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光斗六面文印拓片（翁方纲《复初斋外集》）
篆体“丁未大魁”印文
篆体“左光斗印”印文
国家图书馆藏“宜城天堑”碑刻拓片左光斗（1575-1625），晚明安庆府桐城县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官至左佥都御史。天启四年（1624）与杨涟一起弹劾当权宦官魏忠贤，次年遭到迫害，惨死狱中。后崇祯朝，冤狱昭雪，追赐太子太保，谥“忠毅”，后世称“左忠毅公”。史可法（1602-1645），明末河南开封人，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抗清名将。后战死扬州，南明朝廷谥其“忠靖”，清乾隆追谥“忠正”。
方苞笔下的左光斗与史可法
据桐城派鼻祖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记述：左光斗视学京畿时，一日他与随从外出，途中风雪交加，他们便入一座古寺歇息。推开寺门见一书生正伏案而睡，案旁放着刚刚写好的文稿，左光斗拿起文稿仔细展读一遍，暗喜于心。看着熟睡中的书生，不忍打扰，便解下貂皮大衣为他盖好，缓步离去。出门时遇见寺中僧人，打听得知书生是前来京城准备应试的考生，名叫史可法。
过了几天开考了，左光斗正是此次京考的主考官，堂下小吏逐一高喊考生的姓名，当喊到史可法时，左公定睛打量，正是那天在古寺中遇见的那位勤奋书生。考试结束，呈卷于主考案前，左光斗一一审定，当看到史可法考卷时，果然文章甚佳，眼前一亮，评定为第一名。
之后，左光斗召见史可法，赞誉勉励一番，并引入后堂拜见左夫人，左光斗说：“我们几个孩子都是碌碌无为之辈，将来能继续我事业的，恐怕要靠这位门生了。”此后，左光斗与史可法常常谈论学问、讨论时政，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数年后，左光斗因弹劾魏忠贤，被迫害下狱。史可法闻左公被施炮烙酷刑，危在旦夕，乃准备好五十两黄金，泣不成声的哀求狱卒使他进去见恩师一面。狱卒被他打动了，便让他换上破衣草鞋，装扮成拾垃圾者，混入狱中。当史可法见到左公时，左公已“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可法乃“抱公膝而呜咽”，左光斗听出是史可法来了，却奋力挥开史可法，怒斥说：“庸才，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柱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于是摸拾地上的刑具，作出投击的姿势。史可法见此般情形，不禁潸然泪下，无奈而出。此后，史可法常常泪流满面的跟别人讲述着狱中见恩师的这段场景，说：“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听者无不为之动容。
崇祯末年，农民起义军常出没于蕲、黄、潜、桐之间，史可法奉命驻守安庆、桐城一带。史公每往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于堂上。”行弟子之礼。
左光斗六面文印章
古代文人多喜刻章，或钤于书画题款之后，或印于藏书扉页之上，一生所用私章一般都有很多方。安徽博物院收藏有一方左光斗印章，呈正方体，六面皆刻有文字，一印可当六印用，十分有趣。而所有印文均为篆体，古朴雅致。
六面印文其一刻“左光斗印”四字，字体遒劲，折射出印章主人铁骨铮铮的性格。第二面刻“月当大斗”四字，此印文与左光斗生辰有关，《左忠毅公集》卷五记载：“左公字共之，号沧屿，别号浮丘，生辰月当大斗，故名光斗。”第三面刻“丁未大魁”四字，左光斗为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此年为干支纪年中的丁未年，丁未年考中进士，故曰“丁未大魁”。第四面刻“古遗直氏”四字，语出《左传》：“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意为直道而行，有古人遗风。