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从失窃到“十重门”，今年5月以来的故宫博物院，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盗宝的石柏魁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接下来，各种偶然和必然，持续着这场连锁反应。质疑之声呈压倒之势，疑云、黑幕、蒙尘，各种犀利的定性，当然有助于情绪的释放，可是除此之外呢？10米红墙围合的这片天地，从紫禁城变成博物院，已经有87年的历史，但人们的认知和理解，究竟停留在哪里？想象与事实之间，究竟有多远的距离？与其在猜测中下结论，倒不如以此为起点，重启认识之门——故宫是什么？

　　逃脱的盗贼

　　15摄氏度，中雨。这是2011年5月8日北京的天气。雨从下午十五六点开始，持续到傍晚下班时分，间或雷声闷响。这一天是母亲节，世界红十字日，也是全年无休的故宫博物院普通寻常的一个开放日。按惯例，参观时间下午17点结束，开放区域的游客必须离开，工作人员清场排查，各宫各殿封门落锁，一天结束。

　　东十三排这一线，只有岗亭有灯光，当晚值班的警卫师傅已经59岁，年底就要退休。他发现经过的陌生人，冲出去叫住了他，带回岗亭旁边，让他在地上坐下，开始问话。陌生人回答说自己是游客，迷路了，还说自己是山东人。一边是年迈的老警卫，一边是个头瘦小的年轻人，还没问到姓名，时间已经足够双方借着灯光彼此打量。陌生人突然站了起来，朝问话的老警卫师傅一步步走过去，找准一个空当，猛地往南跑了。老警卫反应过来，马上追赶，可他毕竟已经59岁，当时还穿着拖鞋，追出去100多米，再看不到人影。等老警卫跑回岗亭打电话报告，已经错失了第一轮的抓捕时机。

　　那个晚上的对峙，保卫处的人再说起来，真是各种感慨。每个人都难免会做角色互换的设想。王子宁的设想是，就算身上被扎几个口子，也要拼死扑倒这个人。但他也明白，设想没有意义，故宫这样有着各种传说的地方，漆黑的晚上，“那一瞬间的反应，真的难说”。王子宁唯一的庆幸，是老警卫发现了可疑人，“如果他没发现人，第二天却发现失窃，整个保卫处就真是更没法交代，更说不清了”。

　　凌晨3点，搜查还没有结果，王子宁心里实在不踏实，就给保卫处处长韩培福打了个电话。韩培福也没法睡了，立马从朝阳亚运村的家里赶过来。以中轴线为界，韩培福负责西边，王子宁负责东边，一直搜查到天亮，还是一无所获。直到5月11日晚上，警方抓获嫌疑人石柏魁之后，他们俩才知道，5月8日当晚23点左右，石柏魁就已经借助花盆爬上外墙，然后一直走到东南角楼，跳到宫墙外“从东往西数的第六棵松树”上，落地逃走，毫发无伤。1987年的窃贼韩吉林，被围追堵截无计可施，也曾经用类似的方法跳墙，但落地摔伤了腿，被巡逻的警察迅速抓获。28岁，身高不足1.60米，体重只有七十来斤的山东人石柏魁，留下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脱逃纪录。

　　再回忆这个晚上，对于王子宁也是一种折磨。“我到故宫这些年，经历过四次失窃，前三次(注：窃贼分别是1980年的陈银华，1987年的韩吉林，以及同年的向德祥)我都是普通的工作人员，抓贼也轮不上我，自己在旁边激动，那三个贼也都抓到了。第四次，赶上了，我是总指挥，负责决策应对的人，结果，偏偏这一次，贼偷了东西还跑掉了。”他长叹，摇头，“那种感觉，不知道该怎么说”。

　　失守的斋宫

　　故宫的正常上班是8点。开放区域头一天关门落锁的各道宫门，要由故宫开放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一一检查后再打开。直到打开诚肃殿的大门，失窃景象才呈现出来：西侧的一组展柜一片凌乱，展柜和后殿墙之间用做背景的石膏板装饰墙破了一个大洞，殿墙北面的一块玻璃也破了。

　　正在斋宫和诚肃殿展出的，是香港两依藏博物馆的藏品，包括明清家具和上世纪的西式化妆盒，都属于香港人冯耀辉的私人珍藏。展览原定从4月29日到6月27日，刚开展一周。清查之后发现，9件西式化妆盒被盗。通宵的搜查，居然等来了这样的结果，韩培福和王子宁都蒙了。“我们自己也想不明白啊，贼到底是怎么进入诚肃殿的？又是怎么逃走的？警报系统为什么失灵？”所有的疑问，必须回到现场找答案。

　　斋宫和诚肃殿是相连的建筑群，在东六宫南边，与钟表馆相邻。在中轴线上的开放区域里，它们并不是常设的开放建筑。开放管理处处长檀文亭说：“斋宫偶然会用来布展，不过已经好几年没有使用过了。”从展览的人气上比较，斋宫毗邻中轴线，几乎是游客的必经之路，有天然的地理优势。但从展览设施和安保系统的硬件上来比较，修复之后的武英殿、文华殿和午门城楼展室，更适合布展。不管先天条件如何，只要布展，安保都是第一位的。斋宫展览的安保系统有两重，一种是故宫为整个建筑群提供的常设安全系统，一种是布展方为展柜做的安全系统。看起来，5月8日的晚上，两重系统都失灵了。

