艺术客》这一期专题聚焦在亚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画廊业态的成长历程，通过采访画廊主，了解画廊的成长史，同时谈论不同节点时曾遭遇到的问题。最终，不仅是为了完成一篇画廊成长的文献资料，也是希望透过被采访画廊的经历，记录画廊所代表的地区文化和市场化业态的背后，其所属艺术界的集体成长。

　　希冀通过分布在中国内地、港台、日本、韩国的，经营超过10年的画廊的成长经历，给关注画廊业发展的读者打开一扇了解区域行业发展的视窗。

　　在当代艺术界，作为一级市场核心的画廊对艺术生态构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大陆，经营画廊的阵亡率之高却又是出了名的。据统计，大陆一家画廊能够坚持运营5年以上，并生存下来的概率约为20%，而有10年以上历史的当代艺术画廊，至今不过区区20家左右。

亚洲艺术中心（北京）外景

　　亚洲艺术中心是台湾老牌画廊之一，李宜霖以第二代经营者的身份到北京运营画廊，今年刚好是第10年。在他办公室的书架上的醒目位置，放着两本其它画廊的纪念画册，其出版者都是台湾画廊中有近20年资历的佼佼者，也都在大陆设立过空间，但因各种原因，最终无奈撤离的。李宜霖认为画廊的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却很残酷，如果画廊最终不在了，再多的理想也无法兑现，所以将两本画册留着，时时鞭策自己，颇有卧薪尝胆的意思。

李宜霖

　　话虽这么说，但李宜霖却并不是一个苦大仇深的人，相反，在待人接物的过程中很有亲和力。谈起亚洲艺术中心从初创到发展，再传递至自己和弟弟的过程，李宜霖以“三个半阶段”的划分予以概括：1982年至1990年的初创期，1990年至2000年的积累期，2000年至2012年的转型期以及2012年至今正在进行中的半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诱惑和困难，跌跌撞撞中有所失也有得。以前或多或少都有父辈的庇佑和提携，如今全要靠自己了。”李宜霖说。

　　从台湾出发

　　亚洲艺术中心创立的1982年正值台湾六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的后期，财富的累积加剧了对精神需求渴求，这为画廊的发展提供了土壤，李宜霖的父亲李敦朗顺势成为台湾第一批画廊的经营者。起初的五六年，亚洲艺术中心主要以经营富有装饰性的西方大师海报和复制画为主，一度成为当时台北最大的海报经销商。此外，画廊还同时与台湾第一代和第二代本土艺术家合作，“由于当时是画廊运营初期，我们挑选的是台湾市场上大名气、具代表性的艺术家，如杨三郎、李石樵、李梅树等。当时本土的印象主义油画多描绘台湾风景，色彩鲜亮，题材亲切，这些本土的情感因素助长了台湾本土的艺术市场。”李宜霖介绍道。

1998年，（左起）吴冠中、朱德群、赵无极、李敦朗的合影

　　1987年后，随着两岸交流的逐渐放开，台湾画廊主开始频繁到大陆走动，如今许多名头响亮的近现代大家和第一代中国油画先驱便于当时由台湾画廊陆续发掘，并带回台湾推广销售。“1988年后，父亲将傅抱石、李可染、吴冠中等大陆艺术大师的作品介绍到台湾，让我们看到了不同于本土的艺术面貌。”李宜霖说，1988年至1992年正值台湾经济最鼎盛的时期，与日本泡沫经济一样，股市、房市甚至到艺术市场也开始飙升，当时台北东区阿波罗大厦周边几乎每周都有新画廊开幕，最多时达到50家左右。

2008年“沉积-新东方精神展 ”在亚洲艺术中心 （北京）

　　上世纪90年代初，苏富比和佳士得相继进驻台湾，为当时的台湾本土艺术市场再添一把火。亚洲艺术中心也在当时与3家画廊合作过“传家拍卖”，二级市场的集体发力使当时台湾艺术品的价格突飞猛进，同时还飙起了“本土前辈油画热”。

　　“当时市场上有一些比较火爆的艺术家，作品卖得非常好，甚至有时画还在他们工作室或者还在打草稿阶段就已经被预订了，这样的现象现在听起来实在有些不可思议。”李宜霖回忆道：“1992年后，台湾第一代油画家的作品已经普遍飙到很高的价位，像颜水龙、杨三郎等一些本土前辈比赵无极、常玉还贵，父亲意识到这批艺术家的价格可能过高了，所以对画廊的经营方向进行了调整。”事实也印证了李敦朗当时的判断，这股80年代末到1995年的本土前辈油画热，也随着之后台股重挫而土崩瓦解。

