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乐:古家具收藏的魂兮归来

2016年08月25日10:49   新浪收藏   微博收藏本文     

  文/谢谷 图/可乐马古典家具博物馆

  2015年保利秋拍,一件王世襄旧藏明万历黑漆描金彩绘顶箱大四件柜以1725万元成交。在硬木家具依然是古家具拍场绝对主角的同时,精彩的漆木家具也让人看到更多可能。正如行家所言,“买黄花梨老家具的藏家也开始收藏漆木家具,他们逐渐体会到,很多漆木家具并不亚于黄花梨家具。”

漆木家具收藏家 马可乐漆木家具收藏家 马可乐

  一条鱼的另一段

  如果同时打开《明式家具珍赏》和《可乐马选藏山西传统家具》,将前者175件硬木家具和后者148件漆木家具对比,那么,两者间有趣的关联将一览无遗。以行家观点,漆木家具和硬木家具本应视为一个连续的整体,彼此的构想和审美品味经常互相揉合。

  “然而,中国传统家具就像是一条鱼,出于商业的目的,我们将鱼切做三段,只取用中间一段而忘了两头。”古家具收藏家张德祥说。

  将家具放进体系中研究,可以廓清一个时代的审美与工艺倾向、社会和文化背景,这是打通不同器形任督二脉的关键。图为可乐马古典家具博物馆一角。  将家具放进体系中研究,可以廓清一个时代的审美与工艺倾向、社会和文化背景,这是打通不同器形任督二脉的关键。图为可乐马古典家具博物馆一角。

  明清时期的硬木家具,尤其是黄花梨家具,赚足了藏界的眼球,除了市场的有效运作,家具本身的材美工良、造型优美自然是主要原因。

  当下的现实是,市场的硬木家具精品数量越来越少,但价格越来越高,同时,硬木家具程式化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比如,器形一致的两件黄花梨方桌,在不同预展现场出现,让人错觉原本可能在历史上出自同一作坊的两件家具,走散后又在同一时空重现。

  程式化或与晚明开始兴起的城市商品经济有关,当家具生产由私人订制变为作坊式制作,某一个器形受到市场欢迎,就会被不断复制。程式化对藏家的一大影响是审美疲劳,也让越来越多的古家具收藏家转身,将视线转移到民间漆木家具上。

  那些时间跨度更大(实物可早至金元时期)、造型变化更为多端、细节表现更值得玩味的漆木家具,为收藏价值取向的丰富与圆满提供了可能。

  在众多漆木家具收藏家中,马可乐算得上是其中的先知先觉者。

  20世纪80年代后期,来自山西的漆木家具大量涌现市场,让马可乐感到惊喜。这些家具同他当时熟悉的硬木家具很不一样。

  “我只是依据经验和直觉判断这些东西好,不应该随便被卖掉。”他说。

  当时浮现市场的大部分漆木家具都只是民间的一般家具,但马可乐还是从里边选出了一些自认为有价值的,想办法留了下来。

图1 壸门式直枨条桌图1 壸门式直枨条桌

  《可乐马选藏山西传统家具》中,有一件壸门式直枨条桌(图1),马可乐收藏了近30年。这件家具被他视作收藏的里程碑,“从它开始,我才重新认识漆木家具的收藏价值,有了自己的收藏方向。”

  此桌在大边安单直枨,抹边安双直枨,属于宋代传统形制。随着榫卯技法在明末兴起,大边安直枨的做法几已消失。壸门形牙条延伸到腿肩,带出曲翘小钩的嫩叶雕饰,从中绽放委角线直下作终,线条完美流畅。修长的四腿和直枨都打洼面起委角,腿足微撇。

  马可乐据此推断,此桌最早可追溯至宋元时期。对他来说,这类早期家具比起晚明的黄花梨家具,无论是造型的雅致程度,还是工艺的精细程度,都不遑多让。从此桌也能看出日后明式家具演进的来路,其研究价值丰富了漆木家具的收藏内涵。

  山西家具,文明的沉淀

  丰富的造型、细节、符号,造就了漆木家具的味道。从藏家手中可见的实物来看,优秀的漆木家具多出自山西,这绝非偶然。

  山西夏季炎热,冬季干冷,有4个月的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这对原本易受侵蚀的漆木家具来说,是极好的“生存条件”。