　　除了中控室的问题，斋宫安保系统里的一个致命伤也暴露出来，西耳房这样重要的机房，居然没有入侵报警装置。失窃之后，故宫请来的专家们一致指出了这个问题，也拿出了解决方案。10月1日，本刊记者实地踏访过工程中的斋宫和诚肃殿，石柏魁留在宫墙上的脚印依旧清晰可辨，补救工程基本完工，容易成为视觉盲点的直角夹道死角，也增设了新的防范措施，更便于封门检查。领路的是中控室的队长傅中胜，说起失窃案，也是长吁短叹，当晚不是他值班。当晚值班的三个人，两名正式员工留院查看一年，一名派遣制员工被直接开除。被开除的那个，是傅中胜亲自从面试的人里挑的：“老实孩子，19岁进来，5年一直不错，本来明年就能排上转正了。”

　　接踵的麻烦

　　失窃的消息，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5月9日上午就知道了，他正在浙江大学出差，马上订了机票赶回来，这是他任期内遭遇的第一桩失窃案。上一位在任期内遭遇故宫失窃的院长是张忠培先生，他很清楚地记得，自己“1987年6月20日到任，7天左右就遭遇第一次失窃，接着是一场雷雨引发的大火，然后再接一次失窃”。接连意外让张忠培意识到，在故宫“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距离1991年的4枚古印窃案，20年来，故宫再无失窃。

　　“失窃是硬伤。”郑欣淼很明白，“暴露了我们的问题，故宫20年没有丢过东西了，确实是容易麻痹大意。”他能做的就是亡羊补牢，查清原因做出补救。一层层查下去，等到石柏魁归案，故宫方面也拿出了自己的惩戒措施，中控室、岗亭警卫和值班的副处长王子宁一干人等分别领了处分，王子宁记大过，扣半年津贴。

　　对于北京警方58小时的破案，故宫方面自然心存感激，想送一幅锦旗答谢，保卫处处长韩培福具体负责。锦旗怎么写？韩培福真没少费心思，还特意找几名同事集思广益。“这是要表达故宫的谢意，不能随随便便写。”一名同事联系了远在外地的岳父，一位当地知名的老书法家，老人家很认真地想了三副对子，依次短信发过来，被挑中的就是“撼祖国强盛，卫京都泰安”。从选定到交代订制，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撼”字有问题。5月13日下午，韩培福陪同分管副院长纪天斌赶去北京市公安局，“到那儿才知道，好多媒体都在等着呢”，“在小会议室搞了一个锦旗交接仪式，好多摄像机都在拍”。

　　等到热烈的场面散去，在场的一名记者最先打电话到故宫办公室，“说‘撼’字用错了”。韩培福也蒙了，当时手头没有字典，就赶紧打电话给老战友们求助。他的一位老领导也是书法爱好者。“他问我是不是已经写好了，我说是，他就说，如果是已经写好了的书法作品，那从书法艺术的角度，也有价值，典故里也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韩培福就把话转给了办公室，办公室据此答复媒体表示“没有错”。于是，从13日下午到16日故宫发布正式致歉声明，“错字门”酝酿成了沸沸扬扬的公众事件。

　　“怎么会没有错？”郑欣淼觉得又好气又好笑，“知道这个事情以后，我就赶紧让他们去把锦旗换回来，另一个就是查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14日中午老纪(纪天斌)就告诉我，已经换回来了，周末我在故宫陪同几位领导人参观，他们也说，老郑你这个字不对嘛，我说是不对，已经换回来了。一些朋友也给我打电话，问错字是不是真的，话说得很直，‘这个锦旗，你们还真是一个敢送，一个敢收’。我不生气，错了就是错了，不可能坚持说没错。”

　　故宫内部对错字的坦诚态度，和在大众传播界面上的表达并没能达成一致，这也是郑欣淼反思的地方。“我们院里当时确实是不对的，从一开始，就没有跟公众有一个良好的沟通。当时考虑的就是先了解清楚细节，可是办公室有同志已经对部分媒体说了没有错，最后调查结果出来，我们实事求是地公布了细节，结果给公众的感觉，反而变成了把责任推脱给底下的人。”郑欣淼开玩笑说，锦旗的故事只能写到回忆录里。“那位老书法家非常自责，觉得自己给故宫抹黑了，很诚恳地发短信来道歉。了解得越清楚，反而越觉得不能说得那么细了，说得太细，是不是大家又以为，故宫更加在推卸责任了？”郑欣淼说。

