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荷兰外交官，他在中国文化上的造诣让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会为之汗颜不已，这样一个真正的外国人何以成为一个中国通的？
高罗佩高罗佩的生平
高罗佩（1910~1967），字芝台，是罗伯特·汉斯·古利克的中文名。高罗佩是荷兰汉学家、东方学家、外交家、翻译家、小说家。
学生时代
高罗佩于1910年8月9日生于荷兰扎特芬，父亲是驻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荷兰殖民军队的一位军医。父亲退役后，高罗佩全家定居尼曼根附近的毕克村，这是归国侨民喜爱的定居地之一。那时，家中花瓶上的中文文字使他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高罗佩年少时在印尼爪哇岛留影1930年，高罗佩进入莱顿大学，选择汉学作为专业，那时汉学研究在莱顿大学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传统。1932年，高罗佩获得中文及日文学士学位和殖民法学士学位之后，决定去乌德勒支大学继续深造。1934年，高罗佩以一篇论及12世纪米芾有关砚的论说的文章获得了东方研究硕士学位。其后不久，1935年3月7日，他在乌德勒支大学进行了博士论文答辩。
外交生涯
作为荷兰职业外交官，他通晓15种语言，曾派驻泗水、巴达维亚、东京、重庆、华盛顿、新德里、贝鲁特、大马士革、吉隆坡等地，职务从秘书、参事、公使到大使。
一等秘书高罗佩尽管仕途一帆风顺，但流芳后世的却是他的业余汉学家的成就，荷兰人对中国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也应归功于他对中国文化的传播。
中国娶妻
由于对中国文化的强烈认同和沉迷，高罗佩一心想找一个有教养的中国女子终身为伴。在重庆任荷兰使馆一秘时，他爱上当时在大使馆任秘书的江苏名媛水世芳女士。水世芳为清代名臣张之洞的外孙女，其父亲水钧韶曾在中国驻列宁格勒总领事馆工作，后来任天津市长。
高罗佩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孩子水世芳不仅是名门之后，而且是齐鲁大学毕业生。1943年，高罗佩与当时22岁的水世芳结婚，以后共有4个子女。
高罗佩与中国文化汉学研究
高罗佩在他成果卓著的漫长学术生涯中一直都在发表汉学研究著作。完成学位论文之后，他就开始着手译介中国古代哲学家鬼谷子的论著。在那个语言学研究统治欧洲汉学界的年代，这是一项颇有见地的工作，可惜这部书稿在二战中毁于战火。
关仲航与高罗佩他一贯倾向于选择与他个人偏好相近的课题，而不是紧跟学术时尚，因此他写出了大量极富独创性的研究专著，而且在四五十年之后，其中的大多数仍在印行。
学习琴艺
1943年初到重庆时，高罗佩就被神奇美妙的中国文化所吸引，他对中国琴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聘请中国琴师指导自己弹奏《高山流水》等乐曲，每当弹琴时，他神情专注，摇头晃脑，一副沉醉其中的模样。同年他与于右任、冯玉祥等社会名流组织“天风琴社”，专门从事中国琴艺研究。
高罗佩在书房抚琴高罗佩认真投入中国琴文化研究，他花费大量心血写成英文专著《琴道》一书，由日本上智大学出版，此书旁征博引，将古琴乐谱和各种琴学著述，以及文学美术中涉及古琴的资料精心译成英文，并加注释，被认为是古代琴学研究领域的权威之作。
练习书法
高罗佩从20岁开始练书法，终生不辍，到重庆后，他更是将这种爱好发挥到了极致。他的“高体”字笔力雄健，功底深厚，并偏爱行书与草书，他对于中国书法的兴趣促成他翻译米芾《砚史》译本（北京，1938）。
高罗佩写给沈尹默先生的书法
高罗佩抄写的诗高罗佩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令中国人感动，他在精心绘制的一幅中国画上用汉字题款：“荷兰国笑忘高罗佩识于芝台之中和琴室。”这里面的“笑忘”是他自取的字，暗寓“笑忘百虑”之意；“芝台”是号；“中和琴室”是书斋名。他与水世芳女士结婚之后，把书斋改名为“吟月庵”。
东方文物鉴赏家
高罗佩是一位东方文物的收藏家和鉴赏家，诸如古琴、书画、瓷器、画谱、琴谱、佛像等都是他收藏的对象。高罗佩对收藏古物有自己的主张，他不买稀世之珍，偏爱残缺古物。
