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庆祥是国内收藏机构玥宝斋的当家人,大连万达集团企业文化负责人,因一篇文章被范曾告上法庭。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付晓东

　　中国字画市场水深，其游戏规则与事事都要西方标准的当代艺术不可比拟。

　　有人问范曾，为什么画价这么贵，他答道：“内靠贪官，外靠土匪。”范曾自然是书画市场种种症结行为的代表———流水线、炒作、依附政要、缺少创新、不断重复自己，样样少不了。但同样，为万达集团收购艺术品的资深字画经纪人郭庆祥此次大规模的“倒范行为”，把范曾推到口诛笔伐的聚光灯下，如果说仅仅是为了伸张艺术正义、社会责任，也依然让人心存疑虑。作为一个多年深度参与字画市场运作、能够把无名艺术家推动为市场排名艺术家的经济推手，据说他与范曾之间的恩怨是非由来已久。在《北京晚报》和《文汇报》整版发表揭露范曾的文章，恐怕远非一般的文艺批评。

　　国画流水线生产礼品画，已经是字画市场里由来已久的状态。艺术家经常反复试验，创作出几种经典构图和题材，然后开始批量复制。有上下叠印的，也有自我临摹的，范曾的流水线更是熟练工种。在这种曝光下，旁观者谴责艺术家不事创新。但事实上，每个人终归只能单独面对一件作品。

　　大批量的需要和写意性的画面，很难要求一个书画艺术家像当代艺术家一样，每张画都保持全新创作的状态。当一个成名艺术家宾客盈门，供不应求的时候，复制本身也成了收藏者的要求，每个人都要自己的这一张像上一张一样好。你可以提倡艺术家保持一个不断自我更新的创作状态，但是他搞流水复制也并没有什么错。只要市场依然有需要，这种供货行为就得以合理维持。搞流水线作业的，在国画界远不止范曾一个人。这也正是越来越多的收藏者放弃字画市场，转向更强调创作的当代艺术作品的原因。

　　在双方都是资深内部高手的前提下，任何一种公开批评，都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政治斗争。不论范曾还是郭庆祥，都是各自利益的前台代表。在大众范围内，指出圈内人所共知的常态，无疑是某种营销策略或工具。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以这样的方式出手？为什么买画十多年后突然“敢讲真话”？十年前，他们的“社会责任”哪儿去了？

　　这往往是画家与操盘手台面下利益分配不均，两股权力互相斗争的表象。

　　虽然背后关系错综复杂，一旦上升为公众事件，范曾案就不再是简单的江湖恩怨，而更多地具有社会效应和群体性影响。批评与艺术创作的关系，再次成为案件备受诟病的焦点。通常情况下，因为被艺术家或商业资本收买，艺术批评已经沦为印刷在精美画册上的广告词，丧失了作为第三方独立判断的立场，变得软弱无力。“批评”理应是批评家的天职，不受市场的利诱，不受权势的左右，针对作品和现实语境，做出准确而敏锐的判断。犀利、一针见血、有见地的批评，往往带有对负面问题的毫不留情的批判和反思，而更加具有独立性和针对性。如何避免批评成为软广告，而成为真正针砭时弊、具有建设意义的批评，正是每个批评家所面对的问题。

　　郭庆祥所写关于范曾的文章，很多是事实描述的罗列。他将范曾在电视上大谈哲学国学，公开宣称超越大师的说法，与流水线作业的描述对比并列，从而得出此人“虚伪”的结论。从逻辑上看，并没有什么与事实不符，捏造证据，或者构成人身攻击的言辞。法院却将一篇在正常言说范围内，暴露局部真相的文章，宣判为人身攻击，要求作者书面道歉并赔偿7万元，是否将成为司法对批评的粗暴干涉？是否有专家参与认定该文的专业属性呢？是否有人可以指认郭庆祥所说不实的证据？范曾的学生拍的流水线作业的照片，倒是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如果真的维持原判，那么以后不但会使礼品画流水复制的方式更加肆无忌惮畅行无阻，也将使艺术批评的生态环境更加恶劣———以后批评家们只好画地为牢地写吹捧文章，而不能再轻易地指出艺术运行过程中任何不良状况。否则不但要面临人际关系的冲突，还要冒着被法律制裁和赔款的危险。批评就意味着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如果连艺术创作的不同观点都不能讨论，否定创作就意味着人身攻击，还有谁会继续做批评家这个职业？

　　在媒体时代，负面炒作也成了明星吸引眼球的灵丹妙药。打官司双方联手炒作，在娱乐界已成为套路性手法。但是范曾赢了官司，输了名声。流水线作业这层窗户纸被捅破，以及官司效应，确实已经使范曾四尺整张的销售价格由150万跌为100万左右。法院的判决也使本来并无太多人关注的郭文，成为今年的艺术批评里最为著名的一篇。这是范曾打官司的初衷么？(作者为《美术文献》杂志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