　　错字的阴影还没有过去，“会所门”又冒了出来。央视的一名主持人最早发布了这则信息，时间凑巧是石柏魁被捕当天，但这条信息被聚焦放大，则是送锦旗之后。建福宫位于故宫西北角，1923年毁于一场离奇火灾，1999年通过国务院批准，由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捐资，在火场废墟上复建，是故宫迄今为止唯一被国务院批准的复建工程。2005年建福宫复建竣工后，故宫方面已经明确表示，将用做接待各国高级贵宾、举办文博学术交流活动、记者招待会等用途，不对公众开放。

　　看到网上爆出来的建福宫会所入会申请表，郑欣淼也是一头雾水，他也意识到，这影响的不仅是故宫的外界形象，还有内部的信任，“必须赶紧查，把事情说清楚”。故宫博物院办公室下设专门的建福宫花园管理科，承担日常维护服务的则是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公司。最后查下来，问题在这家文化公司。这个公司承接下日常维护后，有了更多的想法，还接洽了香港的一些投资商，形成了建全球顶级富豪会所的构思，选择性地发出入会申请表就是他们的市场试水。会所还没有付诸实施，投资方内部就先起了纷争，网络上后来的关键爆料者，也属于与香港资方有利益纷争的局中人。文化公司的行为，已经完全违反了与故宫签订的协议。“协议写得很清楚，承接日常服务的公司不能擅自改变建福宫的用途，有重大方向性的调整是必须跟院里报告的。那个公司也承认了，愿意接受一切处罚。这个事情，我们自己也非常生气，真是所托非人。”

　　问题在于，这个既隐秘又公开的事情，故宫的领导层，从院级领导到直接监管的建福宫管理科，居然全部失察，仅用“所托非人”如何服众？郑欣淼也只能坦诚面对：“假如真是院里做的，要有人承办、要走程序、走公文的啊，院里谁做过这个决定？谁开过会？没有，从来没有。要真的做了，院里这么多领导，七八个院长，我能捂住？开全院大会，我也在会上说，如果大家对建福宫的事情还有意见，可以继续质疑，还可以向上反映。任何事情，我们都是不怕反映的，是坦荡的，但我们的确监管失察，这个是不能推卸的责任。”

　　可是，由“会所门”引发的故宫商业化的讨论，实在让郑欣淼觉得有些委屈，因为他到故宫这些年努力的方向，恰恰是“极力防止商业化”。“2002年我来故宫的时候，到处都是广告，路边的座椅、遮阳伞，上面赞助商的字多大，各大殿门牌底下都是美国运通公司的广告，一直到2004、2005年，广告都无处不在。”郑欣淼说，“看着真是扎眼啊，你再看现在的故宫，现在的环境，还有这些吗？我就坚持，故宫就是要给人一个和谐的氛围。”在去商业化方面，郑欣淼没少做得罪人的事，除了中止合同取消扎眼的广告，还有坚决取消神武门外的停车场，以及要求国宾车进午门之后必须停下。这是他心中“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如果自己都不尊重自己国家的历史，怎么可能指望其他人会尊重？”

　　对于外界揣度的故宫的生意经，郑欣淼也有些纳闷：“故宫是个全财政单位，收入和支出，每一分钱都是财政部给我核的，故宫没有擅自的钱。故宫每天的门票收入，都打入指定的财政部账户；经营都是如实上报的，所有的经营、服务收入，财政部都纳入经费预算。就在6月份，舆论沸沸扬扬的时候，审计署就在故宫，查我们的政府采购，文化部的系统里故宫是最大的单位，审计量够大，审计署也喜欢来查，连续这么多年，我们都没有问题，故宫的账目都是清楚的。”

　　从失窃到错字再到建福宫，故宫完全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连我订的《上海社科报》，那时候都在写‘故宫拙劣的三级跳’。”郑欣淼说，“错字的时候，故宫已经被误解了；到了建福宫花园，还真是底下私自搞的，结果说出来大家更不信了，觉得又是把责任往下推。我真的不怪舆论，假如我不是故宫的人，我看到这些，也会觉得，故宫肯定是不对的。”除了内容表达，还有姿态，郑欣淼说：“故宫不善于跟媒体打交道，过去都是媒体找我们，我们从来不去找媒体，有事情都是我们单方面宣布，媒体还要走后门来求我们，长期下来就养成了不好的习惯，给别人的回应，包括我们对外界说一些话，话太硬，作家韩少功就曾经批评故宫的表达像‘皇帝诏曰’，这确实是我们的问题，缺乏情感沟通。”

　　受损的瓷器

　　神武门进去往西，故宫的办公区域就隐藏在灰色砖墙后面，郑欣淼的办公室里，书架和书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他是个文化人，在官员层面，更是当之无愧的文化人。”这是前任院长张忠培先生对他的评价。64岁的郑欣淼乐趣依旧是读书、写文章、做研究，每一份讲话稿，都不让秘书代劳，要亲力亲为。但他不怎么上网，也不了解事件在网络中的酝酿发酵和几何级数的传播范围。他还在反思，“在应对媒体和公众舆论上，故宫的确是笨拙的，处理这些事情，我们的水平真的是不行，好像到了另一个战场上，没有章法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网络上又投出了新的重磅炸弹——故宫瞒报哥窑瓷器受损。

