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关于建立方法论的一点看法》

　　作者：宋伟光（《雕塑》杂志执行主编、美术评论家）

　　首先应清晰什么是方法论，就是关于世界是什么的世界观，用这种观点去认识或改造世界就成了方法论。概言之，世界观主要解决世界“是什么”的问题，方法论主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它导致了认识观的确立。笛卡尔曾指出，永远不接受任何我不清楚的真理，就是说要尽量避免偏见。当下，中国的学界常常提到须建立中国的或者东方的审美评判标准，以确立我们的体系，以显示我们的学术价值。这当然没有错，但须追问一个问题，中国有没有自己的方法论和审美体系？答案是，中国或者说东方的方法论和审美评判体系，早已在中国历史的文化演进过程中确立过了，只是当下社会早已是一个交流的高度信息化的社会，而处于全球化环境中的中国，自然地趋向于具有强势性的西方文化。这与我们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心态有关，一方面这种心态导致主动地向西方靠拢，认同它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这种文化心态的反作用又表现在强呼“民族的就是国际的”这一带有民族主义的狭视观之中。

　　当今，一提到世界性便理所当然地认定是西方标准，在这个逻辑下便顺理成章地推理为西方=世界，西方标准=世界标准。而同处于一个世界，构成了人类文明的中国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等等诸多形态的人类文明，似乎划在了世界之外或处在边缘的次要位置。在这种主导的强势之下，构建当代的东方性的审美评判，不是一件仅凭着强调民族性才能够找回民族尊严的事情。这首先需领会东方文化的精神实质，它那种超然的静观心态和意在言外的神韵，因为这些特性具有当代艺术的意在言外的暗示性特质，而暗示性恰是当代艺术的重要特性。这些特质仍然是一种可以继续启发创新的精神力量，具有一种古典归来的新的当代活力，而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守成或异化。

　　同时，还不应盲目地抛开西方的学术方法，我们常常讲中国的学术引用了太多的国外标准、术语、概念，好像如此便难以准确有效地解读中国文化。的确，我们在某些地方比较牵强地使用着国外的专业词汇、术语，如偏颇地使用“美术”这一词汇，还有如 Relief 这个单词，本来有着地势起伏，凹凸的意思，却被译成了浮雕，这与浮雕这个名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就要追问一个问题：浮雕的确切定义在西方究竟是如何确定的，要不然单纯依照概念或词义来思索问题便难以彻底通晓，造成误读，而且沿着误读累加下去，久之便又成了“学问”。这与传译者有关，当然也不能排除语境的不同，但是这并不能因此否定它的方法论。外国的术语是哲学观下的产物，不是局限在某一文化圈而进行的归纳，是具有广义性的，如“表现”“再现”“形式”“内容”“主观”“客观”等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学习钱钟书先生中西对照的方法，去逐一寻找中外相对应的词语和语境，通过比较了解之间的差异和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如中国的“意境”一词对应西方的“境界”一词，“写意”有“表现主义”的语义，“气韵”相当于节奏、韵律，是一种“留白”的修辞方法，如琼·保罗所言“精神的回响”。再如汉语的“有”字从本意上讲是“手中持握”的意思，“手持”便是“有”的观念，如果把“有”来对应“存在”则不当。杨学功先生在一篇关于哲学术语的翻译原则的文章中说：“因为‘在’或‘存在’在中文中的意思，普遍性没有‘有’大，只是‘有’的意思中的一种意义。‘存在’的普遍性也不如‘是’。在中文中，‘是’的意思要比‘存在’广的多，‘是’能包含‘存在’的意思，反之却不能。如‘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个‘是’即包括了‘存在’、‘有’的意思。‘存在’的含义与时空特性不可分，是指主观思维相对立的客观存在，它只适合于译existence，如果用它去译being，being就成为具有时空特性的具体存在了。西方哲学两千多年来如果仅仅是讨论‘事物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那简直有点滑稽。”我们不能以所谓“民族性”的狭隘观来对应西方，要不然这个“民族性”便会成为“地方性”了。

　　我们早已有了自己的评判体系，只是失去了使用、开发的社会背景和兴趣。如孔子所倡导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文”即“形式”；“质”即“内容”。就是说，形式与内容适度或恰当的统一，才可以立身。又，“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淫”“伤”含有过分、损害的意思，也就是说“乐”与“哀”这种表达心理的情绪是不能过分的，这是对美的适度要求，是中和之美的立言。再如顾恺之提出的“传神”“以形写神”，指出了求神韵先求形体方能“迁想妙得”，这种标准到了《世说新语》中又发展成了由对人物的品藻转向对风度、转向对审美的评价。如自然、古雅、遒劲、雄逸、生动、飘逸、豪放、清奇等等，在这里面尤以“清奇”之“清”为审美的基本倾向。到了谢赫，又转化为气与韵之说了。至唐，司空图的《诗品二十四则》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意境风格的标准与体系，如雄浑、冲淡、纤秾、沉著、高古、含蓄、流动等等。在诗品中司空图尤重“冲淡”之审美标准，这影响了宋代的严羽之“妙悟”说，乃至清代王士祯的“神韵”说等。如此众多的术语、概念、标准难道不是中国的或者说东方的评判体系吗？

　　说到此，可能会使人指出，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的，我们须建立当下的评判标准。但是什么是中国当下的呢？中国的当下乃是世界的当下，中国当下的意识应当是具有全球共识的意识，而不是地域性的。这样讲，难道就要丢掉传统趋同西方吗？这个问题又回来了，还是那句话，传统的思维方法，成功实例，精神特质如果仍具有引发人们进行新的思索的能量，那么它就有可能成为当下的、中国的，当然也是世界的。因为我们须清醒地意识到世界是指全部存在地球上的任何角落里的人群、民族、国家，而不是哪一个国家。

　　还要强调的是，架构我们当下的评判体系是需要胸怀、见识更需要对自己的传统特性深刻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