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博物馆将于9月15日开展《 湖上有奇峰——蓝瑛作品及其师承影响特展》。展览不仅集中展示“武林派”画家蓝瑛早中晚三个时期的精品力作，还将展出浙江省博物馆镇馆之宝——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剩山图》卷等。
据悉，浙博此番将展出蓝瑛及相关作品共计六十件（组）。由于蓝瑛曾经摹写过《富春山居图》，所以浙博馆藏的《富春山居图·剩山图》卷也将在此次展览中一并展出。据悉，自1957年《剩山图》卷入藏浙博以来，其展出的次数屈指可数，2011年，《富春山居图·剩山图》赴台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合璧展出，成为两岸文化界的一件盛事。本次展览还将展出吉林省博物院藏董其昌《昼锦堂图并书记》卷，此卷也是难得一见的董其昌青绿山水代表作。
元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剩山图》卷 （局部）纸本墨笔 纵31.8厘米 横51.4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剩山图》卷为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烬余本之前段。左上角有“吴之矩”骑缝白文半印，右下方有“其贞”朱文小印。是图虽为烬余本，火痕宛然可辨，然结构完整，山川浑厚，草木华滋，俨然富春在望。山势圆浑，树木葱郁，山头多矾石，山体以长短披麻皴画成，山脚、树根多以浓墨点苔，构成葱翠郁勃之态。随着江天逐渐开阔，山势也渐趋平缓，林间村舍旗亭掩隐，隔岸峰峦若隐若现，充分反映出大痴平淡天真，优美洗练的独特风格。
展览将分“渊源有自”、“澄怀味象”、“赏石雅观”、“嘉木幽禽”、“山高水长”五个单元，梳理蓝瑛早年与孙克弘、董其昌等人的师承渊源、绘画创作（包括山水、树石、花鸟）、对同时代及后世的影响。除了浙博馆藏的蓝瑛及相关作品，展品借展自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首都博物馆等国内十四家文博收藏机构。
明 蓝瑛《松岳高秋图》轴 浙江省博物馆藏渊源有自
自宋室南迁以来，杭州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及至入元，作为南宋遗都，遂为遗民隐逸之士聚集地，成为江南文化重镇。明代画派林立，出现以地域命名的绘画流派，初期有钱塘人戴进依托南宋院画传统创立“浙派”；中期吴门沈周承戴进遗绪，上窥宋元，开“吴门画派”之先河；后有松江董其昌为首的“松江画派”，影响所及，有清三百年。钱塘人蓝瑛（1585—约1666）脱胎于松江画派，兼取宋元诸家之长，一枝独秀，开创“武林画派”，与稍后的“金陵画派”同时并存，相互影响。
明 蓝瑛《万壑清声图》轴 浙江省博物馆藏蓝瑛资质聪慧，从小喜爱绘事，得民间画师指点，训练有素，善山水，又擅人物、花鸟。蓝瑛成长的年代，杭州画坛原占有统治地位的南宋院体与浙派已经趋于没落，而曾经活跃于苏州地区的吴门画派，也逐渐被松江地区的文人画风所取代。青年蓝瑛怀抱学习文人画理想情怀，离开家乡钱塘前往文人画中心松江一带游学，相继得到孙克弘（约1533—1611）、董其昌（1555—1636）、陈继儒（1558—1639）等名公硕儒的赏识与提携，跟随他们学习新兴的文人画理论和技法，在以后不断的交往中，他们都成为蓝瑛人生成长中的重要导师。