　　瓷器受损是事实，肇事者是一名科研人员和一台叫做“X射线能谱仪”的设备，就发生在苗建民一手建立起来的实验室。苗建民1986年进入故宫，一路靠自学成长，凭借研究成果在文物科技领域屡获殊荣，现在已经是故宫研究馆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他是典型的理工科做派，钟情实验室研究，面对采访拘谨腼腆，不掩饰电大学历，坦诚自学心路历程，喜悦而不自满，低调谦逊，对知识依旧保持渴望和敬畏。来故宫之前，苗建民在文化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先后在碳十四年代测定实验室和热释光年代实验室工作，到故宫之后，自然也被安排在实验室。

　　那时实验室还隶属保管部，空有名称，“什么设备都没有”，苗建民的工作就是定期去清理和校准库房里的温湿度计。在此期间，他花了一年多时间，观察了解故宫对文保科技的需求，1987年亲自去上海买回了实验室的第一台仪器。“一台X射线探伤仪，大概花了8000块。”直到2005年之前，这都是故宫实验室少有的几台设备之一。这台仪器第一次发挥作用，是对一件青铜器的鉴定。这个锈迹斑斑的器物，造型与纹饰或铭文明显不符，故宫的研究专家认为有拼接的可能，靠传统方法又难以定论。理论上用设备很容易解决的问题，苗建民和实验室的同事们花费了几周，却还是拍不出反映器物内部结构的X光片。他不死心，索性到朝阳医院放射科泡了一天，终于明白问题所在。改变参数之后再检测，照片结果一目了然，器物曾经破损被修复。苗建民的论文《青铜器的X射线无损检测技术》发表在1991年《故宫博物院院刊》第三期。他忍不住笑说：“现在来看，那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检测，没什么技术含量，这篇文章也算不上学术论文，就是实验报告。但在当时的故宫是个新鲜事，也让我特别受鼓舞。”这是他在故宫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也是他研究生涯的第一个里程碑，他有了自信和动力。

　　青铜器、唐三彩、珐琅、琉璃、古瓷器，20多年来，苗建民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展，成果也越来越有分量。他最感激的，是故宫博物院给他的信任和宽松环境。从1986年进来，他真正待在故宫里的时间很少，大量时间都在外面，泡在不同科研机构的实验室里，“借用别人的设备，做故宫的研究”。为了唐三彩年代和产地的研究，他在中科院考古所李虎候先生的热释光年代测定实验室待了整整三年，紧接着从1994到2000年，陆续被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大学几次邀请去做访问学者。“对方提供资金和各种先进设备，让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做研究。”

　　从香港大学结束访学，苗建民才算是在故宫安定下来，他陆续给院领导打过七八次报告，希望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实验室，终于在2005年等来机会，故宫决定成立古陶瓷检测研究实验室。仪器设备的配置和采购，由苗建民一手操办，他胸有成竹，因为“这些年跟文物科技相关的各种仪器，我都亲自使用过，明白它们的特点和差别”。他拿出来的仪器配置方案，在专家论证会上一致通过。2005年10月10日，古陶瓷检测研究实验室正式成立，面积为850平方米，配备了总价1300多万元的20多台设备，包括那台“X射线能谱仪”。

　　苗建民第一次接触到“X射线能谱仪”是在香港城市大学，这种方方正正的仪器，可以用来给古陶瓷完整器物做无损分析，对元素组成做定性和半定量分析，2005年故宫购买的型号更先进。苗建民说，每次检测，都严格遵循故宫的藏品规定，能亲手触碰藏品的只有各库房里有特定资质的专业人员，他们按程序把藏品拿来，放到仪器操作平台上，实验室人员只负责仪器操作，不能触碰藏品。对一件国家级藏品的检测，更是慎之又慎。

　　这台仪器2010年成功检测了50多件珍贵的古瓷器，无一意外。哥窑盘子的检测，是2011年来的第一次，这件瓷器出土的时候被定为哥窑，此次用无损检测可以得到科学的分析数据。7月3日是周日，苗建民在办公室加班，接到实验室常务副主任的短信，商量第二天的瓷器检测。实验室归属文保科技部，那时候苗建民已经升职，既是实验室主任，也是文保科技部的主任。苗建民的意见明确，“检测时必须要两个人在场”。结果，“7月4日早上大概9点40分，当事人打电话给我，她一开口就哭了，说发生了意外，瓷器被仪器压碎了”。苗建民赶到实验室，仪器操作平台上，瓷盘真的受损裂开。

　　哭泣的操作员，2004年实验室筹建之初就在苗建民手下工作，是一名分析化学的研究生，也是年轻的业务骨干。实验室人手紧，最初只有3个人，现在也只有9个，每个人平均要负责管理两台设备。这名操作员去年主要操作的是另一种仪器——“X射线光谱仪”，但她同样懂得“X射线能谱仪”的操作。苗建民说：“购买设备的时候，第一批就派她到厂家专门去学习过。”今年换她来检测，也是实验室里的正常轮换。按照事先安排，陪同她一起完成检测的，是一直负责这台仪器、成功完成了去年所有检测的那名实验室人员。可是，当库房人员把瓷器平稳放置好之后，操作员在没有同事到场的情况下，自己启动仪器开始检测，然后就出事了。

