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这个案子从法律的层面讲，对今后中国名誉侵权官司会产生什么影响？

　　富敏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案例，因为它将对名誉权和言论自由之间，尤其是艺术评论和争鸣自由之间如何划分界限产生影响。宪法是要保护言论自由的，尤其是要保护艺术和争鸣的言论自由。同时法律也要依法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不能单方面强调保护言论，不注重对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的保护，这样就有可能让有些人滥用话语权；同时，也不能为了强调保护人格尊严，处处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尤其是艺术评论和争鸣的自由权利，这样不利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当中的界限如何划定？这个案例实际上就要回答这个问题。处理得好不好，将会在学术界尤其是艺术评论界产生重大影响。

　　本案中，我觉得不存在侵犯范曾名誉问题。第一，涉案三文没有诽谤，没有故意捏造事实情节，其中郭庆祥一文所讲到的“流水线作画”不仅是他亲眼目睹，还有照片，有证人，范曾也没有否认，只是说是作画方法。第二，涉案文章主要是抨击现象，评论作品，涉及范曾的创作态度，用词也好，观点也好，立意也好，都是善意的，目的是希望我们的艺术家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艺术创作上，批评那种为了抬高自己作品价格而着力于利用各种方式来炒作自己，作品粗制滥造的现象。体现了作者作为一个收藏家或者艺术家或者评论家的社会担当。

　　时代周报：媒体刊登这种艺术批评的文章，应该注意什么？

　　富敏荣：《文汇报》自2005年3月1日起推出《鉴藏》专刊，其宗旨就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在艺术收藏和艺术欣赏两方面的需求，因此自该刊推出后，也多次刊登专家学者之间的不同看法和见解，例如郭庆祥曾于2009年8月29日在该刊发表《庸俗的清宫皇家收藏》一文后，引起了文化界和收藏界的热烈反响和争议。本案的被告之一孙逊也于当年9月26日在《鉴藏》专刊的《争鸣》栏目上发表了《盲目的文化自傲》一文，直截了当地反对郭庆祥先生的观点，并称郭庆祥先生此文反映出盲目的“文化自傲”。

　　对于艺术作品，由于观点理念上、审美标准上、个人情趣爱好上的种种差异，意见发生争议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争论，都是正常的现象。而正是通过这种“百家争鸣”的方式，使得广大读者从中开阔眼界，了解不同观点，也有利于提高民众的艺术审美、艺术鉴赏能力。在这个平台上，作者发表其个人学术观点的行为，属于言论自由尤其是学术言论自由的范畴，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甚至受到鼓励，而不是动辄受到法律的追究。

　　时代周报：本案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原告范曾索赔金额高达540万。在中国名誉案的官司里面，对于索赔的金额有没有最高限额？

　　富敏荣：范曾作为原告有权提起诉讼，这是他的权利，无需质疑。至于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数字，作为原告他也有权利这样提出。至于法院能不能支持，那是另外一回事。精神损害赔偿金，严格来说叫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般最高不超过10万。当然现在也在突破，比如谢晋遗孀告宋祖德兄弟名誉权案，宋祖德兄弟就赔了将近30万，30万当中20万是他们兄弟每个人赔的精神损害费，还有将近10万实际上是为查办这个案件的律师费、交通费、调查费。所以，范曾这次要求540万的精神抚慰金，是不是漫天要价，关键看法院如何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