  崇山峻岭的保护、与外界隔离的地形,加上完整的设计和精良的工艺,使得山西的许多古建筑和文化遗迹至今仍保存完好,早期的传统家具也随之流传。这部分明或明以前高古家具的存在,奠定了山西家具的地位。

  山西盛产煤矿,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仍可就地提供取暖燃料,不像其他地区的人家在不得以的情况下拆除老家具当柴烧以求温饱。

  不过,真正决定山西家具风格并使之成为漆木家具代表的,是数百年中沉淀的历史、社会与文化因素。

  宋朝时,山西长期被北方游牧民族占领。金朝占领中国北方后,迫使宋室南迁。

  “一般认为,被掳的北宋王室和宫廷工匠,由于他们的使命感,有助于在女真族文化的统治中保存宋朝的传统。”前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馆长柯惕思说。

  大同是辽、金两朝的南都。统治者建立了双文化机构,同时也保存了北宋和唐朝的传统。因此,家具中,早期传统风格也得以保留。

图2 花形桌图2 花形桌

  《山西传统家具》一书中有一对花形桌(图2),桌子由上而下挖缺花形,四角踩委角直下腿足,板边曲伏及凸出的小尖头轮廓延续直下下方的大片牙板,并与边沿的断面相互呼应。栏杆塌和长交椅则集中体现了北方早期传统风格的延续。

图3 栏杆塌图3 栏杆塌

  栏杆塌(图3)案形结构,腿足缩进安装,直者多于弯者,用插肩榫与塌面连接。比对内蒙古解放营子辽墓、大同金阎德源墓和襄汾明墓的殉葬器物,就会看到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并使人相信在山西南北一带至少流行了上千年。在山西发现的无数大件类似床榻中,一件榆木床榻的年款是嘉庆九年(1804年)。

  长交椅是一种山西特色,有多件流散出来。据推测,其可能是用于观赏音乐杂剧演出。有关元杂剧起源于金朝的研究,证实了女真文化的演艺传统,晋南发掘的几座金朝墓葬中就有杂剧舞台的明器。直至18、19世纪,依然可见此类长交椅。

  好“武”的家具

  漆木家具最具特色的,要属其浓厚的地方乡土风格。这种风格在山西家具上也表现得尤为明显。

  山西家具的地方乡土风格,除了保存早期传统的保守心态外,很大一部分是继承了北方的游牧文化,即辽、金、元三朝的契丹、女真和蒙古文化的影响。山西地区有400年(916~1368年)被纳入三朝版图。

  辽、金两朝的君主信奉佛教,在山西兴建了无数寺庙。佛教对山西的影响源远流长。汉亡后,鲜卑拓跋氏创建了北魏(386~534年),于公元386年定都大同。他们迅速吸收了汉族文化,并崇信佛教。云冈石窟便是最著名的遗留。供案、供桌类家具,也因此在山西十分常见。

  在装饰艺术上,北方游牧文化具有“雕琢浓华、沉稳凝重及多层次”的鲜明特色,而这正是典型的山西家具乡土风格。浓华密实的花草纹、透雕多几何图形和蜿蜒的三弯腿,都是山西辽金器物的特征。

  虽然此后供桌形制仍在演变,但花草纹、几何纹和三弯腿却越来越常见,乃至成为“标配”。这种类型的供桌虽然南北各地均曾发现实物或形象材料,却从未见有硬木制者。

  这类装饰还在椅具上多有呈现。马可乐收藏的一对榆木南官帽椅(图4),靠背攒框打槽装板,分成四截,开光和亮脚均为花叶纹。上下两侧安角牙装饰,下方两边各安一块透雕渔网织纹的围栏窄板与座面相接。券口牙子搜挖起钩凸缘并透雕花叶纹。