2010年“新东方精神 II - 承启”在亚洲艺术中心 （北京）

　　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间，亚洲艺术中心在第一、二代本土艺术家的基础上积极引进大陆和海外华人艺术家，包括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丁雄泉等作品，同时还介绍西方现代艺术家，如达利、罗丹、西萨等艺术家的展览到台湾，虽然画廊模式仍偏传统，但多元化的经营使画廊的抗风险能力增强。期间台湾经济几经起伏，还遭遇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不少画廊折戟其中，但亚洲艺术中心依然安然度过，并在潮流多变的艺术市场中紧跟时代脉动，积累了一定的实力和经验。

　　北京、台北双城记

　　2003年，李宜霖和李宜勋兄弟完成经济专业的学习后回台加入画廊，他们带来的国际观和经济视野，让亚洲艺术中心开始转型。画廊此后开始代理杨识宏、庄喆、李真等台湾艺术家，并制定长期的推广计划。与大多数画廊在第一、二代经营者之间出现的问题相似，由于年纪和经验差异，兄弟俩天然对当代艺术更加青睐，并希望在画廊经营中更多介入当代。但充分见证了台湾画廊几度春秋更迭的李敦朗更加谨慎，仍然从现代艺术开始训练兄弟二人。

2013年李真巴黎旺多姆广场雕塑个展

　　在兄弟俩加入画廊的第二年，亚洲艺术中心投石问路，分别到北京和上海参加了CIGE和上海艺术博览会。彼时大陆虽然刚经历了“非典”的袭击，但社会财富已积累到一定程度，各种艺术运动又方兴未艾，艺术市场已出现崛起的苗头。短短几天的艺博会虽令李敦朗对大陆市场有了初步了解，但始终是雾里看花，加之当时台湾画廊大举进入国内之势已显，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亚洲艺术中心开始着手进入北京。

　　或许是由于为人更有亲和力，当时刚及而立的哥哥李宜霖作为先头部队被派来北京负责画廊的设立，弟弟李宜勋则留在台湾继续经营。两地画廊各自以当地市场的发掘和培育为主，同时也会形成联动，如北京馆便举办过多次台湾艺术家李真的个展，台北馆2015年也将上海艺术家胡为一介绍到台湾。

2013年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展中国大型独立项目-“文化‧精神‧生成”

　　2006年，由于李剑光邀请，亚洲艺术中心北京馆落脚在北京观音堂文化大道。初到北京，北京画廊野蛮生长的生命力让李宜霖留下深刻印象：“当时北京和台湾的画廊经营差异很大，台湾画廊通常便是邀约个展览，然后把画挂一挂，不会有太多学术的想法。而大陆画廊不仅会根据空间来设计作品间的关系，还会有策展人或学术主持来对艺术家的作品及脉络进行梳理和评述，更加接近美术馆模式。”来到北京后，李宜霖才真正接触到策展人这一角色，包括策展、布展以及艺术家合作方式都颠覆了他的常识。

　　“当时进入北京的台湾画廊已经不少，索卡、山艺术、八大、大未来、新时代等，大部分当时已经介入当代，我们也想快速介入。”李宜霖说。但当时大牌艺术家身后已有许多画廊追逐，想从其中分一杯羹颇为不易。后来，通过李敦朗的私交，李宜霖请到策展人朱其策划了最初的3个展览。由于当时热门绘画资源的获取难度较大，朱其另辟蹊径地从新锐艺术家、当代摄影和当代雕塑入手，为亚洲艺术中心打开了初期的局面。2007年7月，亚洲艺术中心搬入798艺术区，在两条主干道的衔接地带租下了近1100平方米的大空间，并一直持续经营至今。

