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宏 

　　佛教大约于公元前1世纪传入我国的边疆，再经西域从丝绸之路传至中原。此后，陆续经历了胡汉并存阶段，汉化(中国化)阶段、世俗化阶段和多元化阶段。乃至今日，佛教文化在中国大地上呈现出多元素、多层次的发展态势。鉴此，中国佛教艺术也顺应佛教文化的发展，并且依循自身的演变轨迹，显示出旺盛的冲击力和生命力。作为佛教造型艺术之一的佛教绘画亦是如此。礼拜者和观赏者可以通过大量遗存在国内的石窟造像和壁画佛像(石窟壁画、寺庙壁画等)，去解读、品味不同佛菩萨所具有的地域特色和时代气息。也能够体悟到佛教经仪、礼忏、唱诵所营造的宗教氛围和佛国境象。其中就包含有象“凉州模式”、“云冈模式”、“龙门模式”、“长安模式”、“青州模式”等佛像模式给人们带来的惊诧与赞叹。同时，也能够一睹象张僧繇、陆探微、曹不兴、吴道子等画佛圣手所留下的佛教艺术结晶。每当虔诚的信徒们在礼佛、念佛、观想、坐禅时，不由想起正是这些丹青妙手、造像良匠才给尘世留下了珍贵的佛教艺术财富。同时，由衷地感激于他们再塑圣像、图写佛影的功德。感叹于此，默默诵念：阿弥陀佛，善哉！善哉！然而，大凡古人留下的圣像佛影、佛氏众像，似乎多添了一些肃穆、伟岸，淡薄了一些亲切、平和。

　　时至今日，陶宏君彩笔一转，色调一敷，绘制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诸佛与菩萨像。其千姿百态之造型，眩目灿烂之色彩，辅陈出宏大而绚丽的十方佛国图像：这里有正面、侧面、半侧面——不同面相的佛菩萨；有平视、仰视、俯视等视角的诸佛像。这些不同面相、表情、姿态的佛菩萨，或肃穆庄严，或怒目圆睁——凡此种种，法界仪轨所及的“相”与“好”，红尘世俗变幻的人生百态，一跃在这里崭头露角，随势在这里频频转换。惹人注目的则是那些非同一般的笑：神秘的笑，奇诡的笑，慈祥的笑，儒雅的笑；憨直的笑，娇媚的笑；冷峻的笑，微妙的笑——凡此种种，难以用语言一一准确以表述。赏读之下，可以见著，陶宏君的别出心裁，就在于集中突出了佛菩萨的头像，简省或虚化了佛菩萨习惯依凭的衬景：头光、背光、身光、佩饰、图案等等，而是拈用中国画的空白来布局，意在让观赏者用想像去补充、去重构。

　　陶宏君的聪睿之处，在于他不受即定造像模式的羁绊，不拘泥于《造像量度经》的制约，刻意打破了时空关系，唯据“心象”表达的需要，自如地塑出一己喜爱的佛菩萨形象。陶宏君的奇创之处，在于他适度把握了绘画语言的清晰与模糊、交接与过渡、硬度与柔和，光感与投影等质感与量度。陶宏君的大胆之处，在于他擅用饱和度较高、较纯的色度，去调配整体和纯碎，“随类赋彩”地涂抹出金黄色调、青铜色调、玫瑰色调、紫藤色调、斑石色调、古玉色调等——这些具有古艳意味的色调。再通过不同的光源照射，聚集且显突出佛菩萨的多样神情或性格，高度概括了圣像所赋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其神奇微妙之处在乎观者去悄然领悟。

　　当然，在陶宏君的笔下，曾出现过世俗崇拜与佛国向往合二为一的景象，也出现过中西绘画语言交融互渗的迹象。笔者认为：这大约是他率意而为之所孜孜追求的意趣。

　　陶宏君笔下的佛菩萨形象，自有表现过去、现在、未来的佛性、愿力、禅思、妙好的内涵——概言之，自有观想念佛、礼忏行仪等法定程序所构筑的佛陀世界和天国境象。他的艺术理想，旨在用自己特有的佛学情调、审美方式和艺术语言去营造这样一种气氛及境象：

　　大地广众生，皆有空佛性。十方无等侣，慧光照一切。