图4 榆木南官帽椅图4 榆木南官帽椅

  拿任何一件硬木南官帽椅比较,都能看出这样的漆木椅具明显偏粗犷尚古。如果说深受文人审美影响的硬木家具好“文”,那么,这样的漆木家具便是深受游牧文化主导的好“武”。

  更生动的漆木家具

  古家具收藏家偏爱漆木家具还在于,硬木家具中的简约风格往往在漆木家具中可以找到对应,而在细节处理上,一些漆木家具甚至比硬木家具更优秀。

  至于北方漆木家具传承中所出现的,既有游牧文化好“武”特征,又现江南明式家具的简约风格,王世襄认为与黄花梨为代表的明式家具有关。王世襄认为,明清时期,晋、陕地区的某些工匠除大量使用一般木材外,也用黄花梨制造家具。

  “即便某些晋、陕工匠从未使用过黄花梨,也会用一般木材制造出和黄花梨家具相似的作品。这是因为明式家具在南宋时已基本定型。元明以降,不同地区的工匠都在继承仿效。”王世襄曾说。

  这类传统的明式风格,一直延续至今。

  对家具的这种讲究,除了匠人匠心独具外,山西高度发达的行商文化或许是催生其出现的主要动力。在明清两朝,游走大江南北的晋商除了带回金钱外,也带回眼光。他们兴建了无数豪门巨宅,一方面为光宗耀祖,一方面也为庇荫子孙。其中一些传世的宅院有堂堂数百个房间,数代同堂,每一间都少不了配置上好的家具。财富、眼光与强烈的民间本土意识,使明式风格的漆木家具更趋多彩、生动。

  体系收藏

  山西家具具备了传统家具的多个面向,“文武”双全,古今交融,其丰富性奠定了它在漆木家具中的位置,也让漆木家具在交流中产生价值。

  1981年至1991年,马可乐一直以经营硬木家具为主。他对1984年在香港最著名的古董街——荷李活道开设家具店时的家具行情记忆犹新。

  “一对广作红酸枝的太师椅也就200块人民币。漆木家具与硬木家具价格区别并没有现在那么大,式样好些的反而更贵些。”马可乐说。

  然而,1985年,王世襄在香港出版的《明式家具珍赏》却在市场中掀起了一阵旋风。

  1985年到1990年,大量黄花梨老家具被先知先觉的商人们从内地征购出来,囤积在广东和澳门口岸,等着一河之隔的香港商人过来从中挑拣收购,然后再由香港流向世界各地。

  “其中有一些真是精彩万分,但是我没有力量把它们都留下来,这需要非常强大的经济基础。”马可乐说。

  那时,一件好的黄花梨老家具,价格已攀升至几十万元。

  20世纪80年代后期,漆木家具成了马可乐的收藏方向。

  当时卖掉一件黄花梨家具大概可以买回数件非常好的山西家具。为入手有价值的漆木家具,去完善他的收藏体系,马可乐宁可卖掉硬木家具。

  “1989年前后,我为收藏一对柜子,花了6万元人民币,当时在北京买一套普通房子也就是10万块钱。”马可乐说。

  2011年,可乐马古典家具博物馆在天津武清落成。博物馆展出数百件金元至明清时期的漆木家具。

  “我收集过康熙、乾隆、嘉庆、同治和光绪时期的四出头官帽椅,将它们排列在一起便能清楚地看到整个形制的发展——各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格。”马可乐说。

  尽可能去收集各个时期的家具,形成体系,这一概念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将家具放进体系中研究,可以廓清一个时代的审美与工艺倾向、社会和文化背景,这是打通不同器形任督二脉的关键。

  现在公开展出的漆木家具藏品,除了可乐马古典家具博物馆,还有天津武清区博物馆。马可乐视前者为专业版,后者为普及版。其中主要的区别在于,武清区博物馆的陈列对象是对老家具没有认识的普通观众;而另一个则是供家具爱好者和研究者看的,两馆各有侧重。

  “漆木家具没有固定的价格,价格在逐渐梳理的过程中形成。过去几年,一个显著的变化是藏家多了,但批量收进漆木家具的现象没有了。频繁的交流和讨论让藏家的水平提升了,优秀的漆木家具价格水涨船高。”漆木家具收藏家张春林说。

  就价格而言,优秀漆木家具已经不再便宜,但是,当藏家转身进入这一视野当中,会发现,这是一片更为开阔、也更具选择性的海洋,可以带给藏家更多收获。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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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老家具黄花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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