2014年“释放未来 - 中国当代水墨邀请展”在亚洲艺术中心（北京）

　　搬入798，意味着李宜霖在艺术品的选择上有更大的自由，但要负担如此大的空间，画廊经营的压力也更加严峻。“2005年至2008年正是中国当代艺术最火爆的时期，大家都在往当代走，热点也层出不穷，但我们当时并没有太明确的方向，也难免犯了一些错误。”谈及画廊在初期经历的挫折，李宜霖言语中难免流露出些许自嘲。2008年前后，除了当红的“政治波普”、“泼皮”等，“卡通一代”也是市场热点。亚洲艺术中心与多位“卡通一代”艺术家进行了合作，但卡通并未如预料中那般继续高歌猛进，而是在2008年后长时间陷入了沉寂，亚洲艺术中心当时所购买的一批卡通作品如今只能堆在仓库。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写实绘画突然在国内大受追捧，李宜霖也曾经计划做这一类型的展览，但由于当时的写实绘画属于卖方市场，艺术家开出的条件过高，并且更倾向与拍卖公司合作，李宜霖未能如愿。他说：“2008年至2011年是画廊的过渡期，当时我们的方向感不强，做了许多尝试，卡通、雕塑、学院派、抽象、新东方精神等，都能在画廊看到，展览之间的差距很大。”经过几次交学费的教训，李宜霖也在跌跌撞撞中学习和感受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现在回头看当时做了很多不正确的决定，像卡通、学院派都不太符合我们的气质，但还好没有致命性的错误，至少画廊还在。”

2014年释放未来中国当代水墨邀请展上的（左起）李宜霖、李敦朗和李宜勋。

　　相较于李宜霖在北京的辛苦打拼，弟弟李宜勋在台北也一点都不轻松。这位比李宜霖个性更好动、对事物更充满好奇的弟弟，一点也不安心依照现行画廊行事风格准则。李宜勋是率先将亚洲艺术中心带入跨域性国际事务工作的关键者，更可以说是台湾画廊在寻求转型的代表。亚洲艺术中心代理的艺术家李真，从台湾跨入海外，成为继朱铭之后最成功的当代艺术家范例，就是在俩兄弟从国外回到台湾后，最受瞩目的一项工作成果。即便是到现在，李宜勋带领的国际事务小组，还是目前台湾画廊界人员组织最庞大的团队。

　　新东方精神

　　“2012年后，画廊的经营才逐渐平顺一些，沿着‘新东方精神’的路线，我们逐渐有了自己独特的面貌。”李宜霖口中的“新东方精神”是2008年和2010年分别于北京亚洲艺术中心举行的系列展览主题，当时只是画廊众多尝试方向之一，但由于反响热烈，加之李宜霖对画廊经营优势的逐渐明确，意外地成为画廊如今的主营方向。

2015年“永恒的当下 - 杨识宏近作展”在日本东京上野之森美术馆

　　“2008年奥运会后，中国形象逐渐被世界所认可，父亲考虑挖掘一些能够连接中国传统与现代语言的作品，于是便有了‘新东方精神’的雏形。”李宜霖告诉记者，东方精神当时在国内艺术界并不算主流，但一来邀约当时的热门艺术家十分困难，二来结合中心历来的经营经验，“新东方精神”第一回于是主打“大华人”概念，呈现了赵无极、朱德群、王怀庆、徐冰、蔡国强、杨英风、展望等17位艺术家的作品。两年后的第二回，又加入了尚扬、苏笑柏、夏小万等人的作品。这份名单如今看来，无论作品质量还是艺术家级别，都具有相当的说服力。难怪时任中国美术馆馆长的范迪安称，这不单是种几棵树，而是缔造一片森林。

　　时隔6年后，“新东方精神”仍未有第三回的消息。李宜霖表示：“后来出现了很多状况，包括艺术家各自想法不同，创作状态不同，使得整合变得困难。加之我们对‘新东方精神’也有了更深层次的体悟，所以在2012年后我们将‘新东方精神’内化到画廊的经营路线中，没有急着做第三回。”

2015年“模型演进”在A+ Contemporary 亚洲当代艺术空间（上海）

　　在迅速潮起又迅速潮落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似乎每个时段都不乏所谓的“机遇”。虽然在2005年至2008年，以及2009年至2011年两个市场高峰期遭遇过一些挫折，也错过了一些机会，不过2012年后逐渐在大陆市场中兴起的“当代水墨”对已开始践行“新东方精神”的李宜霖来说无异于一个华丽的诱惑。

　　2012年至2014年间“当代水墨”价格强劲飙升，一时间泥沙俱下几乎占领了大部分画廊和舆论空间，全力跟进的画廊也不在少数。但经过了多年市场的摸爬滚打后，对于“当代水墨”李宜霖并未冒进，而选择以更加符合亚洲艺术中心气质的方式介入水墨。先后举办了横跨现当代水墨进程的全明星式展览“释放未来”，以及将水墨精神延伸至当代人文生活的“枕流漱石”。合作个展的艺术家也是如沈勤、朱伟、郑重宾这样具有相当资历的老将。所以尽管当代水墨在2014年后迅速冷却，但亚洲艺术中心并未过于受创，还依靠市场起伏的检验，明确了多位值得长期合作的艺术家。