明 董其昌《昼锦堂图并书记》卷 绢本设色 纵41厘米 横180厘米 吉林省博物院藏此图为董其昌根据北宋宰相韩琦所建昼锦堂和欧阳修所作《昼锦堂记》而创作。画面表现夏秋之交，一片茂林峦岫，意境平远开阔。此图技法独特，用笔细秀工整，山石轮廓线描很淡，几乎不见笔墨，而以深浅不同的颜色画成，用色以石青、石绿为主，兼用赭墨淡色，皴点晕染，色泽温润。气韵淡雅秀逸，是董其昌青绿设色山水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该卷珍贵之处还在于董其昌以行书抄录欧阳修《昼锦堂记》全文，使之成为图文并茂，精彩纷呈的艺术杰作。
题识：宋人有温公《独乐园图》，仇实甫有摹本，盖画院界画楼台，小有郭恕先、赵伯驹之意，非余所习。兹以董北苑、黄子久法写《昼锦堂图》，欲以真率当彼钜丽耳。董玄宰画并题。钤印：董其昌印（白文印）。
董其昌倡导学习元人，对元四家之一的黄公望推崇备至。受董其昌影响，蓝瑛师承宋元以来文人画的笔墨传统，尤其倾心于黄公望，由蓝瑛画迹可寻他三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学习黄公望，且贯穿其整个绘画生涯。
明 蓝瑛《仿张僧繇山水图》轴 无锡博物院藏澄怀味象
蓝瑛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画作品，多以浅绛、设色为主，重彩青绿山水是其山水画构建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大量蓝瑛存世画迹，我们可以把蓝瑛山水画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早期（二十岁左右至四十九岁）、中期（五十岁至六十五岁左右）、晚期（六十五岁以后）。
明 蓝瑛《溪桥话旧图》轴 绢本设色 纵172厘米 横61.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赏石雅观蓝瑛山水以宋元为宗，在晚明托古的时代，倾其毕生洪荒之力，以深厚的笔墨功力，学习古人而又有所创新。作品多题仿某家之法，实则借托古之名，书写胸中丘壑，全是自家面貌。早期画风以冲和清简、笔法秀润见长，面貌与董其昌为代表的松江画派颇相接近。中期由早期中锋秀润转向晚期侧锋粗笔的过渡阶段，呈现出一种综合的面貌，其画法糅合江浙两地不同风气。晚期是蓝瑛一生中最为精彩的时期，山水画已臻化境，到达艺术巅峰。而山水画中较难表现的水口流泉，蓝瑛仅寥寥数笔，即能绘出九曲叠瀑，声回空谷。
明 蓝瑛《溪山秋色图》卷 绢本设色 纵23.8 横180厘米 天津博物馆藏中国文人素有赏石传统，灵璧石、英石、太湖石、崑石被列入四大观赏名石。宋代重文轻武，朝廷上下迷石者众，宋徽宗是史上最著名的观赏石收藏家，不惜人力、物力广泛搜罗奇花怪石，即为史上有名的“花石纲”。上行下效，使宋代成为赏石之风的第一个高潮。明代林有麟著有《素园石谱》，成为赏石雅观的集大成之作，掀起朝野上下赏石之风的第二个高潮。
明《蓝瑛荷石图》轴 四川博物院藏现实生活中奇形异状之石难觅，而以奇石入画，配以象征品行澹泊高洁的松、兰、竹、菊，或装潢成轴悬之素壁，或裱成手卷、册页案头展玩，或画以折扇之上，轻风徐来，同样能感受到自然之趣、尚古之情、隐逸之志。许多文人画家也游艺于此，如杜大绶、孙杕等，都是画石的高手。蓝瑛善与文人士夫相交游，受时代风气鼓荡，自然乐在其中。蓝瑛喜爱画石，一生画石无数，无论是寒冬枯木竹石，或是盛夏荷花湖石，其笔下之石给人以奇秀之美，沉雄的笔墨又显示出遒雅的风致，呈现出浓郁的文人画格调，与其山水画相比别有一番韵味。
明 蓝瑛《芝石图》轴 嘉兴博物馆藏嘉木幽禽