第五面刻“抗疏传经”四字，此句则出自杜甫的诗句：“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就是说汉朝的匡衡向皇帝直谏，他把功名看得很淡薄；刘向传授经学，怎奈事不遂心。左光斗刻此“抗疏传经”印文，有追仿先贤之意。左光斗身为左佥都御史，作为言官，有直言进谏的职责，此印文亦是铭其志。另外左光斗《过马皖公侍御古唐山庄》诗云：“近郭园成景色新，烟萝绕径可藏身。隔篱风雨花迎客，傍水楼台鸟伺人。抗疏传经诚足慕，买山游岳总成因。与君试步大堤上，霜满青天月满筠。”其中也有“抗疏传经”的诗句。第六面刻“紫薇太薇闲人”六字，据说左光斗被逮时，星象正是“月入太薇”，左公卒时，“白气长数百丈，扫尾箕间，上贯紫宫。”是冥冥中注定，还有后人附会而成，不敢妄测。
笔者搜阅了一些古籍，发现潘衍桐的《两浙輶轩续录》、王相的《友声集》、翁方纲的《复初斋外集》都对左光斗六面印章的拓本有记载，而且翁方纲的书中还收录了印章的拓本图片，对比可知正是安徽博物院收藏的这方左光斗六面文印章。
这枚印章的六面印文内容可谓涵盖了桐城先贤左光斗的一生，从生辰至中举，再到为官时的性格，最后被逮而卒。所以翁方纲认为“或后人所篆，为公纪实者也”，此说也是有道理的。另外，翁方纲文中还提到此印当时为左光斗六世孙左燽所藏。
史可法“宜城天堑”碑刻
左光斗是晚明安庆府桐城县人士，而其弟子史可法亦与安庆颇有渊源。明末崇祯年间，史可法监军安（庆）、池（州）道，在安庆府县各地与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展开激烈的争夺，宿松白崖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曾是史可法退守的地方，如今那里还留有史可法题“最后一乘”等刻石。而史可法在安庆所留下碑刻中，最著名的恐怕要数“宜城天堑”碑刻了，宜城是安庆的别称，或许是因“宜城天堑”寓意良好，而为安庆历代人士所重视。
据康熙《安庆府志》卷十三记载：“前楼在集贤门外，明崇祯九年（1636）兵备道史可法、知府皮应举因防流寇特建。如城门制，上为高楼，下为圜门，悬石额向北曰‘宜城天堑’，向南曰‘磐石万年’。楼下西偏立关圣庙，楼上置炮石，史、皮二公日夕枕戈防御，皖境得安。”
因这座前楼的门头上悬“宜城天堑”石额，故也被人们称之为“天堑楼”，后在太平天国战乱中，天堑楼被毁。清代最后一年（1911年）的5月15日，《申报》刊出一则《皖坤重修天堑楼》的报道：“皖省北门外清定局旁旧为天堑楼故址，该楼为明史忠正公可法所建，有‘宜城天堑’及‘磐石万年’二石额，亦系史公遗翰，后被发逆（太平军）毁坏，仅存基址。‘磐石万年’一额遂失，所在‘宜城天堑’一额则移置北城黄花亭女墙（城墙上的矮墙）之上……”后来因改朝换代、时局动荡，重修天堑楼也就作罢。
1933年《安徽民政月刊》曾登出了“宜城天堑”碑刻的摄影，并附文称：民国十年（1921），此碑刻移置菱湖公园内（西偏），建小亭庋藏，并附碑详纪其事。这里自然也就成为民国菱湖公园里的一处重要胜景，据程小苏《安庆旧影》介绍：“西有横岗，又构一亭，树史可法‘宜城天堑’碑。岗上遍植梅花，以象征扬州史公葬衣冠处之梅花岭。”
可惜抗日战争爆发，亭毁碑失，至今“宜城天堑”碑刻难觅踪迹。不过，今可据徐乃昌先生1930年代编修的《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获知“宜城天堑”碑刻的尺寸和内容。刻石高一尺四寸六分，宽六尺（清代一尺约合32厘米，据此推算，拓本高约47厘米，宽192厘米）。四字并列，字径一尺一寸。碑刻右端有六行小字题名：“钦差整饬安池等处监军兵备兼理钱粮驿传江西布政使司右参议兼提刑按察司史可法，直隶安庆府知府皮应举，同知康良献，通判□□□，推官薛之垣”；左端有二行小字题名：“怀宁县知县黄配玄，皇明崇祯玖年正月吉旦立”。
同时，中国国家图书馆也收藏有“宜城天堑”碑刻的拓片，字迹清晰完整，与上述记载完全相符。且拓片右下有徐乃昌钤印，很可能就是徐乃昌编纂《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时所制的拓片，如今亦是相当珍贵。（安庆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