2015年“枕流漱石-当代文人艺术展”在亚洲艺术中心（北京）

　　“刚到北京的头几年，大陆买家在画廊的比重不足5%，但近五年这个比例已逐渐达到了80%以上。”李宜霖告诉记者，大陆买家的比重大增，一方面凸显了近些年大陆市场新崛起的购买力，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越来越多藏家对画廊经营方向的认可，通过798艺术中心的地理位置和藏家之间的相互介绍，亚洲艺术中心累积了数量可观的藏家群体。

　　谈到近几年藏家的变化，李宜霖认为很多与亚洲艺术中心长期保持友谊的藏家，近些年不再把艺术品当作纯粹的投资，而更多希望寻找一个合适的空间展示艺术，因此在销售之外，画廊也充当了许多藏家的艺术顾问。“我们与很多藏家的关系更像是朋友，现在藏家有艺术问题需要咨询常常会找到我们，而我们也乐意以一个朋友的身份给予客观的立场。”

　　经验、教训以及未来

　　如今画廊经营开始进入成熟期，而李宜霖也接近不惑之年，对于过去的挫折，他能以一个相对客观的视角看待：“为什么我们不适合做卡通，因为作为一家经营了34年的画廊，卡通与我们气质不吻合，画廊中年轻人的比重也不用那么大。很多藏家开始进入艺术还是从现代艺术入手，所以资历到达一定程度，艺术造诣也相对成熟的艺术家才是我们经营的主体。”

2015年“镀金时代 - 叶永青的游走”在亚洲艺术中心（北京）

　　能够在风云变幻的当代艺术市场保持三十余年的稳步发展，李宜霖认为这与台湾画廊普遍谨慎的经营风格相关，同时他也十分感谢父辈在诸多关键时刻的帮助和支持。“与其它在北京的画廊相比较，亚洲艺术中心最大的竞争力在于画廊起步早，积淀了丰富的经验，在面对经济波动时能够比较平稳低度过，抗风险能力较高。”李宜霖说：“在涨潮时全力跟进，最终下不来台的例子我看过许多。这种谨慎虽然也可能丢失在最好的时间买到最多、最好的作品的机会，但如果不幸买错了，也不至于太狼狈。”

　　李宜霖认为，三十多年的历程使得画廊与很多艺术家、藏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固然很重要，但对于一个旨在长久经营的画廊来说，人才则是更珍贵的资源。在人员流动频繁的中国画廊业，亚洲艺术中心在北京地区骨干员工保留之多、时间之长常为人所提起，其中工作年限长者已达10年，最短的也已近6年。“稳固而有战斗力的团队将是亚洲艺术中心在今后持续发展的动力。”李宜霖说。

　　在近几年北京和台湾的亚洲艺术中心分别步入正轨后，李宜霖和李宜勋于2015年在上海成立了亚洲当代艺术空间（A+ Contemporary），兄弟俩自创品牌，一偿进入画廊之初的夙愿。而亚洲当代艺术空间也是台湾画廊进入接班程序后，真正由第二代接班人所独立运作的当代艺术空间，它目标明确地指向前卫当代，运营独立于亚洲艺术中心。

2015年胡为一个展在亚洲艺术中心（台北二馆）

　　李宜勋在采访时就谈到：“当代是正在进行中的艺术，需要投入的成本和精力超出人的想象，销售也不容易，我们已经有三年不盈利的心理准备。画廊更多思考的是，去做能够留下足迹，能够被重视的事。”

　　亚洲艺术中心，在台湾生发，蔓延到北京和上海。李宜霖、李宜勋兄弟从父亲手中接下现代主义的接力棒，虽然途中坎坷不断，但仍以实力证明自己，并获得父辈的支持。亚洲当代艺术空间才刚起步，但既然有所选择，就应当有所付出。对于弟弟的抱负，李宜霖表示支持，他认为，当代是必须要介入的，正如安迪·沃霍尔所说“未来每个人都是15分钟的明星”，画廊要找的是能更长时间闪烁的星。亚洲艺术中心未来的目标便要为画廊找到学术与市场的平衡，实现现代和当代的并行，争取在阵亡率如此高的画廊业，实现长久的经营。（撰文/刘震风，图片/亚洲艺术中心）

　　（文章来源：《Scope艺术客》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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