与山水画相较，蓝瑛在花鸟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加令人侧目，因此为众人所追捧。蓝瑛绘画技艺全面，山水之外，松竹、湖石、花鸟亦各俱胜长。较之山水、树石，蓝瑛的花鸟画呈现出另一种蓬勃旺盛、活泼自在的幽然之趣。蓝瑛花鸟画远宗宋代院体，近得同时代文人花鸟画风濡染，学习孙克弘撷取周之冕“勾花点叶”之法，又吸收吴门画派沈周、陆治、陈淳等工写结合的特色，推陈出新，线条勾勒，功力深湛，呈现出融工笔和写意相结合的风格。蓝瑛以山水画的苍劲雄奇笔墨，运用于花鸟画创作，画风灵动而不跳脱，笔墨爽利而不粗鄙，配以稍显夸张的造型，使作品整体显得粗中有细，豪放中又透露出江南画师所独有的细腻。三百年后我们仍可从蓝瑛花鸟画中领略到鸟语花香，清新扑鼻。
明 蓝瑛《红叶秋禽图》轴 天津博物馆藏
明 蓝瑛《秋色梧桐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山高水长
谢稚柳在其《鉴余杂稿》中指出：“李寅画派出于蓝瑛，而袁江出于李寅。扬州画舫，除萧晨画宗仇十洲而外，其他则大都出于蓝瑛。尚有袁江山水一幅轴，其画笔亦极似蓝瑛，足见当时江浙之间，蓝瑛画派影响之大。”
清 蓝孟《洞天春霭图》轴 浙江省博物馆藏蓝瑛天资聪颖，成名较早，又广泛结交名流，其声誉高出时辈画家。他在明末清初的江南画坛，开创“武林画派”，影响所及，如山高水长。以蓝瑛当时在江浙一带的声望，人物画家为雇主所绘人像，如有蓝瑛补景，其画作更受时人青睐。蓝瑛与写像高手谢彬、徐泰既互为画中社友，亦多有作品合作。当时崇尚蓝瑛画派的画家众多，仅浙江亲炙私淑，不计其数。蓝氏一门子嗣如蓝孟、蓝深、蓝涛、蓝洄；学生有刘度、洪都、陈璇、王奂、冯仙湜、顾星等。最负盛名的陈洪绶，其山水、树石、花鸟几乎无一不是出自蓝瑛。浙江之外，江苏地区也不乏蓝瑛画派传人，扬州李寅、袁江之外，金陵八家中龚贤、樊圻、高岑、吴宏等人的画迹中，多少都显示出与蓝瑛画派有一定的渊源。从中可以看出“武林画派”与“金陵画派”同时并存，在艺术上各有所长，共同影响的特征。
明 蓝瑛《江皋暮雪图》轴 浙江省博物馆藏
清 刘度《雷锋夕照图》轴 浙江省博物馆藏延伸阅读：
《富春山居图》递藏经历
《富春山居图》，高一尺余，长约二丈。此图展现了富春江一带景色：富春江两岸峰峦坡石，似秋初景色，树木苍苍，疏密有致地生于山间江畔，村落、平坡、亭台、渔舟、小桥等散落其间。董其昌称道，“展之得三丈许，应接不暇。”确给人咫尺千里之感。这样的山水画，无论布局、笔墨，还是以意使法的运用上，皆使观者不能不叹为观止。正如恽南田所说，“所作平沙秃峰为之，极苍莽之致。”董其昌还曾说，他在长安看这画时，竟觉得“心脾俱畅”。
1350年黄公望将此图题款送给无用上人。《富春山居图》便有了第一位藏主，从此开始了它在人世间600多年的坎坷历程。此画作成之初，无用上人就“顾虑有巧取豪夺者”。不幸被他言中，明成化年间沈周藏此图时便遭遇“巧取”者。沈周请人在此图上题字，却被这人儿子藏匿而失。后来此图又出现在市上高价出售，敦厚的沈周既难于计较又无力购买，只得背临一卷以慰情思。之后又经樊舜、谈志伊、董其昌、吴正志之手。
清顺治年间，吴氏子弟，宜兴收藏家吴洪裕得之后更是珍爱之极。恽南田《瓯香馆画跋》中记：吴洪裕于“国变时”置其家藏于不顾，惟独随身带了《富春山居图》和《智永法师千字文真迹》逃难。
清顺治七年（1650），江南宜兴吴府，卧病在床的吴洪裕到了弥留之际，因为太珍爱《富春山居图》 ，所以嘱家人准备把它付之一炬“焚以为殉”用来殉葬。
“先一日焚《千字文真迹》，自己亲视其焚尽。翌日即焚《富春山居图》，当祭酒以付火，到得火盛，洪裕便还卧内。”
就在国画即将付之一炬的危急时刻，吴洪裕的侄子吴静庵（字子文）“疾趋焚所”，抓住火中的画用力一甩，“起红炉而出之”，用偷梁换柱的办法，救出了《富春山居图》。
画虽然被救下来了，却在中间烧出几个连珠洞，断为一大一小两段，此画起首一段已烧去，所幸存者，也是火痕斑斑了。从此，稀世国宝《富春山居图》一分为二。