抗战时的重庆有一个上流人士的古琴社团叫“天风琴社”，高罗佩是唯一有资格参与的外国人
他对书画进行鉴赏和研究，积十几年苦功编成《中国绘画鉴赏——中国及日本以卷轴装裱为基础的传统绘画手法》（Chinese Pictorial Art as Viewed by the Connoisseur，罗马，1958） ，全书近600页，插图160幅，书末附有42种中、日纸张样品。还有《书画说铃》译本（贝鲁特，1958）。
藏书家
高罗佩还是一位藏书家，他收藏的重点是中国古籍。在他逝世后，他的全部藏书及遗稿由家属捐送出来，珍藏于荷兰莱顿国立大学汉学研究院专门设立的“高罗佩藏书专室”，这个藏书室业已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一块宝地。
高罗佩收藏的版画《大闹纪家寨》高罗佩与他的小说
小说创作背景
他对清人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中主人公狄仁杰屡破奇案大为折服对西方侦探小说和中国公案传奇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比较后，认识到书中所描写的中国古代法官的刑事侦讯本领，无论在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侦破奇案的能力方面，还是在犯罪心理学的素养方面，比起福尔摩斯、格雷警长等现代西洋大侦探来，均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也惊奇地发现中国读者喜欢读西方的侦探小说，这些小说在西方水平很低，而且当时翻译成中文后水平更低了，中国源远流长的公案传奇在西方却屡遭讹传和贬低，中国古代法官的形象在西方也常受到歪曲和损害，高罗佩对此深为不平
《大唐狄公案》
20世纪40年代末，高罗佩先是将《武则天四大奇案》译为英文，又以狄仁杰为主角用英语创作了《铜钟案》。他原本准备在中国出版《 铜钟案》的中文本，但由于中国出版商尚未意识到该作品的巨大价值，表现并不积极，高罗佩只好先出版英文本。
各国出版的狄公小说英文本的《铜钟案》出版后大获成功，一发不可收拾。经出版商的再三催促，高罗佩一鼓作气在20世纪50—60年代又陆续创作了《迷宫案》、《黄金案》、《铁钉案》、《四漆屏》、《湖中案》等十几部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最终构成了高罗佩的“狄仁杰系列大全”——《狄公断案大观》（Celebrated Cases of Judge Dee）， 即《大唐狄公案》，包括15个中长篇和8个短篇，全书约130万字。这些各自独立的小说按编年顺序排列，但不依据成书日期，而是根据狄公一生中重要事件的发生时间。
《大唐狄公案》小说的评价与贡献
高罗佩对中国文化、艺术、法律及社会历史等方面的渊博知识在《大唐狄公案》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发挥得淋漓尽致。书中在叙述狄仁杰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任职侦破疑难大案的同时，还广泛展开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民情风习的深入描绘。书中歌颂了狄仁杰的为民做主和缜密思维，宣告了邪恶势力的最终溃灭并受到法律制裁。作品在叙述故事、展开情节的同时，把中国古代社会的典章、名物、风俗习惯、人情地貌同西方现代心理学、侦破学知识巧妙地结合起来，把东方小说中大故事里套小故事的结构方式同西方现代文学的突转、余波融为一体。
高罗佩为《狄公案》创作的插图在叙述方式和写作技巧上，它既不同于中国的公案小说，也有别于西方福尔摩斯、亚森罗平、波洛的探案故事，做到了东西方文学的互补与交融。
高罗佩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而且在于他以自身的创作实践，完成了从公案小说到侦探小说的变革。
一个欧洲人，研究狄仁杰，他的毛笔书法更是一绝
按照传统观点，高罗佩的汉学属于“另类”。他不满足于在经典古文中寻章摘句，而是接触社会，在民俗中发掘中华文化，收集资料，进行研究，介绍给全世界。他既述且作，将中华文明与西方思想相结合，写出不少传世之作，实为汉学之扩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