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川普携夫人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咱们自然以礼相待，这不，习大大就首先带着川普去参观了故宫，在参观珍品文化展时，走到金编钟展柜前，特朗普还被建议抱了一下纯金的金编钟。而要说起这金编钟，它可有一段传奇故事。
公元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经过康熙、雍正两位皇帝的励精图治，到了乾隆王朝，正是史称“康乾盛世”的顶峰。那时的乾隆皇帝风光无限，号称“古稀天子”、“十全老人”。这一年，乾隆八十大寿来临，他要大办万寿庆典，世界各国使节纷纷来到京城纳礼朝贺。为了显示皇朝的尊贵与富足，为了表示他对爷爷康熙的尊重，乾隆效仿康熙帝在六十岁生日时铸造金编钟，下令再打造一套更大的金编钟作为祝寿之礼。在乾隆皇帝的万寿大典中，这套金编钟被放置在太和殿上。
它由一万多两黄金铸造而成，每一件编钟的背后有“乾隆五十五年造”的款式。编钟上瑞兽复为钮，两条蟠龙跃然其间，波涛云海环绕金钟，彰显着帝王尊贵之象。更令人称奇的是，与铜编钟以大小不一来定音不同，这16只黄金编钟外表大小一致，是靠其厚薄不同来定音的，实属稀世之宝。
而到了民国十一年（1922年），留居清宫的逊帝溥仪，仍按照清代帝王礼制的旧例，准备盛办“大婚典礼”，但这笔款清宫拿不出来，最后只得从清室的财宝中想主意。他们搜集金银珠宝和文物古玩，用这些财宝向北京盐业银行贷款40万元。这当中最昂贵的当属16只金编钟。
这16只金编钟属稀世珍宝，价值连城。但金编钟到期未能赎回，由盐业银行补给一笔现款，金编钟归了盐业银行，在外商保管库密藏。以后由于在财务上作了手脚，金编钟成了账外物资。为了安全起见，盐业银行将金编钟转移到北京东交民巷一处不为人知的外商银行仓库密藏起来。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密藏金编钟之事不久即泄露于民间，当时军阀和国民政府都希图染指。北京街头也曾谣传此事，内务府不得不在报上辟谣，盐业银行亦矢口否认。
“九一八”事变后，盐业银行唯恐北京不安全，1932年就秘密从北京运到天津法租界，存放在盐业银行天津分行（旧址位于今和平区赤峰道12号）带有夹层的地下室库房里。1937年，天津被日军占领，日本特务就千方百计探听16只金编钟的下落。
当时，作为盐业银行经理的陈亦侯，对谣传日军要接管法租界而深感不安，于是电报请示时任贵州省主席的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询问在难以保存金编钟时应如何处理。吴鼎昌的回电很简单，只有一个“毁”字。但陈亦侯认为金编钟系国宝，毁了太可惜，而放在法租界的盐业银行地下库房也不安全，二人遂来到胡仲文住处商议如何保护金编钟。经过反复斟酌，他们决定将金编钟藏在不显眼的位于英租界的北四行储蓄会地下室里。
1940年4月底的一天夜里，天气阴沉，星月无光。胡仲文、陈亦侯约定好在晚上11点运送金编钟。他们等到银行人员都下班了，陈亦侯先生跟他的司机杨兰波，我父亲跟他经理室的工友徐祥四个人开始转移金编钟。他们将金编钟小心翼翼地装在4个大木箱中，由汽车分两次运到北四行储蓄会。第一次由中街直接送到。第二次则绕行很远的佟楼再折回来。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些昂贵的金编钟，运进了北四行储蓄会地下室的库房。第二天，胡仲文令庶务买了几吨煤末堆在地下室门口，这样地下室的门就看不见了。
从1940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日军及领事曾多次盘查，但胡仲文、陈亦侯、杨兰波和徐祥四人均守口如瓶，没有泄露半句。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有关部门也派出警察、特务，多次探听金编钟的下落，二人均推说不知其详。
1949年，天津解放后的第三天，胡仲文、陈亦侯立即致函天津军管会，将编钟及珍藏的玉器、瓷器全部上交给政府。经历近十年的风险后，国宝金编钟终于回到人民手中，现陈列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内，公开展出。
来源：潘家园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