1652年，吴家子弟吴寄谷得到后，将此损卷烧焦部分细心揭下，重新接拼后居然正好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几乎看不出是经剪裁后拼接而成的。于是，人们就把这一部分称做《剩山图》。而保留了原画主体内容的另外一段，在装裱时为掩盖火烧痕迹，特意将原本位于画尾的董其昌题跋切割下来放在画首，这便是后来乾隆帝得到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 值此，原《富春山居图》被分割成《富春山居图·剩山图》和《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长短两部分，身首各异。
元 黄公望 《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 （局部）33x636.9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重新装裱后的无用师卷虽然不是原画全貌，但画中清润的笔墨、简远的意境得以保留。这幅开创了中国山水画新风格的传世巨作，1652年丹阳张范我转手泰兴季国是收藏，后历经高士奇、王鸿绪、安岐诸人之手。辗转经过多人收藏，最终被安岐买到。
1745年，一幅《富春山居图》被征入宫，乾隆皇帝见到后爱不释手，把它珍藏在身边，不时取出来欣赏，并且在6米长卷的留白处赋诗题词，加盖玉玺。1746年，乾隆皇帝又得到另外一幅《富春山居图》。两幅《富春山居图》，一幅是真，一幅是假，可是两幅画实在是太像了，真假难分。
其实，此前弘历已经得到了那一卷《富春山居图》，也就是那幅最著名的假《富春山居》，后世称之为子明卷。子明卷是明末文人临摹的《富春山居》无用师卷，后人为牟利，将原作者题款去掉，伪造了黄公望题款，并且还伪造了邹之麟等人的题跋，从此，乾隆皇帝误认为《富春山居图》子明卷为真，无用师卷为伪。
不管乾隆帝的鉴定结论何等荒谬，安岐所藏的《富春山居》真迹确实从此进入宫廷。就在这座乾清宫里，它被静静地存放了近200年。 20世纪30年代（1933年），故宫重要文物南迁，万余箱的珍贵文物分5批先运抵上海，后又运至南京。文物停放上海期间，徐邦达在库房里看到了这两幅真假《富春山居图》，经过仔细考证，他发现乾隆御笔题说是假的那张，实际是真的，而乾隆题了很多字说是真的那张却是假的，推翻了先人的定论，还它一个真实的面目。直到随其他文物一起南迁。而今，这真伪两卷《富春山居图》都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共同见证着中国书画收藏史上的一段笑谈。
元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剩山图》卷 （局部）纸本墨笔 纵31.8厘米 横51.4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重新装裱后的《剩山图》，在康熙八年（1669年）让与王廷宾，后来就辗转于诸收藏家之手，长期湮没无闻。至抗日战争时期，为近代画家吴湖帆所得。画家吴湖帆曾用古铜器商彝与人换得《剩山图》残卷，十分珍惜，从此自称其居为“大痴富春山图一角人家”。 当时在浙博供职的沙孟海得此消息，心情颇不平静。他想，这件国宝在民间辗转流传，因受条件限制，保存不易，只有国家收藏，才是万全之策。于是数次去上海与吴湖帆商洽。晓以大义。吴得此名画，本无意转让。但沙先生并不灰心，仍不断往来沪杭之间，又请出钱镜塘、谢椎柳等名家从中周旋。吴湖帆被沙老的至诚之心感动，终于同意割爱。1956年，画的前段来到浙江博物馆 。成为浙江博物馆“镇馆之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