　　“X射线能谱仪”的操作，就像使用显微镜，镜头和载玻片的距离是关键，既要调整到一个适当的距离，又不能过，否则载玻片或者镜头都会受损。只不过，这台仪器不用人工调解旋钮，而是在电子屏幕上输入数据，操作台就自动提升，接近检测探头。发生瓷器被压坏的意外，只有两种可能：仪器异常；或者操作失误，输入了错误的数值。操作员开始一直坚持自己没有失误，而这台仪器的设计程序里，又没有保留历史输入记录的功能。真相到底是什么？苗建民和实验室成员一时间也难以判断。报告了院领导之后，他们在北京大学和北师大等相关专家的参与下，通过各个时段、各种数值的反复模拟操作，与事发时有记录的仪器运转时的页面截图比对，“花了大概两周时间，才得出结论，不是仪器异常，而是操作失误”。

　　接着是跟仪器生产厂家取得联系，讨论仪器的程序调整。“比如输入数字要给出确认提示，记录历史输入，改变危险情况下的仪器应对模式，不能只保护探头，也要保护检测物品，等等。”操作员也终于改变了说法，承认操作失误。苗建民说：“她说第一次输入了一个数字，操作完成之后，目测瓷盘和探头之间还有一定空间，又输入了0.02毫米的数值，结果，这次可能弄错了小数点。”这时候，时间差不多也到了7月底，要交给院领导的报告和检查由苗建民组织来写，还没有完成，已经被网友爆料了。郑欣淼说：“没有人想隐瞒，也没法隐瞒，只是想调查清楚再报告。”可是按照国家文物局的相关规定，虽然故宫一直在彻查此事，但的确没有第一时间上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故宫处理上的这种斟酌，或许也与古陶瓷检测研究实验室相关，这个实验室从成立之初就一鸣惊人，在文物科技领域陆续为故宫赢得了各种荣誉，连自诩在文物科技上实力雄厚的台北“故宫”也自愧不如。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这个事情对苗建民的触动很大，实验室开了很多次会，“调整研究思路，完整器物的检测先不做了”。“文物损坏了，整个过程不可逆，这种损失我们无法弥补。”他本来可以置身事外，却主动请罚，扛下了作为实验室领导的处分。故宫文物管理处处长梁金生手里还有另一份账目，是历年来故宫各种文物的损毁情况，他的感叹是，“出事的大都是研究部门，都是真正想做些事情的人”。

　　藏品的真相

　　关于故宫商业化的质疑之声还没有消退，由瓷器受损开始的一系列网友爆料，再次让故宫成为焦点。新一轮的故宫“黑幕”，全部与藏品相关。刚退休的故宫文物管理处处长梁金生看了网上的一些质疑，惊讶于外界对故宫藏品的了解如此贫乏，也反思，“故宫的确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小系统，不怎么跟外界打交道”。

　　梁金生在内蒙古插队11年，进入故宫已经31岁。“1979年国家刚刚拨了一笔款项用于故宫大修，故宫就从社会上招了50多名维修工，统一招考。”梁金生在工程队干了5年，参与库房维修建设，然后被调到保管部织绣组，后来再到总保管组，跟父亲成了同事。那时候故宫还没有地下库房，都是利用现有的地面宫殿、库房来存放文物。“先天密封条件非常差，门窗不严，风沙一过，满屋子尘土，天天打扫都没用。而那些‘原状陈列’、小范围开放的地方，就算走‘太空步’，脚一落，特别细的尘土就飞起来。”梁金生回忆，“地面不防潮，湿度大的时候地面都长毛。”故宫古器物部金石组的资深库房管理员方斌描述：“库房里后来配了专门的吸湿器，有半张桌子那么大，机器运转1个小时，300平方米的空间，能吸出两到三大桶水来。”

　　做库房维修的时候，梁金生就算能接触文物，也是“搬搬抬抬的事情”，“把要维修的库房搬空，东西挪到别处，修好了再搬回来”。到了保管组，他才有机会真正地跟文物打交道，第一次接触的，就是毓庆宫里成箱的织锦和布匹。“半人多高的大锡箱子，站在旁边手伸不到底，底下的布匹，要爬到箱子里，举着递出来一卷卷地打开，查验清楚是一段还是一匹，再封好放回去。”算起来，这其实是1949年之后的第二次藏品清理，梁金生身体力行地感受到了这项工作需要的无比耐心和细致。到了总保管组之后，梁金生定下了心思：“以我的年纪，再从事专项研究太难了，不如在这里踏踏实实地下笨工夫。”

