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凭

　　艺术圈内从来不缺少新闻，不论是火花擦出来的新闻还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新闻。

　　最近，围绕着范曾流水线作画的是是非非，大概属于前者。

　　我想，说范曾“流水线作画”，他自己是不会承认的。即便某一天如我辈善意揣度的那样，遮遮掩掩地出面招领，也会找出许多托辞，甚至于生出更多的伪饰和虚构也不一定。因此，我们不必在这个话题上过多地纠缠。因为“流水线作画”毕竟只是现象，而现象背后的故意，或曰做人做事的态度，才是更值得我们关注品味的。

　　这些年来，我观范曾，如果用直观的感觉表述，只有两个字，一曰狂，二曰躁，简称狂躁。

　　狂之若何？比较典型的，是他的坐四望五之说。范曰：画分九品，一谓画家，二谓名家，三谓大家，四谓大师，凤毛麟角，五谓巨匠，五百年才出一位，六谓魔鬼，从未见到……我是坐四望五，以待来日。听其口气，俨然是当代画王。然而，历史毕竟不是某些人手中的面团，可以随意拿捏，也不是随口吹出的气泡，看似五彩缤纷，片刻之后便会破灭。大师乎？巨匠乎？个人说了不算，若想成立，需要得到社会的公认和历史的试错验证后才能最后得出结论。

　　大师，一定是某一领域的集大成者。超迈前人，标的新意，全面发展是三个基本前提。这里我们且不说范曾是否符合这三个条件，只就他几十年一贯制的线描，以及始终汲汲于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被画坛早已画滥的古装人物，就已经让人常感视觉疲劳而不厌其烦。难怪有人说，看范曾的画，见一落叶而知秋，只需看两三幅即可，其他的都是大同小异。这其实是另一种不是流水线作画的流水线作画。难道这样的创作也敢自诩为大师甚至巨匠？真是呜呼悲哉，呜呼哀哉，欺我当代无人矣！

　　历史是一面镜子，亦是一块试错的砥石。遍览古今，凡被公认的国画大师，一生中几乎都经历过几次蜕变，几乎都有过衰年变法。这不是什么才情不够勤劳补，也不是简单的这山望着那山高，而是由辩证规律决定的艺术创作的直道通则，是这些真正的大师晚年的闻鸡起舞，英雄凭栏，涵融万汇的泱泱大度，亦是他们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上，一生挥之不去浸润极深的与生命一体的健康人格使然。要知道，他们哪个人不是一生萤窗雪案孜孜矻矻笔耕不辍？一生的追求和努力已然形成了定势，到了晚年，让他们打破定势，否定过去，重新来过，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前路并不是一马平川旌旗招展的凯旋门，更多的可能是充满未知的陷阱，一旦掉下去，就可能前功尽弃，身后留下晚节不保的骂名。然而，他们是艺术的圣徒，亦是精神之旅的开路先锋，正是他们的真诚和执着，为后人开辟出了更广阔的艺术天地，让后人领略到天门洞开的完境胜境。因此，他们受到历史的尊重与肯定，也就是一件必然的事情了。今天，令我非常不解的是，像范曾这样一位有着相当艺术修养的画家，对衰年变法却非常的鄙夷和不屑。曾有一位理论家好心地劝他，你是不是也应该考虑衰年变法了，范用一句“我也不衰”，把这位理论家一下子撞到了南墙。我私心揣摩范的本意，他是非常害怕别人说他老的，他亦害怕别人说他的画法几十年一贯制，已经失去了创新的能力，只能像鲁迅笔下的人物那样，每日靠几颗茴香豆一碗浊酒地在无数的重复中老去。

　　另外，我还从这典型的范式语言中读出了这样一层意思：就凭我老范，还需要搞什么衰年变法吗？小儿科！

　　恕我直言内心的感觉：一介狂徒！

　　人生在世，品性万端，狂是可以的。看看中外历史，狂狷之士，代不乏人。但是，狂是要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你必须将所有的身外之物统统放下，什么名缰利索，什么三姨四太，都须抛诸脑后。如果一方面和孔方兄前呼后拥，千方百计去得到并不属于你的身外之物，另一方面又睥睨万物，对世间的一切都随心所欲地攻击之扫荡之打倒之，这种狂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在炸毁这个世界的同时，也炸毁了你自己。

