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家具研究

　　《五山十刹图》中的南宋佛教家具（下）

　　文/邵晓峰 编辑/陈桂湖

　　导语

图1 前方丈椅子

图2 径山方丈椅子

图3 东福寺本灵隐寺椅子

　　本文上期所讨论的《五山十刹图》的家具图像之中，除了卧具之外，其坐具、承具等也具有探讨价值。《五山十刹图》中的坐具有前方丈椅子（图1）、径山方丈椅子（图2）、东福寺本灵隐寺椅子（图3）、径山化城寺客位椅子（图4）、径山僧堂椅子（图5）。（作者注：本文中的前方丈椅子、径山方丈椅子、东福寺本灵隐寺椅子的立体示意图为方海先生绘制，径山化城寺客位椅子、径山僧堂椅子的立体示意图为张彬渊先生、薛坤先生绘制。）

图4 径山化城寺客位椅子

图5 径山僧堂椅子

　　人物名片

　　邵晓峰，江苏省委宣传部授予的“首届江苏青年社科英才”、江苏省政府“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学术领军人才。南京市青年美术家协会主席、江苏省青联常委、江苏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徐悲鸿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江苏省社科联理事、江苏省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南京大学中华图像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导，艺术学院美术与设计研究中心主任。

　　《五山十刹图》中的各种坐具

　　前方丈椅子与东福寺本灵隐寺椅子都为扶手椅，在装饰上颇具共性：曲搭脑均为三段弧形，末端饰有灵芝纹；扶手均为两段弧形，末端也有饰灵芝纹；背板上端的雕饰也均是灵芝纹的适合纹样。在宋代扶手椅中，采取灵芝纹装饰的还有宁夏贺兰县拜寺口双塔出土辽代木扶手椅、南宋陆兴宗《十六罗汉图》中的扶手椅、宋佚名《十六罗汉•矩罗尊者》中的扶手椅等，可见此纹样在宋代佛教家具中是较为流行的。

　　径山化城寺客位椅子则为靠背椅，装饰主要出现在背板上，特征为方中带圆。搭脑上做出三段变化，中间一段最高，且边端作弧形变化，两侧的两段偏低，其两边也作弧形变化。

　　径山方丈椅子与径山僧堂椅均为圈椅，椅背搭脑和扶手连为一体呈圈形，椅圈末端向外回卷为卷云形，这些是宋代交椅扶手的流行做法。径山方丈椅子的椅足为三弯腿，末端有向上的草叶纹翻卷，腿下带托泥，较为新奇。在宋代圈椅中，日本所传顶像画（宋式住持椅）中的圈椅三弯腿下也有托泥，南宋佚名《观径序分羲变相图》中的圈椅则无托泥，但有束腰。南宋佚名《观径序分羲变相图》（日本福中县西福寺藏）、南宋佚名《无准师范像》（绘于1238年）中的圈椅腿也均为三弯腿。

　　径山僧堂椅的椅圈由靠背和两根向上弯曲延伸的后腿支撑，并用云纹牙子来加强后腿顶端与椅圈的接合。为了将椅圈和后腿的连接关系以及后腿的弯曲程度表达清晰，绘图者将两只后腿以45度斜角画出。为了表达腿间前枨、后枨、侧枨的高低关系，绘图者将侧枨绘成在前腿外侧水平伸出，形成“步步高枨”的形式，即前枨最低，后枨最高，而侧枨居中。椅背为三段木框嵌板结构，上段雕饰如意云纹，中段为实心嵌板，下段为牙板构成的云纹亮脚。前腿与座屉之间饰有云纹牙子，管脚枨与前腿末端相交处有牙角托子。根据径山僧堂椅的立体示意图，可见这是一件“天圆地方”的直腿圈椅，椅圈由靠背和向上延伸弯曲的后腿支撑，曲直相合，端庄文雅。这种圈椅在我国尚未发现宋代的实物或图像，但在日本却保存着由宋代传入的类似的椅子，如日本圆觉寺开山堂的《佛光国师坐像》中的椅子以及《审海上人坐像》中的椅子。

　　两件造型简练的桌子

图6 《五山十刹图》中所绘的两件桌子

　　此外，《五山十刹图》中的桌子也十分值得一书。其中所绘两件桌子（图6）的造型与结构十分简练，其面板已采取宋代流行的攒边打槽装板的板式结构形式。面板下有足，一桌足间有枨，一桌足间无枨，一桌的足长2尺6寸4分（编者注：当时测量工具使用的是日本曲尺，一尺相当于今天的30.3厘米），另一桌足长3尺7寸3分。两桌无任何装饰，而且其足与枨的细劲程度令人惊讶，由于当时的绘图者十分仔细，又通过实际测量，面板与腿足的比例应当与实际的相似。

　　这两件桌子的细劲程度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南宋佚名《韩熙载夜宴图》中的桌子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因此，其制作的材料只能是硬木一类。尤其是那件高足桌，足间无枨，如此之细劲，又无枨的支持，那么只能在材料的结实程度和榫卯的牢固程度上想办法，否则长达113厘米的细足是难以实际完成桌的长期使用功能的。