　　藏品清理就是要摸清故宫的家底，这项浩繁的工程，从故宫博物院成立开始，一直在继续。郑欣淼到任之前，历史上的6次清点，3次在1949年之前，分别是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接收点查，文物南迁之后的点查，以及北平沦陷期间的点查。1949年之后的3次，分别是1954至1965年，1978年至80年代末，和1991至2001年。每一次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历时10年左右。从皇宫变成博物院的故宫，不仅有历代帝王的珍藏，也是一个“家”，一个庞大的生活起居场所，有一应俱全的宫廷物资，和帝王后妃们的生活痕迹。这些东西如何归类？算文物还是非文物？观念一直在变。从2004到2010年底的第七次藏品清理，在文物概念上，有了最大的拓展，把故宫98万余件藏品的记录，提升到了最新的180万余件。

　　郑欣淼研究过故宫的历史，他带的第一个“故宫学”研究方向的博士，毕业论文就是故宫博物院的院史。他发现，“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一直在处理非文物的东西”。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清理，也就是1954年开始的那一轮，主旨是“清理文物，处理非文物，紧缩库房，建立专库”，从1954到1959年，主要是清理历史积压物品和建立文物库房，成立了处理非文物物资审查小组，政务院批示由中央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以及北京故宫共同组成故宫博物院非文物物资处理委员会，先后共处理各种非文物物资“70万件又34万斤”。不同时期被当成非文物处理的种类各异，茶叶、皮件、貂皮，乾隆收藏的“假次画、宗教画”，乃至士兵甲胄都有。“前几年，周海婴先生还拍卖过鲁迅先生买的清宫茶叶。”现在看来，这是对待清宫藏品问题上走过的弯路，但回到特定的情境，这种“甩包袱”的做法，“不是个人问题，是时代民族问题”。

　　文物的观念在变化，历代故宫人对于故宫藏品的认知也在变化，但守护藏品的态度和原则始终如一，这种传承，梁金生最清楚。从1984年开始，他在“文物总管”的岗位上已经27年，成了故宫内部公认最熟悉所有藏品的人。梁金生说，故宫的藏品有两套账，一套是总保管组的总账，另一套是与总账相对应的各个库房的分类账。账目里，一种是“故”字号，这是1962年吴仲超院长任期那次文物清理建立下的故宫藏品账目；还有一种是“新”字号，这是1954年之后给新增文物建立的账目，最乱的是1949到1954年之间的文物，后来专门固定了一个“新”字号的字段。各个时期的账目都传承下来，梁金生特意搬出了60年代总账中的一本，16开大小的蓝布皮账本，全部是手写记录，蝇头小字，一行行清晰工整。这些账目是最原始的依据，每一次清查，新发现的文物新增号段，而原有的文物必须总账与分账、账目与物品逐一对应。

　　故宫的家底，就是靠这样必不可少的笨拙方法清点、记录并传承下来，直到引入电子化的信息记录系统。梁金生说，“每一套总账，国家文物局都是备案的，故宫不可能自己私自改动”，而且，任何的文物转移和调拨，账目上都必须记录，就算是因为人员交接问题，某个时期的分账出现偏差，“对比总账也一定能发现问题”。《故宫博物院藏品管理规定》的草稿，就是梁金生根据工作心得总结出来的。

　　让梁金生觉得最可笑的是关于那五件宋人书札的指控。网友爆料说，由故宫拍下的这五件文物后来重现拍卖场。故宫的文物征集，刚好也属于总保管组的权责范围，收纳新的藏品，是故宫博物院自我丰富的一种方式，通过藏品呈现出不断代的历史和文化。梁金生有写工作日志的习惯，他翻查出了当年的记录：“当时是徐邦达先生给院领导写信，希望故宫能够拍下这五件宋人书札，它们很有价值。院里讨论以后也决定参加拍卖会，但申请经费的时候，却因为数目太高没有得到批准，全部过程都有文件存档。”这件没有完成的拍卖之所以写进了年度工作总结报告里，属于工作失误，然后，被无限放大了。

　　失之交臂的这五件宋人书札，梁金生很惋惜。他回忆，从解放初期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故宫的文物征集一直很容易，“尤其是解放初期，物价稳定，博物馆也少，文物商店把整车整车的文物拉来故宫，送货上门，任由故宫挑选。‘文革’故宫关门期间，也还有好多东西送进来，1966年底，在北展搞的‘红卫兵成果展览’，展出之后全部送到了故宫，当然，这部分后来落实政策的时候全部退还回去了。可是‘文革’结束之后，落实政策的80年代，可能是大家都心有余悸吧，又是一个文物进入故宫的高潮”。转折在90年代中期，“拍卖公司出现之后，局面就变了。80年代我刚负责文物征集的时候，故宫每年给我的征集费用是1万元，到了90年代初期，是每年10万元，到了1995年，征集费预算已经到了1000万元，都是拍卖公司抬起来的”。