　　这个结果是一定的。然而，从眼下看，狂也可以成为某些商业炒作的同谋，得到某些眼前极大的物质利益也说不一定，因为有时候，狂常常是与那些真真假假的所谓才华横溢联袂而行的，也能将人暂时蒙蔽，但从长时间看，那肯定是既害己又害人的。

　　范曾的另一个特点是躁。躁者，烦乱不堪，心亦不静，举措失度之谓也。范曾的状告郭庆祥，我看就是其躁的一个表现。其实，郭说范曾流水线作画，本没有什么了不起，是用不着大动干戈的，因为人们的心里都有一架衡量是非的天平，不是某人说说就能使这架天平倾斜的。如果范画内在的艺术品质非常过硬，这点指责，充其量是鸡蛋里挑骨头，绝对构不成致命伤的。由是观之，由躁而虚而生事端，实是世故常情。看来，范曾也无法摆脱这一人生逻辑。

　　人之所以躁，恐怕更多的还是利益使然。有人说，利益是个魔鬼，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许多年来，范曾始终在名利场中行走，已经把自己紧紧地绑在了利益的战车上，是利益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我在内心，是常常为他忧虑和惋惜的，因为他的躁，也是身不由己。大家看到他到处频频现身，到处目无旁物地自擂自说，使人感到他似乎总是在急切地推销什么。我想，状告郭庆祥，即便他不想告，他的那些利益同盟也不会答应。因为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人们往往是只有利益而没有是非的。

　　范曾状告郭庆祥的消息甫一传出，我的第一反应便是想起了当年的王朔骂金庸。金庸以“武林盟主”、“侠风盖世”之身，遭受王朔的无端詈骂，本可以立即施以屠熊伏虎的拳脚，给王朔一些颜色。然而，他却心如止水波澜不惊出奇的平静，犹如泰森在擂台上面对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他说：“不虞之誉不敢当，求全之毁亦属正常”，“上天已经待我太好了，即享受了这么多幸福，偶然给人骂几句，命中该有，不会不开心的”。当我读完金庸的这些话，一种英华内敛渊渟岳峙玉树临风的感觉油然而生。这不就是老庄说的不争之争，无我之我吗？什么是高人，这才是高人！什么是大家，这才是大家！什么是境界，这才是人生的大境界！至此，我又想起了赵本山小品中令人哭笑不得的一句话，我把它稍稍地改动了一下——同样是名人，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大家知道，真正堪称当代大师甚至几近巨匠的钱钟书，从来是淡漠誉毁的。他一生清醒地知道福过灾生，誉过谤至的道理，所以一生甚至有些残酷地致力于不使自己过誉。范曾之所以引起艺术圈内的极大不满，受到许多同道的极大轻蔑，并不是他的画太烂，水平太洼，也不是大家看他挣钱眼红，这些都不是。如果单纯从技法角度讲，他是科班出身，技法也是一流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他的躁，以及由此派生的唯我独尊，唯我独霸，唯我独能让大家非常反感。另外，他的画以及处事的做派，我总感到有些过分的炫技。炫技，实质上是内心深处无法沉静下来的表现，或者是内心想得到的东西太多，一时无法得到全部的满足，便只能靠炫技邀人喝彩，向世界顽强地表现自己不够冷静清醒的存在。

　　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为人，仅一字之差，却判若霄壤，实有云泥之别。范先生知识面的确是很宽，圈内人士20多年前就戏谑他是画家当中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当中的画家。然而，国学滋养并未真正融入他的血脉并成就其人格。比如他著书讲学的老庄，我看他从先贤那里取挹的也只是一狂字耳。而对其“致虚极，守静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则绝不实行。何以如此？我想还是他的心静不下来，名利就像一块磨盘压在他身上，让他左冲右突不得其门而出。他嘴上常说大自由大自在，其实他的心是很累的，是不自由不自在的。范先生若想获得真正的自由自在，一定要从名利场中走出来，从商品中炒作中以及利益链条中走出来，从表面上看似花团锦簇实则危机四伏的海市蜃楼中走出来，回归到画家的本真中去。

　　靠艺术之外的手段俘虏艺术，以供其前驱消遣，长远看是靠不住的。这个简单的道理，贩夫走卒平头百姓尚且了然，已经“凤毛麟角”且近“五百年才出一位”的范先生，焉不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