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对雕塑史写作的一点看法》

　　作者：宋伟光（《雕塑》杂志执行主编、美术评论家）          

　　对于文化史的研究，往往是用历史上剩下的东西，推找失去的东西。随着对文献的深入研究和考古发现等新材料的出现（如简帛的大量出土填补了古文献资料，文化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图像资料），我们时常会感到对于已经明白的事物，忽然地又变得糊涂了起来。从李学勤先生的《重写学术史》一书所编入的文章中，你会发现，他主张“重写学术史”。这意味着对中国各历史阶段学术思想的演变要重新解释和总结。但是很多人不同意重写，认为，就现在发现的材料之数量而言，是不足以重写的。对此，北大的李零先生认为：“我猜想，他们最忌讳的就是推倒重来，或者认定，任何历史都只有‘续写’，没有‘改写’，即把学术史的发展仅仅看做是史料的增加和细节考证的转密加详，而不是学术范式的转变。”

　　其实范式问题，正是问题之关键所在，因为“范式”是有关认识论的。

　　研究历史，一般运用归纳、比较、综合、分析、史料考析等手段，但这些手段能否带来学术范式的改变，却是个问题。随着考古新发现，新史证的增多，失去的存在，被找了回来。自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既“纸上之史料”与“地下之史料”被运用以来，成为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梁启超、陈寅恪等以反证法、旁证法、鉴别间接材料法等，在“史中求识”，既从事物的演进和联系考察历史，形成了陈寅恪的新考据学。至饶宗颐，提出了“三重证据法”，这是以传世古书为第一种材料、考古实物为第二种材料、古文字材料为第三种材料的史学方法。

　　无论是二重证据法，还是三重证据法，均是打破仅以文献作为书写历史的手段，均是强调书写历史应从多重角度来把握，即便是饶宗颐等人提出的“三重证据法”也还是主张从文献和实物中寻绎有规律的历史证据。我的导师沈从文先生，也是这一学派的践行者，先生认为：“把出土的图像资料和传世的文献相结合，文献可以得到通释，图像可以得到确解”。

　　一直以来，对于中国雕塑史的研究，相对较弱，其研究方法，也有一些值得总结和反思的问题。如王子云先生所著《中国雕塑艺术史》中写霍去病墓石雕：“因祁连山一带是匈奴族‘水草肥美，六畜蕃息’的放牧地，特命能工巧匠，雕刻了许多马、牛、虎等动物放置‘山上’，以增强霍墓‘祁连山’的真实性和山区气氛。”这种说法，缺乏文献与实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虽也立足于历史背景、基本特点、工艺材料诸方面进行书写，但难免存在着一定主观的缺乏考证的臆测。

　　中国的历史留下了丰富的雕塑实物，但却没有留下多少文献。这是中国传统重文人轻工匠的观念所致。对此，孙振华先生指出：“两相比较，古人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雕塑作品，却没有留下系统的雕塑史论的专著，使得中国雕塑史的文献资料严重不足。现有的文献资料只是零星地散布在各种典籍中，与中国绘画史所拥有的汗牛充栋的画论、画史根本无法相比，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致使历史上大部分雕塑家的名字和生平事迹都已被淹没了。”由于这种状况，对于中国雕塑史的写作，往往会局限在对材料的编序或对形态形成进行一般性的总结归纳，或作一些框架填充以及注经式的研究。如此，若达到对雕塑史演变的深层认识，仅徘徊在此种层面或空发臆想上面是不行的。孙振华对于雕塑史的探讨研究，跳出了这种一般性的层次。为了避免主观性，他依据图像和有限的文献材料，挖掘其形式在母题上变化的背后意义。如在探讨唐代雕塑时，孙振华谈到了科举制度。从形而上的思想形态中，求证出唐代雕塑艺术形态演变的根由。他指出：“在历史的回顾中，提到唐代，人们马上联想到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然而也正是唐代，出现了中华民族生存和竞争能力弱化的端倪，已经开始使人感到在这个民族精神里已隐约伏下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因素，当然这里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其中明显的一例是科举制度” 。

　　科举制度，是中国的一大发明，日本明治维新之初，明治政府派团向列国学习先进经验和制度，唯独不学中国的科举。因为它长久地禁锢着知识分子的思想，可以说，这是一条消灭创造性的最有效的途径。对此，孙振华看到了：“唐太宗曾得意地看着鱼贯而入的考生，说道：‘天下英雄入吾毂中矣。’然而就中华民族而言，实在不是一件应该得意的事情”。 之后，他又转引了有关学者分析盛、中、晚唐诗歌文章气象的观点，将之借指到对唐代雕塑艺术形态的分析。指出：“晚唐的雕塑何尝不是与初、盛唐的雕塑有明显的区别！唐代佛教雕塑的优秀作品主要集中在初唐和盛唐。晚唐的佛教雕塑开始显露出追求华丽、纤巧，刻意于形式上的工细的倾向。晚唐的墓饰石雕也明显失去了初、盛唐时的气魄，和从容、奋发的信心，造型趋于呆板、生硬，仅具形驱而缺乏生命力。出现这一切不能不说是预示着中华民族精神即将发生重大蜕变的前兆” 。

　　从社会制度、思想形态解读一个时代的艺术风格，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但问题的难点在于如何找到问题的“穴位”挖掘出“深藏的灵魂”并求证的合乎逻辑，如能做到，那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

　　行文到此，想起了德国汉学家兰克和清代乾嘉学派的治史方法。兰克史学的基本特点大致有这么几点：一是恪守政治史传统，二是严格考辨史料，三是不做价值判断。三者的核心实质是，去伪存真的秉笔直书。这与乾嘉学派倡导的“博瞻贯通，无征不信”的重客观材料，不做主观想象的治史理念是相类的。我想二者若有机结合，当会形成考证史学或专题研究的新方法。

　　对于治史的方法，不能停留在一般性的梳理层面，它必须是多重性的、相互印证的，这样才有可能寻绎出事物潜在的原点，辨析出事物的真实状况，以有利于启发元思维，以利于认识上的进步，这才是史学的目的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