　　故宫是拍卖公司喜欢的客户，故宫的名气就是提升拍品价值的最好宣传，但他们却并不会因此给故宫最公道的价格，遇到不厚道的拍卖公司，还会故意设局找人假扮买家抬价。梁金生记得，有一次拍卖，他进场后故意没有跟拍卖公司的人打招呼，坐在角落里，举牌几次之后，就再不动声色，看着价格被一路抬上去。到最后，场面上是神秘电话竞拍者胜出，但现实里，是拍卖公司不停地给故宫的领导打电话，追问故宫的竞拍者到底去了没有。最后，拍卖公司的把戏被戳穿，梁金生不仅用事先协议的价格拿走了拍品，还成功砍掉了交易的佣金。只不过，这些风光的故事只是少数，故宫的财务预算制度和文物价格的直线提升，已经让这条收集文物的路径越来越困难。“按故宫的规定，今年必须做出明年的征集预算，但是文物可遇不可求，我怎么知道明年会出现什么东西？”

　　关于藏品的诸多爆料出处何在，郑欣淼和故宫内部很多人心知肚明，只是不愿说破。“利益之争哪里都有，故宫是个老单位，也是个有各种告状的地方，历史上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就被诬告盗宝，只是为什么出于私念，却要赔上整个故宫的名声？”

　　故宫的定位

　　郑欣淼就任之前，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职位已经空缺了11年。张忠培1991年卸任之后，一直没有任命新的院长。郑欣淼是陕西人，从地方干部做起，1992年调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继而担任青海省副省长，因为做眼睛手术必须离开高原，才到了文化系统，历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和文化部副部长，就此与文物结下渊源。2002年，故宫成为文化部直属单位，同年10月10日，郑欣淼就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10米红墙里的天地，对时年55岁的郑欣淼来说，也是全新的开始。“故宫是个老单位，1925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从解放以来，总共16年没有院长(1952到1954年，1984到1987年，1992到2002年)，实在千头万绪，我很有压力。也有人说，不能拿历史问题当借口，但故宫确实是个有历史问题的老单位，牵涉到方方面面，这个不是我能抹掉的。”他说。

　　上一任院长张忠培也有同样的感触，他是故宫院长职位空缺4年后的继任者，1987年6月20日正式就任。这位北大考古系毕业的高材生，在吉林大学任教30年，一手开创建立吉大的考古学科，只想站在考古学术前沿搞学问，对于故宫博物院院长的任命，心中虽然并不情愿，但也决心有所作为。保卫处副处长王子宁对这位老院长印象深刻：“夏天穿着大裤衩坐在门边搓着脚跟警卫聊天，朴素得像个农民，但是只要一谈起学术，完全换了一个人，是位令人真心钦佩的学者。”张忠培用学者眼光对故宫做了一个初步评估：“四大优势只剩了一个半——学术研究上已经远远落后于考古学术的发展，宫廷文物这一块没有地位，古建筑这一块好一点，优势领域就是保存的传世文物。”

　　这个院长该怎么当？故宫到底该如何定位？如何发展？张忠培还记得，“全院开会讨论，说得最多的是管理传世文物的部门，古建部的人也发发言，宫廷部没人说话。专家们也有各种意见，提出故宫应该办成艺术博物馆。我的想法是，应该区分故宫和博物院，故宫有两块牌子，既是国宝，又是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那故宫的特色应该突出两方面，一个是传世藏品，一个是明清故宫，历代王朝缩影”。讨论没有结果，但张忠培想清楚了，“少说多做，先从规章制度建设开始，让各部处权责分明”。他从1988年开始故宫的奖金改革，希望“在不伤害任何人利益的前提下，实行按劳分配的竞争机制”。

　　张忠培还做了另一件硬碰硬的事情，重新做产权登记，收回故宫不同时期被划拨或者被其他单位使用的房屋。“我来的时候，故宫的房子有14个单位占着”，其中就包括端门地区。端门外1917年就被划拨给了历史博物馆，张忠培回忆：“在公安部门的主持下，1988年我跟当时的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坐下来谈，我们是北大考古系的同学，都是苏秉琦先生的弟子，我们达成了协议，端门地区的产权归故宫，但历史博物馆可以使用，继续租赁经营用以补贴开支，一直使用到他们盖好新馆。如果万一那时候福利还不行，也可以继续使用，但最终还是要归还给故宫的。”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后来合并成立国家博物馆(微博)，国家博物馆新馆2011年才竣工。张忠培定下的协议，终于在郑欣淼的任期得以实现，郑欣淼说：“今年4月30日签的字，11月端门所有的经营户必须退出，到时候天安门管委会将协助我们收回，具体怎么把端门利用起来，我们还在考虑，可以保证的是，游客再也不会看到那些闹心的历代太监宫女展了。”

　　郑欣淼比张忠培幸运得多，他赶上了故宫百年大修的历史机遇。工程计划长达20年，每年投资1个亿。上任之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与郑欣淼谈话，就特别指出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主持故宫大修。郑欣淼正式上任后不到一个月，故宫大修启动。作为初来乍到的“新故宫人”，他在千头万绪里开始了他的任期——维修方案怎样制定，招标工作如何进行，组织机构如何设定，任务如何计划分配，等等。除了古建修复本身的各种不确定性，还有社会上的各种争议之声。“背景也很复杂，当时不光故宫，颐和园、天坛都在修，一些国际组织在质疑中国的修复方法。其实，修的范围、进度都可以商量，争议关键是我们的方法和工艺对不对。”