　　承具之圭脚托泥式香几与堂僧前几

图7 香几

图8 径山样佛殿及堂僧前几之一

　　《五山十刹图》中绘有一承具圭脚托泥式香几（图7）以及两件径山样佛殿及堂僧前几（图8、图9）。香几原图上记为“香台”，其实就是一种圭脚托泥式香几，即香几的四足底部有托泥，托泥下又设圭脚。该几的牙头、足底、圭脚的装饰元素以云纹为载体进行变化。与香几相比，两件径山样佛殿及堂僧前几则更出现了更为复杂的造型与装饰。其造型均为束腰带抽屉托泥式，托泥下置圭脚，托泥上三弯足的末端向上反卷成精致的草叶纹。几面的两个端头上翘，这一造型在明清时期也被称为翘头案。

图9 径山样佛殿及堂僧前几之二

　　和左几相比，右几的装饰更为丰富，不仅卷草纹、云纹遍布全身，还在足间设置罕见的雕花斜曲枨，显得精美奢华。在宋代佛教家具现存实物中，在装饰上与之可以进行比较的当属宁夏贺兰县拜寺口双塔出土的西夏木供桌（图10），它长58.5厘米，宽40厘米，高33厘米，发现于一处西夏寺院的废墟中。桌面为攒边做，中间心板刷有红漆，四边的表面以金线勾勒花纹，桌面边沿饰有上舒下敛的线脚。足间双枨与矮老之间饰有团花纹样的绦环板，足的外侧饰有先雕花后彩绘的角牙，下枨下部饰以云头纹牙条。枨子、矮老、腿足表面还饰有棱状线的线脚。整件供桌绘有金、红、黄、绿等色，虽历经千年时光流逝，但至今仍色彩光亮，富丽堂皇，体现了浓厚的藏传佛教家具的装饰风格。

图10 宁夏贺兰县拜寺口西塔出土西夏供桌

图11 北京房山区天开塔地宫出土辽代木供桌

　　北京房山区天开塔出土的辽代木供桌（图11）在装饰上也匠心独具。它长55厘米，宽41厘米，高35.5厘米，其最大特色在于桌面与上枨之间的卡子花。这一装饰部位被两组矮老（每组两个）分隔为3个正方形空间，每一空间内饰有一圆形四瓣花的透雕卡子花，每组矮老间的狭小空档中又饰有宝瓶型卡子花。能在桌子正前方的视觉焦点上作如此复杂的处理，这在当时堪称独特，也为当时佛教家具设计的丰富性做出了贡献，这种卡子花的装饰形式在后来的明清家具中也不曾见到。

　　庋具之圣僧橱与屏风

　　图中所绘庋具有众寮圣僧橱与径山僧堂圣僧橱，原图记作“众寮圣僧宫殿”与“径山僧堂圣僧宫殿”，虽曰“宫殿”，实则在造型与功能上就是橱柜造型的佛龛，而且由后面的众寮戒腊牌可知宫殿中的圣僧为观音大士。众寮圣僧橱装饰华美，体量巨大。底部为高大的三弯足，足末端向上反卷成草叶纹，足间设置雕花斜曲枨，这与前述的径山样佛殿及堂僧前几如出一辙，区别只在足下托泥不带圭脚。径山僧堂圣僧橱则颇具建筑风范，既有须弥座，又有桥的连接，但尺度小得多。有意思的是其须弥座上有围栏蜀柱，下有云纹牙条和三弯腿，表明这是一件能够移动的家具。

图12 灵隐寺屏风

　　图中所绘屏具有灵隐寺屏风（图12），为三折式，每折上端为中拱的三弧式，两端饰有灵芝纹。整座屏风通宽14.3尺，中屏高19.34尺。经折算，这是一件宽433.3厘米，高达586厘米的庞然大物，十分壮观。今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屏风中，尺度最大的是太和殿屏风，七扇通宽525厘米，高425厘米，但它的高度也远不及灵隐寺屏风，可以想见当时陈设这件屏风的灵隐寺庙堂建筑是何等高大雄伟！宋代多屏式屏风中以三折式居多，山西大同十里铺辽墓壁画、宋佚名《高士图》、宋佚名《十八学士图》、南宋刘松年《罗汉图》等画中绘制的均是三折屏。例如，宋刘松年《罗汉图》中的三折屏风，中扇稍大，边扇稍窄，并向前折成一定角度，呈八字形，可站立。这类实物资料可见于山西大同晋祠彩塑中的圣母像，圣母端坐于宝座上，身后立着宽大的水纹三折屏风。屏风正扇宽大，两边扇稍窄并微向前收，呈八字形。这种陈设形式源于周代时期的“斧依”，直到明清时期，皇宫中仍保留着这种形式。

　　另外，图中的径山法堂法座、佛坛、灵隐寺鼓架、金山寺山门香炉炉架、灵隐寺山门香炉炉架、明州天童山杈架也别具特色，或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传统建筑中的须弥座的束腰与叠涩（如法座、佛坛）做法，或将架具进行了灵活性的发展变化，以适用于不同的功能性承载（如鼓架、香炉、杈架）。

　　综上所述，以上这些丰富多彩的宋代佛教家具图像不但具有鲜活的历史文献价值，而且为我们探索与发展当今的家具及其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