　　郑欣淼选择的应对方式，与当年的张忠培很相似，埋头做事，不争辩。修复之后的武英殿和太和殿就是答卷。“武英殿我们经验还不够，更换琉璃瓦时新旧分开，所以新的那半看起来特别亮，批评我们的人也特别多，说故宫修得金碧辉煌像影视城，其实新的琉璃瓦都有火气，太亮，过两三年之后就好了。等到太和殿工程，我们就吸取了教训，8万多块琉璃瓦，全部拍照，每块瓦都编号记录，哪块需要换，哪块不需要，哪块只要上釉，哪块要连泥坯一起更换，一块块来处理。”关于故宫大修5年的阶段性成果，已经在2007年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得到了肯定。“22个国家的40多名专家，3个国际组织到太和殿现场考察，那些外国专家都明白了，东方的建筑是不一样的，材料不同，工艺不同，维修的方式肯定不同。”众口难调，关于故宫大修的争议当然还在，但郑欣淼和故宫的修复团队已经有了底气，“中国式的修复方法已经得到了国际的认同”。

　　郑欣淼和张忠培一直保持着联系，两位老人常常在电话里探讨，求同存异。张忠培的任期只有“2年1个月13天”，他因为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1989年8月被停职，1991年卸任，各种构想，空成遗憾。但他在郑欣淼身上，看到了诸多构想的实现。他对郑欣淼的评价是：“这个院长没有选错人。”郑欣淼也觉得，他们对故宫的思考有许多共通之处。回顾9年任期，郑欣淼的自我总结很简单，一只手就能数完：“故宫的百年大修，第七次藏品清理，提出‘故宫学’研究，两岸故宫交流和故宫的国际交流。”总的方向，是让故宫以开放的姿态，与外界有更多的互动，公开化，透明化。“比如我们正在编辑出版的500卷《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这是第一次透彻地向公众交代故宫的家底，让全社会来监督。”郑欣淼也希望藏品大系能够澄清一种误解，就是北京故宫只有皇宫，好东西都去了台北“故宫”。“台北‘故宫’的65万件文物，38万件是档案，近20万件是图书，真正的书画文物只有10万件。好多人喜欢拿台北‘故宫’跟北京故宫比，其实两者差异很大，台北‘故宫’是公务员建制，跟我们的很不一样。”

　　其实故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像“文物总管”梁金生形容的那样，就是一个封闭的小世界。开放管理处处长檀文亭回忆，故宫的游客从“假日经济”、“黄金周”的概念提出之后，才开始增多，游客暴增则是2008年奥运会之后，2009年10月2日，是故宫历史上游客最多的一天，14.8万人。“那是什么概念，外面，从午门排到端门外，全是排队的人和旅行社的各色小旗子，里面，高个的只能看到人头，矮个的只能看到别人的衣服。游客散后，一地垃圾。”这种压力还在持续，2011年的国庆，虽然故宫已经做出了每日限流8万人的方案，并且提前通知公众，但从国庆当天开始，游客压力就在持续增加，同样在10月2日、3日呈现井喷态势。就算没有之前一系列的是非和争议，这种旅游压力，也必然让故宫要越来越多地全方位接受公众检视，这是发展的必然，也是公众对博物馆文化需求的进步。

　　主管经营的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曾经是国家文物局第一任博物馆司司长，他一直在思考博物馆文化，他觉得：“欧美国家，博物馆已经成为公众日常文化消费的一个部分，但我们的博物馆意识，远没有深入人心。”“中国以文保单位为依托的博物馆占了1/3，到底应该以什么眼光和理念，来传播这种以藏品为主的博物馆文化？如果大家说起故宫，都是经济换算，动辄是里面的什么东西值多少钱，其实应该由故宫来反思，你给公众提供了什么精神层面的东西？这是问题。”72万平方米的故宫，开放区域已经将近1/2，蜂拥而至的游客们兴趣点究竟在哪里？除了拍着故宫的门钉，激动万分地说终于看到了皇上住的地方，还有什么？那些已经被磨得锃亮的门钉，都是附庸传说和走马观花的印记。

　　10月2日，国庆游客最多的那一天，本刊记者再次到访故宫，上午9点半，整个中轴线上，已经水泄不通。而故宫陈列部精心布展的三个主题展览，武英殿的书画展、文华殿的瓷器展，以及午门城楼的兰亭展，却游人稀疏。这三个展室都免费开放，有凝练的主题，展示着诸多传世文物，还配备了现代化的展览解说和演示系统，就算对这些主题从不了解，也可以通过现场电子设备的辅助，开始一段中国传统文化之旅。可惜，这些稀疏的游人里，愿意静下心来欣赏的人更加少，许多人只是匆匆绕场一圈，无视禁止拍照的警示，拿着相机或者手机，趁着工作人员不备，偷偷按下快门，闪光灯此起彼伏，闪过那些传承百年千年的传世文物。午门兰亭展里的工作人员们，一上午都在重复同样的话——“请不要拍照！”从最初的客气克制，慢慢变得不耐烦和生硬，但他们的努力，旋即就被更多的闪光灯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